憩园讲坛 | 沈从文这个人——前半生经历、文学和思想（讲座内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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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10日是沈从文逝世30周年。张新颖教授在“沈从文的前半生”讲座中说“他是一个不断的从自己的经历里面寻找力量的人”。本期刊出张教授讲座内容选摘，让我们在体会沈从文的生命体验的同时，缅怀这位伟大的文学家。

　　沈从文

　　原名沈岳焕，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沈从文这个人

——前半生经历、文学和思想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沈从文的后半生》，现在又写了一本《沈从文的前半生》。从我对沈从文的理解来说，沈从文的生命的阶段性特别明显，每一个阶段又特别重要，没有一个阶段的生命历程是可以忽略的。沈从文的生命阶段可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在这之前他是一个写文学的人，在这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搞文物研究的人。在他的前半生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他出生，到二十一二岁时离开湘西，这时一个年轻的生命形成了；第二个阶段，是他二十一二岁到北京开始写作到一九三七年，他从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写作的人，变成一个备受瞩目的作家，他最好的作品《边城》《湘行散记》等都已经写出来了；第三个阶段，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大家都觉得沈从文已经写得这么好了，期待他接着写下去，但是，从那时到一九四九年这段时间的沈从文，是一个非常苦恼、痛苦、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的人，是一个不断在想问题的人。这个阶段以往被介绍得比较少。

　　从我写作传记的感受来说，《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个非常单一的调子，叙述越来越压抑。他的生活空间基本上在现在的北京，在一个北京的小房子里。写作的人都很难受，更不要说写到的人经历这样一个生命经验。所以他的后半生写到后来我都不想写了，想赶快想写完。不过，写《沈从文的前半生》要比写后半生愉快得多。他前半生比较丰富，有很多不一样的色彩。他的世界也比较宽广，从湘西到北京、上海、青岛、武汉、云南等地，是一个在不断动荡的人。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把写作的空间打开了。而且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个人的生命也在发生变化。写前半生的时候，感觉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希望出现，这对写作者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读者读起来也会比较高兴。

　　沈从文生命的不同阶段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不同的生命体验成就了沈从文这个人。

座无虚席的讲座现场

过去所有的“我”累积造就了现在的“我”

　　经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沈从文是五四以后的一代作家。五四对于中国人来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一代人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原来的没有思想、没有主义、没有理论的阶段，到一下子接触到一个新的思想、新的主义、新的理论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被描述为一个启蒙的震惊感。一个人原来活得浑浑噩噩，一下子接触到新的东西，会忽然的觉醒。这样的经历是那个时代震惊性的经历，这个震惊性的经历带来的是，我以前那样的生活是浑浑噩噩的，我以前的那个生活是不知道有个自我的，我以前的那个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后果就是，我接受的这个新的思想，否定了我以前的经历，从我接受了这个新的思想起，我变成了另外一个“我”，变成了一个“新我”，这个“新我”和“旧我”是割断的、不同的。很多作家叙述里面会有启蒙带来的震惊，“新我”的诞生，“新我”和“旧我”的割裂，“新我”对“旧我”的否定，很多不是作家的人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个叙述的模式。

　　可是沈从文不一样，在他身上没有经历这样一个启蒙的过程，他没有震惊的感觉。他的那个“我”，是过去的、以往的所有的日子的那个“我”，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到今天变成的这个样子。所以今天的“我”，是以往所有生命的总和造成的这个现在的“我”。我们现代的自我，强调的是我对以前的经历的否定，是一个思想、理论、主义催生出来的这样一个“我”。所以经历在不同人那里变得不一样，这个经历对沈从文来说变得特别的重要，重要到，如果“我”没有以前各种各样的经历就没有现在的“我”。可是我们在新的叙述模式里面，会说如果“我”没有接受那个新的思想和观念，我就不知道有“我”，这完全是两种表述方式。所以我们在一些觉醒了的作家回忆以前的时候，对自我是否定的，而沈从文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经历对他特别的重要。

　　这些特别的经历离不开他的老家凤凰。“古怪”是沈从文老家凤凰的一个特征。一方面凤凰在地理上很偏僻，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从北京走了一个月才回到他的老家。另外一方面那里思想又很活跃，它是湘西的中心，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在清末就有留学生、兵工厂、报纸。能够把不同的矛盾因素融合到一块，是凤凰的一个特征。当时清朝为了杀苗民，将军队派到凤凰这里，在这里杀人无数。唱完社戏的戏场变成了杀人的刑场。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其实都是被鲜血染红的。同时，这里也是一个不同民族杂处的地方。所以，凤凰这个地方的“意识”渗透到了沈从文敏感的生命里面，构成了沈从文复杂的生命活动，拉开了他的生命活动的张力。他身上带有的信息就和我们不一样。这样的信息会在他如何看待人、看待世界、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待文化、看待历史，等等方面，起到作用。

　　《从文自传》是沈从文的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本书是在他三十岁时写他二十岁以前的经历。每到生命重要的关口，他都会写自传，重新回顾自己的生命，从这里来获得支撑个人的力量。在一九四九年他面临着一生最大的危机的时候，他的精神处于混乱当中的时候，他又要写自传，虽然只写了两章多。但是，他重新叙述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叙述的目的是要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支撑的力量。

　　所以一个不断的从自己的经历里面寻找力量的人，和一个从否定自己的经历而成长出一个新我来支撑自己生命的力量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张新颖老师与观众互动交流

他写乡土，但他的文学不是启蒙模式的乡土文学

　　沈从文写的东西不是“启蒙的”。我们通常讲沈从文文学的时候，把沈从文讲成乡土文学。但是，这是不够妥贴的。因为乡土文学的主要的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城市化不发达，主要的新文学作家有农村生活或者小镇生活的经验，当他们来到城市时，接受到新思想之后，他们带着那个新思想给他们的启蒙，重新回头看他所离开的那个乡土，他发现他的乡土有很多问题，他的乡土是愚昧的、落后的，乡下人是不讲卫生的、随地吐痰的。他觉得我醒了，你们还在睡觉，我要把你们叫醒，这样的乡土文学内含了启蒙和批判的眼光。可沈从文不是。沈从文写他的家乡的时候，他描述他的家乡的美好，人的朴质，生活的健康。他写的乡土，和启蒙文学的乡土完全颠倒过来了，我不需要回去叫醒他们，我跟他们比没有那样的优越感，而我到城市后，那些勇敢、天真纯朴的东西被我丢掉了，我要回去重新把这个东西找到。他在一九三四年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他太太写信，他说船经过两岸，岸上这些人我太熟悉了，五四以来以他们为对象的我还是唯一的一个人。他把他的文学和整个潮流的文学不同强调出来了。他是按照他们本来的那个样子把他们写出来，而不是在一个潮流里面。沈从文觉得中国社会还有很多的问题，反而是需要到乡土去找解决办法。因此，我们从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找不到特别强烈的模式化“启蒙”。

观众认真听讲做笔记记录

从生命经验出发的思想

　　有的人批判沈从文，说他的文学没有思想、很苍白。有的人很欣赏他，为他辩护，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思想，没有思想也可以很好。这样的说法，无论是说沈从文的文学好还是不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他的文学是“没有思想”的。可是，沈从文是有思想的。只不过他的这个思想和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个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为的思想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要学习它，然后接受它，然后它变成了我的。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话，用思想来武装自己，就是说思想不是你的，是外在的东西，你可以拿来作为一个武器。可是思想也可以是一个动词，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去思，要去想。之所以要去思、要去想，是因为一个人活到这个世界上，跟周围的世界发生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带着他生命的经验，他从生命与世界发生摩擦的痛苦的经验来思考，来想问题，这叫做思想。如果这是思想的话，这个思想就不是可以从外面拿来接受的，而是从你的生命里面成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是有思想的，而且是一直在思想的那个人。可是这样从自己生命经验出发，和现实摩擦所产生的思想，是不太容易贴上标签的、是不太容易被辨认的、不太容易合流的。

　　沈从文最有名的小说《边城》，被认为是写了一个类似于桃花源似的地方，说那里人很纯情、地方很美，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沈从文认为，你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所以在《边城》那个开头的那个句子，“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反复的用“有”。“有”是存在的意思，沈从文告诉你存在这样的地方。有人的健康的存在方式，有这个民族的精神的本根。

　　民族精神的本根，是鲁迅用的说法。鲁迅说，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本根剥丧，神气旁皇”。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激烈的批判，几千年的文明，他有一个很通俗的比喻——染缸，好的东西到了那个“大染缸”里一染，就变了。而民族的本根、民族的生气和没有经过污染的心灵，这些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民族要恢复生气，就要找到本根，要找到本根就要越过传统，回到“古民白心”。沈从文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他把鲁迅的这个越过时间的寻找，变成向偏僻的空间的寻找。有一句话叫“礼失求诸野”，把“礼”字换成古民白心、民族的神气、民族的本根，我们可以到偏僻的地方去寻找。为什么到那个地方寻找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经过鲁迅所说的“染缸”，在没有经过坏的文化污染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民族的健康的心灵、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写《边城》的时候，后面也寄托着那几代人为这个民族寻找本根、恢复理性、恢复重新健康的努力。

　　沈从文一直说他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当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意义上的乡下人。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乡下人，是孤陋寡闻的、没有见过世面的、知道东西很少的人。可是沈从文是一个见多识广、经历那么丰富的乡下人。同时这个乡下人固守着乡下人的思维模式。我认为沈从文在强调他乡下人的时候，他的意识里是强调乡下人的思维模式。他要自己看到，要自己的生命体验到，他从实际来做出判断，而不是从理论来做出判断。而我们还习惯从理论、概念、逻辑出发。我们从这样的观念来看沈从文的时候，会误解沈从文是一个固守传统文明的人。

　　小说《长河》里他写道，他的家乡吃桐油。桐子收了后送到手工业作坊，小作坊榨油出来。这种小农经济的手工业作坊，将被先进的现代化的炼油厂的生产方式替代。可是沈从文不会简单的看这个问题。他借着小说里面的人物来说，现代炼油厂是有限股份公司，省长、军长，委员等有权利的人在厂里占有股份，当炼油厂成立的时候，首先关闭各个村里散落的小工业作坊。要炼油时，从农民手里收购原料，收购原料的价格是由工厂定，榨出油之后，再把油卖给农民，这个价钱还是工厂定。这样以现代的面目出现的代替所谓的落后生产方式的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在沈从文的描述里面就变成了一个权力和金钱勾结的，以现代的名目出现的与民争利，再重新给老百姓增加一层剥削的生产方式。说沈从文留恋过去牧歌的生产方式，反对现代，这种结论这个太简单了，他们没有看到沈从文看到的东西。这样的沈从文是没有思想的人吗？

　　沈从文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而这个思想从自己生命出发，是很痛苦的。到四十年代以后，国家越来越坏，先是抗战救亡，到好不容易把日本人打走了，内战又打起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变成了一个民族自杀的悲剧。他就呼吁我们这个民族不要自杀了，要用爱和合作代替政治、战争。这也是从他自己的自身的经验出发的。沈从文的家乡凤凰，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地方从十六岁到四十多岁的男人都快打没有了。亲人、朋友、老乡，都打仗死去了，我们怎样建设一个未来的新社会呢？所以沈从文说民族自杀的悲剧的时候，里面包含了他切身感受的生命痛苦。

　　到了一九四九年后，他又变成了一个研究历史的人。

注：此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选摘。

张新颖老师为观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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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