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陈子善：郁达夫的东瀛十年与“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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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

东瀛十年与“私小说”

文 | 陈子善

　　谁都难以否认，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中风格独特的一位，同时也是最易遭人误解的一位。我说“20世纪中国作家”，而不按以往的习惯说“中国现代作家”，是因为郁达夫不但在新文学，即“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领域里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旧体诗词创作上也是卓然成家，是吴梅村、黄仲则一派的传人。这样穿梭于新与旧、博古又通今的作家，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其实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即使名气比郁达夫大的郭沫若，人们拿他的“诗人气质”来为他的一些实在有悖知识分子良知的言行辩护，但他后来的旧体诗词写到了“顺口溜”的地步，我们也只能摇头而无话可说了。我承认郭沫若才气横溢，我也承认郭沫若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杰出贡献，但在这两位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所谓“孤竹君之二子”中，我一直认为郁达夫真率可爱。

　　留学东瀛十年，在郁达夫的生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的新文学创作就是在日本起步的。他那部新文学史上第一本，同时也是惊世骇俗的短篇小说集《沉沦》，所写的全是留学生涯的悲欢离合，《沉沦》和《银灰色的死》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其实都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正如他一再申明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当时我国青年学子在日本所经受的中西、中日之间的政治激荡和文化冲突对他们的心理和生理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些小说中真是表现的淋漓尽致，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撼。相比之下，近年出现的一些“留学生文学”，反而逊色多了。

　　人们在谈论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时，经常引用郁达夫那篇有名的《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中回忆他留学初期，即1914年7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之后读书经历的一段话：

“

　　这一年的功课虽则很紧，但我在课余之暇，也居然读了两本俄国杜儿葛纳夫（今译屠格涅夫——笔者注）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和西洋文学的接触开始了，以后就急转直下，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者注）、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

”

郁达夫著《沉沦》民国三十六年一月版书影

　　证之以《沉沦》一书三篇小说中所提到或引用的欧美作家，就有歌德、尼采、叔本华、海涅、彭斯、华兹华斯、拜伦、济慈、斯蒂文森、道生、吉辛、J·汤姆逊、卢梭、雨果、威廉·亨利、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邓南遮、爱默森、梭罗等，甚至还有《圣经》，还有瓦格纳的歌剧《汤豪塞》，确实够惊人的。其中有些人直至今日，国内还未认真介绍过，足见郁达夫回忆不虚。但郁达夫接着所说的“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未免有些夸大。若以一千部小说计，4年之中每年要读250部，平均3天至少读2部，郁达夫英文和日文造诣再高，再囫囵吞枣，恐怕也是来不及的。

　　当然，郁达夫的“读小说之癖”在留学日本时养成，创作小说的冲动在留学日本时萌芽，这都是毫无疑义的。郁达夫的小说，特别是早期作品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现在也已成为郁达夫研究者的共识，早已有论者把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作过比较，现在又有论者把郁达夫与永井荷风进行比较的，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只是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至今未曾注意到郁达夫在《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中紧接着上录引文之后所说的两句话：

“

　　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

”

　　虽然郁达夫在这里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说明，但却透露了一个颇为重要的信息。我感到兴趣的，是郁达夫留日期间在日本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是指哪些作品？郁达夫到底读过哪些“软文学作品”？这些“软文学作品”对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如此等等，我认为都是值得认真探索和研讨的。

　　郁达夫早年的日记还有相当部分幸存于世，但在这些日记尚未全部公布之前，上述疑问恐怕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解答。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郁达夫所谓的“软文学作品”，并不包括欧美经典名著，而是专指日本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流行文学，特别是“性文学”作品。有意思的是，《沉沦》书中提到和引用了那么多欧美作家，可谓包罗万象，提到日本作家的作品却只有唯一一部，就是《南迁》中“伊人”所读的“一册当时新出版的日本的小说《一妇人》”。据查考，《一妇人》是有岛武郎的长篇代表作，先连载于1911年1月至1913年3月的《白桦》杂志，后于1919年6月由东京丛文阁刊入《有岛武郎著作集》第8、9辑中，恰恰也被归入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性文学”之列，虽然论者同时指出，在描写“灵与肉”的冲突中，《一妇人》对“性爱”的表现还很拘谨，与真正的“性文学”尚有相当距离（参见榛叶英治《明治、大正、昭和前期作家的“性”描写》，收入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92年7月初版《性的文学》）。

　　郁达夫的文学主张曾受有岛武郎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他的《文学概说》部分章节最初发表时，郁达夫就坦率说明：编译“此稿所根据的，是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的头上的几章”，“拾人牙慧，毫无新意”。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有可能受有岛武郎影响，却长期为论者所忽视。我之所以说“有可能”，是因为这需要细心的爬梳、辨析，远非《南迁》中提到一句就可坐实的。何况《一妇人》一般认为是“纯文学”而不是“软文学”。像相传是芥川龙之介所作的《戴红帽子的女人》和相传是永井荷风所作的《写在榻榻米移门上的小说》等大正时代著名的“艳本”（真正的“性文学”作品），因在极为有限的范围里私下流传，郁达夫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未必能够读到，看来郁达夫所说的使他心醉神迷的“软文学”还得另行追寻。由于条件的限制，我只能提出这个有趣的问题，无力作深入的研讨。但我总觉得郁达夫早期小说与日本当时正在兴起的“性文学”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循此思路查考下去，也许会对近年来相对停滞的郁达夫研究注入活力，开辟新径。我期待着郁达夫研究的新突破。

　　话扯得太远了，该回到靳飞兄伉俪编选的这部颇有特色的《郁达夫谈人生》上来了。

　　靳飞兄爱读郁达夫的作品，对郁达夫有独到的认识，这有他的洋洋数千言的《达夫文痕人迹》为证。他根据自己的独到认识分门别类，精心编排的这部选本清晰地展示了郁达夫的人生态度和复杂性格，凸显了郁达夫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一个作家就是那个执笔写作的人，而当他的生活被加以讨论的时候，就像是他的作品的一个译本。郁达夫的作品屡遭严重曲解，他的被人议论纷纷的生活更是成了拙劣的译本。他的“醇酒美人”长期为人所诟病，直至今日，他在1930年代中期的“婚变”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坊间一些浅薄无聊的传记和选本又大肆渲染，甚至把两位早已分道扬镳的当事人的文章作为“夫妻”创作合编成一集，愈加不伦不类，着实误导了不少读者。读一读这部严肃的而不是哗众取宠的选本，是可以驱散笼罩在郁达夫身上的许多迷雾的。

　　靳飞兄在《达夫文痕人迹》中引用了郁达夫1915年秋在东京所作的七律《日暮过九段偶占》，这首颇有情致的诗是我18年前翻阅上海《神州日报》时发现的，全诗如下：

偶来闲处得闲行，紫陌凉风解宿酲。

树底金铃秋放鸽，城闉笳鼓夜巡营。

遥街灯火黄昏市，深巷帘栊玉女笙。

稳步不妨归去晚，银河清浅月初明。

 靳飞、靳学卿编《郁达夫谈人生》1998年版书影

　　没想到18年后的今天，我也到了东京，也是在日暮十分，与靳飞兄一起来到景色宜人的九段，边漫步边讨论郁达夫。只是今天的东京早已不是当年郁达夫笔下的东京了，除了本乡东京大学附近据说还有郁达夫当年居住过的“学生寮”和消磨过时光的幽雅的咖啡馆，像九段，以及上野、不忍池等郁达夫诗中吟哦过的所在，虽然仍为东京名胜，也早已面目全非，难以探访郁达夫的足迹了。然而，能在郁达夫生活过的东京，为靳飞兄伉俪编选的《郁达夫谈人生》作序，毕竟是一种新鲜的写作体验，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于是写下了上面这些话，与本书编者、读者一起共探说不尽的郁达夫的世界。

（原载1998年5月15日上海《青年报·立周刊》）

本文选自陈子善著《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原标题为《郁达夫：东瀛十年与“私小说”》，本标题为编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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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