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萧乾诞辰110周年 | 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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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萧乾先生诞辰110周年

2020/01/27

萧乾先生的人生经历和事业文章，对今天的青少年成长极具启示意义。他原是一个穷苦孩子，靠勤奋努力，成长为中国现代文坛少有的多面手之一，他是出色的记者、小说家、翻译家，又是书评家、散文家、编辑家，还是杂文家和社评家。他写于1946年到1948年间的许多杂文和社评，对于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今天，在这里，我真的十分感慨，萧乾先生对这个世界，对中国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贡献。他还是中外文学交流的使者，年轻时，与人合办刊物，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新文学新作家。在英国，他常用英文发表演讲，介绍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渴望。到了晚年，他依然不辞辛劳，多次出国访问，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些年，不止一位与萧乾先生出访过的青年作家告诉过我，萧老的风采给予他们的感染。。

萧乾先生晚年担任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一职，除继续秉承崇文敬老的建馆初衷，组织知名书画家开展各种活动、联谊以外，还亲自策划主编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史笔记》丛书。为了与上海文史馆协作办好《世纪》杂志，他捐出了数万元稿费，以示支持。

......

萧乾先生永远是中国作家的骄傲，先生的精神和业绩也将永放光辉！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

在萧乾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0年6月7日）

萧乾

1910.1.27~1999.2.11

记者、作家、翻译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散文、随笔集《人生采访》《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等多种。另有译著《好兵帅克》《尤利西斯》（与文洁若合译）等，有《萧乾全集》和《萧乾译文全集》。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萧乾

○

仅部分内容选摘

二

1977年初，天色开始转晴，我就同洁若商量托人代表我们去看望巴金一趟。我们托的是上海青年音乐家谢天吉，他那时正在歌剧院工作。由于都是惊弓之鸟，怕我这个摘帽右派会给巴金带来新的灾难，信还是由洁若出面来写。天吉带回巴金写给洁若的信说：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念你们。你说萧乾已六十八岁了。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底他几次到燕京大学蔚秀园来看我的情景。那时他才二十四岁……想不到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还好，十年只是一瞬间。为自己，毫无所谓。

不过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里有点不好受。

这段话使我想起1938年当他在上海孤岛（在敌人的鼻子下）坚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远地写信给他，关心他的安全。巴金在《一点感想》一文中说：

我固然感激他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他那渴望着温暖的年轻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担心。……

我绝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算一个。

这两段话相距约40年，然而精神却是一致的：悲天悯人，关心同类，同情弱者和不幸者；为自己，毫无所谓；对世界，只有责任感，没有权利感；在敌人面前不低头，苦难面前不自怨自艾；对前途，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认为这是了解巴金的人格、作品和人生哲学的一把钥匙。

30年代初期，北方知识界（尤其文艺青年）曾十分苦闷过。那时，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而掌权者仍不许谈抗战。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提倡清静无为。1932年鲁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1933年，从上海又来了巴金和郑振铎两位，死气沉沉的北平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办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同青年们广泛交起朋友。很幸运，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作的

在见到巴金之前，我已经在《文学》、《现代》上读到他不少的作品了。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词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

记得谈起我对华林的新英雄主义的倾倒时，曾引起他的共鸣。他总是耐心地听，透过那深度近视眼镜注视着对方，然后寥寥几句坦率地说出他的意见。后来我在为《我与文学》一文中说：“一个由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先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件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的人的勇气。”这位先辈就是在年龄上其实仅大我五岁的巴金。他对我更重要的叮嘱是“一个对人性、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从他那里，我还懂得了“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像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布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

但是他反复对我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记得我的小说《邮票》发表后，巴金读罢曾告诉我，作品中那个无知的孩子说的“我不小。瞧，我也流泪了。”那句话，使他受了感动。他就是这样给一个初学写作者以鼓励的。

巴金和郑振铎的北来打破了那时存在过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时，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报刊上出现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1935年，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手编天津《大公报·文艺》的。不，我最初编的是《小公园》，一个本由“马二先生”主持的货真价实的“报屁股”。然而上海的作家们不计刊物的大小，一时张天翼、艾芜、丽尼等几位的作品就经常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甚至那个《小公园》上出现了。这个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帮我打通的。我也因而可以预先编出二三十期刊物，然后去踏访鲁西、苏北的灾区了。

巴金与萧乾、文洁若在家中交谈

三

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和1937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还编著《作家》；靳以先后编著《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包括不对某些谰言加以反击。对于两个口号，我们都认为是进步方面内部的分歧，没参加过论战。当时我在编著天津和上海两地《大公报》的《文艺》版，我不记得曾发过一篇这方面的论争的文章，虽然我们都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下面签的名。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来看到郑振铎提倡“手头字”运动的宣言也签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时，朋友们认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签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那时在饭桌上，朋友们有时戏称巴金为我的“家长”。家长不家长，那两年我没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潜移默化的指引。

巴金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但是遇到重大问题，他也会头上青筋凸起，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这就发生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次晨，当时《大公报》在第三版上以“短评”方式向鲁迅先生遗体戳了一刀。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声音大得把房东太太都吓坏了。也就是那天，当他一听说我已经找报馆老板抗议并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立刻给了我有力而具体的支持，要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

“八·一三”全面抗战的局面打开后，我很快失了业，决定经海路转赴内地。临行，我去看了他。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败溃，上海早为战火包围，租界上空飞着炸弹，大世界、先施公司一带也挨炸了。人们纷纷离去或准备撤离。巴金像个哨兵似地镇定自若，说你们走吧，到内地一定有许多事可做。我得守在这里，守着出版社，尽我的职责。

1939年我出国前，我们又在香港相聚了一阵子。那时，我正陷入一场感情的旋涡中。他和杨刚都曾责备过我，我还狡辩。1978年后，我曾两次在文章中表示过自己的忏悔。1980年在病塌上写《终身大事》，也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不要在这样问题上走入歧途。

太平洋事变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也从杨刚按期寄给我的《大公报·文艺》上，知道巴金对她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后来邮路不通了，我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朝不保夕的英伦三岛。

我患了几年神经衰弱，有半年几乎连记忆力都丧失了。我深切地尝到游子之苦。也许正由于这样，1979年当我在国外遇到入了美籍的故人时，我能理解他们灵魂深处的痛楚，因为我几乎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

1946年回到上海后，巴金住在市内偏西区的霞飞坊，我住在北郊的复旦。他抱了他的国烦（就是今天的小林）来过江湾，我有时也去看他，但那两年我们见面不多。那也是我平生最迷茫的一段日子。同祖国脱节了七年之久，又是在那样重要的七年，真是十分可怕的事。我对一切变为陌生了，而自己又不虚心向人讨教，就提笔乱写。我在给《观察》写的《拟玛萨里克遗书》里，曾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境。有一天我将重新回忆那段混沌的日子。

家庭发生悲剧后，我就更像匹尾巴绑了火把的野兽，横冲直撞起来。幸而那时杨刚从美国赶了回来。我终于还是冷静下来，摆脱了羁绊，投奔了香港进步文化界。在我痛苦时，巴金给过我慰藉；在我迷茫时，他曾鼓励我重新找到航道。

这些年来，我时常闭上眼睛像逛画廊似的回忆一生所接触过的熟人，真是感触万千。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深深的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节选自《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萧乾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巴金与萧乾书信往来

炳乾：

      信收到，还有书和酒。你的文章我会来读一遍，有意见就写给你。我有不少话想对你说，可是我写字很痛苦，时间又不多。总之，没有办法。

      文章昨晚读过了，的确写了些应该讲的真话。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这是不公平的。有话应当讲出来，时候不太多了。读了文章，我觉得对现在的你理解似乎多些，深些。但今天还在为《猫案》辩护，就大可不必。有时，器量大总比小器好。

      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文、曹禺和萧乾。因此我希望你作文和做人两方面都更要深沉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些。

     祝

好！

     问候洁若！

巴金

展

讯

邀

主题：

温暖的友情

——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

展期：

2019年12月25日-2020年2月25日

地点：

深圳市坪山图书馆

二楼公共阅读文化体验馆

主办单位：

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故居 

中共深圳市坪山区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

坪山图书馆

展出手札友人名录

以展览顺序排列

其中黄色字体左右一组为伉俪

鲁迅   李劼人   郭沫若

马宗融、罗淑   叶圣陶

茅盾   方令孺、郑振铎

老舍、胡絜青   凌叔华

冰心   夏衍

沈从文、张兆和

胡风、梅志

梁宗岱、沉樱

黎烈文、许粤华

沙汀   丁玲   冯至

焦菊隐   李广田   李健吾

黄源   靳以   卞之琳

曹禺   萧乾

何其芳、牟决鸣

王辛笛   汝龙、文颖

   刘白羽   黄裳   汪曾祺   王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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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