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舒乙先生 | 舒乙:我眼中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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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著名社会活动家舒乙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舒乙先生为我国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巴金故居对舒乙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悼念。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我们选摘了2006年11月3日,舒乙先生应巴金研究会的邀请,在上海参加“走近巴金”系列演讲的讲稿第三、第四部分,以此来怀念舒乙先生。
舒乙
1935-2021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家。生于北京。1954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留学。1978年开始从事老舍研究工作。著有散文集《老舍散记》(合作)、《父亲最后的两天》、《老舍的爱好和关怀》、《梦和泪》、《小绿棍》、《我的风筝》、《大爱无边》、《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发现北京》、长篇传记文学《老舍》等19部专著。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眼中的巴金
舒 乙
终生的追求
巴金先生在《随想录》的第五集里头,写了大量的托尔斯泰,他觉得托尔斯泰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这一点巴老说要向他学习,而且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我现在朗诵一篇自己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巴金终生的追求》,就是讲这一件事情的。巴金和老托尔斯泰有共同点,追求言行一致,在这一点上,他们极相像,当然言行一致做起来很难,由于难所以可贵,值得钦佩,值得学习。
1991年我和老李凖结伴去俄罗斯文学馆及几个作家故里访问,专门去了一趟老托尔斯泰的故居庄园,老托尔斯泰的故居叫雅斯纳雅·波良纳,翻译过来是“明亮的原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农庄,有大片的草地。它在莫斯科的南面,离莫斯科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图拉附近,由莫斯科往返差不多要一天的时间。我们管去那儿叫做“朝圣”。去纪念馆,去凭吊老托尔斯泰的墓地,感触良多,回来以后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取名《小绿棍》,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后来这篇文章成了我一本散文集的书名。看完墓地我提议去农场,去看看有多大,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估计老托尔斯泰熟悉那里的每一个角落,还亲自犁过地,所以值得瞧一瞧,沿一条小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钟,沿途全是草场,树不多,一望无际,是典型的俄罗斯大草原上的农庄,由于没有耕种,长满了牧草和野花。时值六月,鲜花盛开,花很小,但是什么颜色都有,红的、白的、黄的、紫的,远远望去星星点点,真是繁花似锦,宛如灿烂的花地毯,漂亮得惊人,阳光一照,蓝天白云绿草彩花,天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走到一条小溪的旁边便折头回来,我随手在草场上摘了几朵不同颜色的小花夹在书中,带回来留作纪念。回到北京偶尔打开书,小花的颜色一点都没有变,还那么鲜艳,只是花瓣都干了,甚至变得透明了,花杆也僵硬了,成了很好的能挺立得住的标本。我当即给巴老写了一封信,报告我们去了苏联,看了许多文学类的博物馆,还去了雅斯纳雅·波良纳,摘了些小花,是托尔斯泰庄园里的,请他欣赏。信写得很随意,就是一些体验,知道他崇拜老托尔斯泰。回信却不得了,大出我的意外,巴老说的一番哲理非常深刻,他说:“谢谢你的信,我和你仿佛一路访问了苏联,特别感谢你从老托尔斯泰墓上摘来的花草,多少年我一直梦着那个地方,我想念那里的一切,年纪越大,我越想念老托尔斯泰,也开始懂得这位老人最后所追求而始终不能达到的言行一致,看到这枝远方的花草,我这个老病人仿佛又接触到新的生命,不管怎么样我要继续追求。”这封信写于 1991年7月25日。
老托尔斯泰是巴老喜欢谈论的一个人,常常在他的文章中出现,成了他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出现是在他的《随想录》中,尤其是在第五本前一部分。巴金这个名字也和老托尔斯泰有关,他第一次用“巴金”是1928年月10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关于托洛斯基写的托尔斯泰论时,比1929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处女作小说还要早四个月。老托尔斯泰出身贵族,生活经历非常丰富,充满了矛盾,他常常说自己说的是一回事,而做的是另一回事,而为此痛苦。他的四周是劳动人民,他们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朝不保夕,敏锐的托翁常常为此而难受,甚至不思餐饮。早在十三年前他就有离家的心思,终于在82高龄时在一个寒冬的日子里,由小女儿陪同坐火车离家出走,中途他病倒在阿斯塔波沃,就死在那里。事情发生得惊心动魄,全世界为之震动,这是为实现言行一致而做出的伟大的壮举,是用生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巴金的心和老托尔斯泰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心是伟大的心,是严于律已的心,他们常常用鞭子抽打自己的心。巴金最讨厌的事便是奴隶制度,他为反对这种丑恶而奋斗一生,可是他却时时刻刻抽打自己的心,为了绝不再说空话、假话、套话。巴金先生始终在追求言行一致,而这个非常难,他崇拜老托尔斯泰,就是因为老托尔斯泰在走言行一致的路,他在论述老托尔斯泰的文章最后是这么说的:“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靠说空话,说假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这篇文章便是《再认识托尔斯泰》。
我觉得 “言行一致”的提法对我们当今的社会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很多人能记住这些话,尝试着在这个道路上往前迈一点点,整个社会的进步将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个追求就是说真话。说真话是巴老在《随想录》中提出来的一个思想。巴老不断地为讲真话写文章,他关于“讲真话”大概写了十几二十几篇,《随想录》中有一个专集就是《真话集》,他后来给真话下了很好的定义,他是这样讲的:“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样想就怎样说——这就是说真话。”他说我们应该学习丹麦的老头子,那个老头子叫安徒生,安徒生写的一个小孩看见了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别人都说这衣服真好,就那小孩说了真话,说他没穿衣裳。巴老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们应该提倡安徒生那种说真话。”
这个说真话争论了很久,我记得有一次在文学馆活动的时候,萧乾先生(是巴老很好的朋友)出来替巴金先生解围,他说:“我说过很多假话,我听了巴老的讲真话以后,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应该也讲真话,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以后不说假话,我今天干脆这么表态吧:我要讲真话,我尽量不说假话。”可见说真话是非常难的,因为你看当今的社会,包括那些小孩子,哪怕是上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孩子,经常是假话连篇,经常是套话连篇,根本就不像小孩说话,这种风气已经沾染到我们的下一代了,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巴老一再地讲:要讲真话,要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不讲空话。在反驳人家的时候他这样说:“我说的讲真话,不是我讲的都是正确的话,不是说我讲的都是真理。就是你怎么想就怎么说,这个就是讲真话,关键就是现在的人怎么想不怎么说,老绕着弯子说,老是说假的、空的,大的,虚的。”我觉得巴老的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的真是一针见血,非常到位。如果一个小孩子怎么想就怎么说那多好,可是现在不是这样,明明是讨厌这个人,却还是表扬他一番;明明是批评他,却说很多模棱两可的话。就是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中国能不能进步,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就是要说真话,要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巴金讲的这些东西是对的,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社会有大的好处。巴老的《随想录》价值为什么说比《家》还要大?它对现实生活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社会要往前进,怎么进?其中他提了好多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在纪念过程中要踏踏实实地实践,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像这种不批判,后遗症特别大。你没有批判,没有好好总结,革命时期是对的,但是放到和平时期不对了,你要批判,你要比较,要总结。我们就没有总结过,所以这种很现实的反思比较需要,你不能沿着那句话走下来了,我们要很好地总结、需要反思、需要说真话……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需要我们真正来纪念来继承。
巴老总结他一生,101岁,他对人民好,他想着人民,所以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献出来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自己的著作,自己的思想,这是他最可爱的地方。
舒乙为巴金讲文学馆新馆设计方案
巴金和现代文学馆
巴老是我们文学馆的创始人,是文学馆的奠基人,是文学馆的缔造者,是文学馆揭幕的人,是文学馆的名誉馆长,是文学馆的策划者。文学馆在各个地方留下了巴老的痕迹。后来在他去世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一个演说,说在文学馆里有十一个地方有巴老的痕迹,他还活着。文学馆是一个大的博物馆,是一个文学专题的博物馆,有十一个地方留下了他的痕迹。这十一个地方大概数了数有这样一些:由山东的莱州(以前叫掖县)拉来一块大石头,有50吨重,当时是北京最大的一块石头,刻上字,是巴老的两段话,当作我们的影壁一样。正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他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他把新文学的使命完全说出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段话是写给一个十岁的孩子的,他给一个小孩回信,回信里头说了这么一段话,多棒的话。这个石头的反面引用了另外他一段话:“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的矿藏,是塑造年轻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每个字刻拳头大,然后用绿漆涂上,永远在那儿,凡是路过那儿的人都可以看到那样的文字。
第二个,我曾经有一天突发奇想,带着我的副馆长到杭州,我要拓巴老的一个手印,然后把这个手印做成铜的模具,打造成我们每一个大门的手把,凡是进这个文学殿堂的人,第一个动作肯定是开门,开门的时会注意到这儿有个手印,手印旁有个图章:巴金,这是巴金的手,摸着他的手进入文学殿堂,一下子激动了。我到百货公司去买了小孩玩的橡皮泥,我就把好多橡皮泥拍成一个饼,就揣着这个到了杭州,我说巴老我要拓你一个手印。当时他语言还很流畅,他说好呀!旁边的护士、大夫大叫:“不可以!”说你一使劲按他就骨折,吓得我赶快把手抬起来,橡皮泥上只有几个特别浅的手纹,连外型都没有。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请了一个雕刻家,他会做那种翻石膏模子,我说我请求你到杭州去拓一个石膏的手模回来,然后你翻成铜的。他很高兴,但是我给他约法三章:你不能跟巴老说话,你在旁边看他,你可以拿照相机照他,速写,然后你赶快退出来,不要耽误他的时间。他说好!我派一个人专门陪你坐飞机去,然后坐飞机回来,把这个做出来。现在文学馆大门的门把手就是这个巴金的手模。
第三就是专门有一个巴金文库,巴金先生自己十一次送过来的7685册他的藏书和旧杂志,其中有很多是一级文物,这是专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一个文库,现在已经有接近一百个文库,第一个文库就是巴金文库,是他自己赠过来的。他家里大概有三十多个书柜子,在三十多个柜子里凡是现代文学的他就抽出来,然后自己打包自己捆自己写,十一批。文学馆第一个有价值的文库是巴金文库,我们有一个二十世纪文学大师展览,展览七个人的事迹,其中巴金的角落有非常精彩的东西。有以巴金命名的小行星的证明书,有他得的各国的勋章,有他的油画像国画像照片,有他写文学馆的手稿。在这个手稿里说他经常做梦,梦见了文学馆大门口年轻人出出进进,有说有笑,当他醒来的时候经常把梦境当成现实一个人躺在床上微笑,这是他写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开篇。这篇手稿放在那儿,大家都可以看,可以念。二楼有一个他的专门的版面,我们一共展览了420位中国作家的事迹。巴金 先生是里头的重头戏,他一个人占两个版面。
园子里有他的雕像,这个雕像的创作过程也非常有趣,我请雕刻家李象群去雕一个巴金先生铜像,他说:非常愿意,相关文学资料由我来供给。他看完了以后,我又是约法三章:第一你要三个月之内做出一个小样来,如果少于三个月你交账的话,我要退还,证明你没有思索,你没有绞尽脑汁从艺术的角度来表现他,要精心地反复地思考,然后做小样,送来;第二我绝不送审,就是我说了算。因为我知道一送审准糟糕,他会说你拿一个照片来,这个鼻子不像,这个耳朵不像,这个眉毛不像,最后修来修去就成了标准像,标准像就不叫艺术,所以我说绝不送审,出了问题跟你没关系,大胆去做。他是一个晚辈,巴老岁数已经很大了,他在旁边毕恭毕敬地照像、写生,回来以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做了小样,我一看就乐了,整个是林肯雕像,端坐在一个椅子上,像一个神,有点像毛主席纪念堂的毛主席,我马上就知道这个是因为他是一个后辈,他抱着一个仰视的角度,把巴老当作一个神了,其实这不是巴老。他说:“那你要怎么样?”我说高莽先生画过巴金先生背着手在自己的院子里头散步、思考、随想的一幅画,一个小老头翘着头发不睁眼,巴金先生有的时候思考问题时不睁眼,闭着眼睛,背着手,衣服比较凌乱,很随意,因为他在思考。我说你照这个来一个。他说这是个好主意,小样做出来放大。这时我开始担心放大以后我们那个头儿会怎么想,你想巴金先生翘头发,眼睛不睁开,腿的姿式也不优美,还好,到真正审看的时候,大概隔了三十米看那儿有个巴老:“太像了!就是他!”远远看,活脱一个小老头。巴老不大爱题毛笔字,那次他很高兴地为高莽的画像题了一句话: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现在现代文学馆里头巴金的铜像就很像这么一幅像,这个像非常好。文学馆的大壁画里头有《寒夜》,有《家》。彩色玻璃画里头有《家》,还有巴金先生写的文学馆的馆名。总之走到文学馆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巴老的痕迹,意思就是——巴金永在!巴金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巴金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念两段话作为结束。他在他的文章里头老爱重复某些情节,其中重复的很多的一个情节是什么呢?就是他刚到法国的时候,他住拉丁区,巴黎塞纳河的左岸叫拉丁区,是一个文化区,是一个学校区。他住在那儿,孤苦伶仃一个人正在参加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他经常在街头散步,看见了先贤祠前面的雕像,当时是两个像,都是铜像,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他经常在卢梭像前徘徊,因为卢梭是写《忏悔录》的,《忏悔录》是讲真话的,讲自己缺点的,他说:“卢梭教给了我讲真话。”这个很早,1927年1928年。卢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人生下来应该是平等的。后来八十年代巴金有机会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和罗荪、徐迟、高行建一起去访问法国的时候,他又走到先贤祠的前面,他又来找那个雕像,因为这个雕像是他人生的起步。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两个铜像被希特勒搞坏了,没有了,现在还剩一个石头的卢梭雕像,他觉得跟他以前的想象不一样,他多次提起这个。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巴金先生他觉得他自己就应该像卢梭一样不断地思索自己的缺点、不断地搏斗,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奉献。他活了那么长,他这个思想一直跟着他,贯彻始终,所以他多次重复的东西,一定有很深的意义的。他说:“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这是他一大段名言,但是跟这个名言特别相似的大概还写了不少于七十段。你就可以看到巴金先生是一个什么人!他确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永远想念的人!
文字有删减,全文请见《在巴老身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
舒乙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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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