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迎新送旧，承前启后，然而事实总未必遂人愿。
从大格局看，中国历史固然辉煌，但低谷也不断。尤其是近代，经历生死存亡之考验。那样的低谷足以摧毁很多国家和民族。一旦沉沦，万劫不复。事实上历史上那些消失的民族或国家，就是无法逾越历史的低谷。而一旦逾越，就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
中国近代史实际就完成这样一个低谷中的跨度。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共。
中共诞生在中国历史的低谷之中，彻底改变历史局势，逆境向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党发展成如今全球第一大政党，过程相当辉煌。但中共历史也不是一帆风顺，其过程同样劫难重重。纵观中共历史，最大困境在长征之初。
1935年元旦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困境的一个元旦，那么是如何度过的？
中共在1934年因为博古左倾，试图照搬苏联高大上的模板，看不见中国小山沟现实，丢了绝大多数根据地。中共中央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中共历史上，大大小小的转移好几次，长征是最关键的一次战略转移。
所谓战略转移，如果接下来能再次崛起，那就是励志；否则就是失败。
长征之初还算顺利，连续攻克国军三道封锁线，但也付出巨大代价——让蒋介石知道了红军想去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师。对蒋介石来说，剩下的就是调动资源围追堵截，利用湘江的阻隔把共军就地消灭掉。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到湘江之畔时大约有八万人。残酷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共军长征，历时一年，大小百战，惟湘江之战最为惨烈。
共军从1927年建军，大小战争无数，惟湘江之战损失最为惨重。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军事失败，首先是政治失败。在博古书生脑袋中，所谓战略转移，就是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类似于搬家。在博古的领导下，他们把盆盆罐罐全部家当搬走。大到印刷机，小到尿盆，统统搬走。有些笨重的机器需要几十人台，还要更多的人马前后保护。中央成立中央纵队负责搬家，第一梯队三千人，搬运各种机械设备。第二梯队六千人，负责搬运各种大大小小的箱子。如此一来，一万能征善战的精兵变成了无用的轿夫。
在这个庞大拖沓的中央纵队周围：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负责开路；新组建的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负责两翼；红五军团殿后。
这是什么节奏？从搬家的角度讲，很正常；从军事角度看，送死的节奏。
按照博古那一套，共军主力在根据地中都无法生存，离开根据地之后处境更为艰难，却行动更为僵化缓慢，每天走二三十公里。所以彭德怀才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如果不是国军内部有矛盾，共军将付出更大代价。
蒋介石的计策：让桂军在湘江边阻击共军，其他部队压迫共军由龙虎关进入广西。到时候广西兵力不足，难以应对共军，蒋系中央军顺势进入广西，顺便解决桂系。
这个计策一石二鸟。但桂军指挥官白崇禧号称小诸葛，跟蒋介石斗法多年，识破蒋介石的毒计，改变策略，对共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也就是让开正面，占领侧翼，促使共军早日远离广西再作打算。
11月27号夜，林彪的红一军团抓住机会，迅速渡过湘江，控制界首和觉山铺之间三十多公里渡河点，并在渡河点由工兵架设浮桥，让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但中央纵队行动极慢，没有抓住机会。
蒋介石见白崇禧猜中自己心思，满腔怒火给白崇禧发电报：“共匪势单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相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白崇禧没办法，只好从让桂军全线出击。
恶战从28号开打。论单兵作战能力，国军之中数桂军最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粟裕等共军将帅对桂军评价颇高。林彪和彭德怀的队伍虽然战斗力很强，那也是运动起来才强。在湘江两岸，基本上动不了。因为他们动一动，湘江渡口就会失守，中共中央也会被困死在那一带。一旦定下来，最大的优势就丧失了。国军有飞机，还有重型武器，相当于打固定靶。
血战两昼夜之后，一军团损失很大，但只是开始。湘军绕到红一军团背后，两面夹击。林彪非常被动。危险之际，林彪和聂荣臻都拔出枪。高级将领杨成武都负了伤。30号夜里，林彪和聂荣臻给军委发电报，内容翻译成白话就是：各位大爷，走快点吧，再晚就撑不住了。
另一边的红三军团面对桂军主力损失同样参照，仅第十团团长就前后牺牲两个，十八团则全军覆没。战斗从未有过的惨烈。但却不能动。
湘江之战是彭德怀和林彪军事生涯中最憋屈的一战。两个最精锐的军团不停流血牺牲，却迟迟等不到中央纵队。所谓书生误事，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天、两天、三天……直到12月7号，中央纵队才算渡过湘江。
从十一月二十七号到十二月七号，前后十天时间，干嘛去了？慢慢走呗。
湘江之战结果：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损失过半，殿后的红五军团只剩下一个师，红八军团只剩下一千人，红九军团只剩下三千人。红军总人数只剩下三万人。
如此战损率前所未有，后所未有。如此挫折，见所未见。
怎么办？
不论是什么样的团队，领导人都需要业绩支撑的。领导人的信用，是建立在取得成绩上，而不是带领大家走向灾难。那种情况下，刚愎自用的李德几近崩溃，时不时拿枪在自己脑门上比划几下；连天才的林彪心情都抑郁到极点。
生死存亡之际，恰恰是考验组织应变能力的时刻。这个时候，组织内部的精英则团结一致做了一个精确的决策，把原本被边缘化的毛泽东推上舞台中央。
毛泽东的心思如何呢？没有留下准确的资料记载。但他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做了如下描述。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纯粹的惊涛骇浪。毛泽东诗词中，要么大气磅礴，要么气定神闲。这种紧张急迫的情绪极为罕见。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时队伍的处境就是如此凶险难测。
换句话说，组织艰难时刻，要找到正确领导。
那么毛泽东和博古比起来有什么差别？
其实就是领导方式的差别。毛泽东比博古更熟悉中国，更熟悉中共与共军，更能做出正确的领导方式。
毛泽东的方式是，建议大家放弃去湘西，改向贵州方向进军，避开国军层层布防的包围圈，为组织赢得一线生机。
中共在贵州遵义进一步自我修正，召开一场决定命运的会议，就是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初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回馈则是四渡赤水河，带领中共彻底走出包围圈，并且顺利完成长征到陕北，最终横扫千军如卷席。
由此可见，1935年新年虽然是中共历史上最艰难的新年，却也是涅槃重生的拐点。当然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也是现实的镜子。
这世界对任何个人或组织而言，都会有艰难险阻，都会遇到波动劫难。面对困境，有人不知所措，有人失望抑郁堕落，有人视而不见。而事实是，只要找到对的人与对的方式，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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