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年沧桑的正义路4号院——民生银行崛起之地的故事(上)
正义路,位于北京市中部,天安门广场以东约600米,距离王府井大街约420米。路全长约730米,呈南北通向。南接前门东大街,北连通长安街。这是北京的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却见证了中国百年来的兴衰历程。
正义路与东交民巷交汇的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正义路4号院,曾是1996年诞生的新中国第一家民资银行——民生银行最初的总部。这幢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建筑,也是见证了中国的百年沧桑,本篇就讲一讲它的故事。
正义路在明朝的时候,是御河河道的一部分。明代初年,放弃了元朝的通惠河故道,御河南出皇城以后,沿着一条新开辟的河道笔直向南,穿过正阳门东水关,进入南护城河。在这段新开的河道上,依次横架了三座石拱桥,东长安街上的北御河桥、江米巷(今东交民巷)内的中御河桥和紧靠城根的南御河桥。
元大都复原图
元代北京水系
明清北京城水系示意图
在北御河桥南侧的东、西两岸,明代时期曾各立一座牌坊,额题“御河东堤”和“御河西堤”,岸边高柳垂荫,葱郁可观。“御河新柳暗如烟,万缕长条碧可怜”,作为当年的京师一景,“御河新柳”常为诗人题咏。崇祯二年(1629),清攻进长城,京师戒严,“守城官军御寒无具,尽砍为薪,仅存翰院墙东一带矣”。
清末御河两岸修筑马路,民国三十六年将御河东岸称为正义路,西岸称为兴国路,1965年统一称为了正义路。原来御河在此段曾修有三座御河桥,东长安街处有一座桥名为北御河桥,正义路与东交民巷交会处为中御河桥,前门东大街处的是南御河桥。
清末,自东长安街到前门东大街段御河被划入了使馆区,使馆区拆除了南御河桥,改为暗沟,作为六国饭店的停车场。此后,又改中御河桥以北至长安街一段的御河为暗沟,路面中间辟为绿化隔离带,仍以原来的东西河沿为通道。后来南河沿改为暗沟,北御河桥也被拆改为马路。剩下的东交民巷处的中御河桥在正义路修建马路时被埋入地下,现在我们到正义路与东交民巷交会的路口会发现这里的路面明显比南北两边高出许多,原来是这里还藏着中御河桥呢。
东交民巷御河河段,自南向北:御河南桥、御河中桥、英使馆铁桥、御河北桥
图中红圈指示为正义路的暗河
清朝时期,在这条御河的东岸,是肃亲王府。肃亲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一个皇子,以功晋封肃亲王,是清朝八个世袭铁帽子王之一。豪格曾和多尔衮争皇位,当多尔衮得势后,倍受迫害,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将豪格削爵囚禁,害死于狱中,并霸占了王妃。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亲政,以其长兄无辜被害,复肃王爵,追谥“武”。此后,豪格子孙均以显亲王袭封。
从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上来看,当时肃王府还称为“显亲王府”。在王府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府门、银安殿、东西翼楼、 神殿、后罩楼等。西面是花园,北面还有家庙。从图上看,王府基本按照《大清会典》的制度修建,并没超标准。乾隆四十三年(1778)恢复肃亲王世袭封号,从此就一直称呼为“肃王府”。
《乾隆京城全图》上的显亲王府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曾经要求将肃王府作为自己的使馆。但肃王府系铁帽子王府,当时负责谈判的恭亲王奕訢不敢轻 易许诺,后几经交涉,法国才勉强同意将使馆建造在纯公府,肃王府暂时逃过一劫。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抗洋运动兴起,驻京外国人员和中国教徒,强行占据了与使馆邻近的肃王府,修筑工事,成为洋人抗拒义和团的重要据点之一。1900年6月24日,肃亲王善耆携家人趁混乱 逃离肃亲王府,与慈禧皇太后逃往西安。1901年,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根据条约扩大东交民巷使馆区,肃王府沦为日本使馆,被日本大肆拆除、改建,已无王府原貌,只存垣墙还能识别王府所在地。解放后该地成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现北京市人民政府院内,还保留一座日本明治时代建的西式楼房。
日本驻京大使馆大门
北京人民政府大门(基本保持原貌)
从此肃亲王与这里再无瓜葛。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后,肃亲王流亡旅顺,日本参谋本部的高山大佐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与肃亲王等策划成立“蒙满王国”,并在日本黑龙会的支持下组织了宗社党。
肃亲王善耆
旅顺肃亲王府
肃亲王为进一步取得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信任,帮助他实现复辟清室的梦想,将自己的第十四女金璧辉过继给曾担任过乃木希典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作为养女,取日本名为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
就在肃亲王府被划为日本使馆区的1901年,在御河与东交民巷交汇处的东北角,建起了横滨正金银行的北京分行。除了正金银行之外,同期出现的还有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俄华道胜银行、中法工商银行、汇丰银行等等,这里成为北京最早的金融街。
东交民巷使馆区示意图
最初,正金银行是用王府原有的房屋办公,1910年,日本人开始正式修建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的主体建筑。
这座建筑由日本著名设计师妻木赖黄主持设计,地上二层,地下一层,转角处塔楼高三层,砖木结构,折衷主义风格。利用正义路与东交民巷的转角处设计成“L”型,面向正义路的西立面长于面向东交民巷的东立面。西立面门洞左侧刻有1910标记的奠基石。
一层为半圆拱窗,门窗套自然地设计成半圆拱形。墙体上有凹进的壁龛,墙面以爱奥尼克壁柱装饰,壁柱下部还有盾牌状的浮雕刻。二层的窗户开在两个壁柱之间。北部和东部的二层上饰有山墙,与平整的檐口相呼应,增强了立面的视觉效果。
转角处塔楼成为建筑的构图中心,壁柱虽被腰线分割,但仍从底部一直延伸到顶部,顶部冠以半圆形铁皮穹顶,穹顶底部开老虎窗,中部立旗杆。建筑内院以木构外廊和日本式拉合门处理。
主入口位于转角塔楼南侧,整座建筑造型完整,比例良好,表现出银行建筑的稳固性和实力感,并具有较好的城市景观效果。
日占时期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行
这座建筑最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就是外墙以红白两色的砖砌筑,这是在当时风靡日本的“辰野式”风格。这种风格是以日本设计师辰野金吾的姓氏命名,这位设计师曾被派往英国进修,其设计思想受尼德兰建筑风格的影响。他在1914年设计的东京火车站中,便将这种红砖砌筑,辅以白色条石装饰的效果充分体现。这种视觉上的新鲜感,迅速得到了日本民众的认可。在日本的众多在华的殖民建筑中也多有体现。
“正金”在日文中为“正币”之意,即金银硬币,取名“正金”,意为表明正金银行是专门供给金银币流通、促进贸易的银行。1880年2月28日,丰桥藩士出身的中村道太和早矢仕有的等23人筹集资金300万元,成立了正金银行,总部设在横滨。
正金银行成立的目的在于以存款吸收分散于民间的金银币,供给市场流通,调节金银币供求,以扭转当时因金银币供给不足导致的贸易周转困难。正金银行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具体说来,它经历了从民间资本发起成立的普通银行到国家掌控的特殊银行的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大力推进产业革命,立即着手组织和创立近代金融体系,逐步确立了日本银行制度和新的货币制度。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1887年7月,日本政府在赋予正金银行经营特权的同时,出台了《横滨正金银行条例》,共26条。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对正金银行从高层人事任命到营业方向、利益分配等全部业务活动都有监督控制权,保证正金银行必须沿着政府规定的业务轨道运营。同时,也为日本政府日后利用正金银行推广国外市场、进行经济侵略大开了方便之门。
正金银行发行的货币
按照经营定位,横滨正金银行以国际汇兑为中心的经营业务成为日本政府干预、推进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通过汇兑、贸易贷款、扶植了日本商人,对日本外贸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正金银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翼”。
1893年5月15日,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代理处。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完胜告终,凭借大量的战争赔款,日本完成了产业革命,迅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日本对华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全面开展。为了配合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横滨正金银行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1898年,在天津开设了第二家分行。1900年在牛庄(营口)开设了分行,这是在东北开设的第一家分行,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俄国在南满的利益,正金银行也陆续在大连、辽阳、旅顺、奉天、铁岭、安东、长春、哈尔滨开设了分支机构,银行网络控制了东北全境。在关内,陆续在北京、芝罘、汉口、青岛等城市开始营业。
横滨正金银行在华的业务最初主要是经营战争赔款。《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支付赔款2.3亿两白银,《辛丑条约》中,日本分得了3479万两白银的赔款,这两笔巨款日本政府委托正金银行作为代收行来管理。在东北地区,该行的权力更大,日本国内以认定它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满洲中央银行”。该行为日本在“南满”地区的殖民当局代理国库收支,并代收大连、安东、营口三地海关的税金。在东北地区发行银行券,妄图统一币制。
随着银行资金的雄厚,横滨正金银行也开始参与对华借款。首次借款是1905年1月的直隶总督借款,为的是拉拢封疆大吏,扶植日本势力。当时日本国力尚不强盛,对华的侵略还无法达到欧洲国家的强度和力度,所以日本对清廷更多采取的是怀柔手法,以“融合彼此感情,取得对日本的信赖”。这一时期正金银行的许多借款大多不要求清政府的担保。
1912年,正金银行加入“五国银行团”参加“善后大借款”后,对华贷款增长很快。一战期间,趁着英法德等国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在华获取了巨额利益。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借款主要是铁路借款和北京政府的财政借款,到1917年,日本已占到对华借款总额的74%,1918年更是达到90%。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也把掠夺中国矿石资源,确保钢铁原料供给作为重要国策。汉冶萍借款就是为推行此国策而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正金银行不仅仅是资金的提供者更是阴谋的参与者。在疯狂掠夺中国钢铁原料之后,日本的早期钢铁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横滨正金银行为了配合战事的需要,陆续在沦陷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该行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共开设了20余家分支行。同时,横滨正金银行在日本政府的指令下,接管了位于占领区内多家在华的外资银行。
在日本占领军的庇护下,正金银行加强对日占区金融的支配,充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控制中国金融的“大管家”。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金银行接管了英、美在华银行,上海的中资银行绝大多数也由正金银行强制接管。
正金银行在沦陷区内大量发行纸币,一则掠夺财富,二则排挤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从1941年至1945年,日本印制伪法币达40亿元,严重干扰了大后方的金融市场,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帮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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