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从情报战线走出的兵工泰斗——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十）

刘鼎当年是中央特科干将，陈赓的副手，因叛徒出卖曾被捕入狱，被营救出来后转移到苏区工作。在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刘鼎改进炸药配方、制造地雷、发明电雷管；自己设计画图纸，组织工人们一起造出轻机关枪。他带领几名老工人，仅凭一台手摇车床、自制的简易工装和翻砂设备，在简陋的工棚里奋战数月，造出了我军第一批35毫米的小钢炮3门和铁制炮弹——这是中共兵工史上的第一批自制火炮，刘鼎研制炮弹引信时被炸伤，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开刀取出炮弹碎片，跟刮骨疗毒的关云长有一拼。

方志敏赞叹，“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和炮弹”。刘鼎制造出的小火炮一上战场，就端掉了敌人的碉堡。

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刘鼎等人在转移途中遭遇伏击被俘，数月后设法逃脱，辗转到上海，经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化名“周先生”隐居在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

老年的路易·艾黎

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莱告诉刘鼎，有位朋友约他在一个旅馆见面。

约刘鼎前去见面的神秘朋友，正是刚刚从陕北送信回来的董健吾牧师。董健吾对宋庆龄说，1935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送一位来她家躲避过几天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就让董健吾去和“周先生”见面谈谈。

董健吾一见“周先生”，方知就是刘鼎，两个人以前都在中央特科工作过，是老熟人。通过董健吾，再通过宋庆龄，刘鼎被介绍到张学良身边作为共产党的代表。

刘鼎接到设立秘密交通站的任务后，为瞒过敌人，刘鼎苦思冥想之后，决定建立一家医院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经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的介绍，刘鼎结识了德国共产党人温奇·冯海伯牙医博士。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秘密交通站，冯海伯将牙科诊所从上海搬到西安。在转遍古城后选下了七贤庄一号院。1936年4月，“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正式开张。

诊所开张后，交通站为陕北苏区采买、转运了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还安装了一个小电台和一部扩大机，把中共中央设在延安的红色中华社的广播，转播到东南沿海、西南边陲，乃至苏联等地。如今这个秘密电台的发电设备还保留在一号院办公室下面的地下室内。冯海伯除了每天要接诊之外，还亲自查收所有采购物品，认真检收存放，没有任何一批货物发生过问题。

除了设立秘密交通站之外，刘鼎利用张学良幕僚的身份还做了一系列工作，对于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为，刘鼎对张学良几年前就有过研究和了解，张有抗日思想，联合共产党抗日是有可能的。遥想当年，董牧师曾说，张学良为了与红军勾通，可能用飞机送周先生回陕北。刘鼎当时也急迫要找到党中央，对董牧师说，“我希望得到组织上的指示”。但时间紧迫，决定要马上作出。此行事关重大，“不入虎穴，焉得虎仔”，即便冒险前往也是值得的。最坏让张砍了头吧。为西安之行，“周教授”改名为刘鼎，然而这一次的名字用了一生。

张学良是个我行我素，血气方刚的“少帅”，不同于利欲熏心的封建军阀，也与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有很大区别。他不乏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以维护国家统一为重。1936年3月20日，刘鼎到了西安，3月21日就随东北军军官赵毅进了金家巷张公馆与张学良会吾。然而，见面礼，张学良就给了刘鼎劈头盖脸的三个问题：第一，我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绝不后人，可共产党为什么骂我是不抵抗将军？第二，中东路事件，为什么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惨？还骂我勾结日帝反苏反共。第三，在陕北，红军为什么打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刘鼎看他咄咄逼人，反而很沉稳地礼貌地说，张将军的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你详细答复。第二天二人重返话题。刘鼎对他说道：“第一，张将军作为东北军地方司令，几十万大军之首，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守，不到四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佔领了东三省。这当然遭到了国人唾骂。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感情是一致的，怎能不表态。第二，……第三，……当刘鼎一口气义正词严地把他的答复倾出后，满以为数落了他的不是，冒犯了其尊严，但发现这位少帅还真是在认真地听，于是进一步向他指出，“如今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机之机，将军当有深切体会。“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东北军的最大希望。而且最上策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又可一洗‘不抵抗将军’之恶名，将来抗战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名垂千史”。

张学良慢慢抬起头来，沉思良久，神态安详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我们慢慢地说。”

洛川当时是王以哲的67军军部所在地，张学良和刘鼎来到洛川以“督师剿共”为名，实为摆脱蒋在西安安排的“耳目”和琐碎公务，专心专意来与共产党人刘鼎交心的。这一驻就是十几天，二人朝夕相处，倾心交谈，不光是抗日之道、做人之理，上致天文地理、唯物辩证，下至经济、军事、政治、人文，中国到外国、现代到历史，从早餐前谈到收拾了晚餐桌子，从清早晨练，谈到夕阳散步。他待刘鼎为上宾，对下面的随从军官说，“这可是一个有见识有学问的人，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刘先生”。

当然他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共产党的纲领、军队的建设和中国的未来，像，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保持打胜仗，既便处在长征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即便打了败仗，军队也还是不散，永远抱成一团。像，苏区和军队，政府和人民，干部和士兵怎么能保持一条心，步调一致。主要是目标、信念的一致，才能达到上下左右一条心，步调一致。共产党是人民中产生出的党，人民自己的组织。张见刘鼎思路清晰得一丝不乱，他越谈越投机，越谈兴致越浓，态度越诚挚，始终为刘鼎所折服，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甚至文化、艺术、音乐，恋爱、婚姻、家庭。张学良的推心置腹的交流，使刘鼎深切感受到这次任务事关重大，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谈好、做好此“少帅”的工作，使他的疑问与困惑都能迎刃而解。因此他全神贯注于每一个议题，力争达到最佳效果。张学良曾对跟班的师长们说，猜测“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吧？”并感慨道“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险，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天地之间”。

这十几天的谈话，坚定了和明确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使其非常顺利和圆满地完成了4月9日晚上与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那就是著名的“肤施会谈”，他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进展，世界历史的进展。（这次会谈仅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五人参加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的：“刘鼎在国难日亟，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以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爱国心，毅然赴西安帮助张学良联共抗日，与学良同志结下了深厚情谊；又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积极而忠实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参与演出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重要的一幕——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刘鼎作为中央特科的前特工，对于革命工作最大贡献还不是西安事变，而是他对于中共的兵工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

前文提到，他曾在方志敏手下显露出卓越的兵工才能。其实，他在当特工以前学的专业是机电，是如假包换的工科男。他曾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现在浙江大学）学习了三年机电专业知识，并在德国继续到哥廷根和柏林大学选学机电专业课程。1926年，刘鼎在苏联东方大学的野战训练营中学习军事战术，游击战战术和军事技术。之后，刘鼎担任野战训练营翻译兼教官两年之久，又到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四年时间里，他系统学习了军事战术和常规兵器的使用和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通讯、机械化装备、飞机制造及驾驶等军事技术。并参观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工厂。

这么一个纯粹的工科男，为了革命事业，放下本行跑去情报战线奋战，当了一把“007”。西安事变圆满解决后，刘鼎回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队长，负责培训八路军的无线通讯技术人才，也就是培养情报战线的技术人员。

众所周知，八路军在抗战年代最缺的是啥？武器弹药啊！八路军从抗战开始的约4万余兵力，到1938年底发展到约18万人，到1940年发展到40余万，兵力发展十分喜人。

但是，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跟不上人员的增长。国民党政府供给八路军武器弹药的数量只限于5万兵力，并在1939年9月全部停止武器弹药的供给。

八路军在敌后战场抗日，枪支弹药极度匮乏。有的战士只能领到几发子弹。缴获的武器零件不全，有的没有刺刀，有的没有机柄、枪栓，只能先修理装配。很多战士上战场只有两个手榴弹，手中拿的是大刀和长矛。经常出现为了夺取敌人一支枪，需要付出惨重伤亡的情况。

朱德急了，想起曾经自制火炮的刘鼎，亲自跑到抗大找刘鼎：你别培养特工了，赶紧给我造枪去！

1940年5月，刘鼎被调任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在八路军总部的大力支持下，凡是学过土木、机械、冶金、化工、电机、动力工程等专业的知识分子，一律抽调到刘鼎手下，又凑集了一批曾经从事过机械加工的熟练工人，工人大部分来自阎锡山太原兵工厂，他们不甘为敌人卖命投奔了八路军。还有在军工生产中培养起来的“土”专家和民间匠人。

当时八路军几个兵工厂的设备加起来有百余部，都是不配套的车、铣、刨、钻杂旧机床；还有数十台（件）机具设备，锅炉和蒸汽发动机有三四台、一所有一台动力发电机。太行山上的自然资源蕴藏丰富，煤、铁、陶土、耐火材料、硝、磺、铜、锡、木材等较易开采；民间自古有冶炼生铁的经验。还有平汉、正太、同蒲、道清铁路可源源供应道轨，都是制造武器的原料。

更重要的有太行山区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军工生产的参与和大力支持，乡亲们组成的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运输队，他们不顾寒冬酷暑、路途艰险,冒着与敌人遭遇的危险，长年累月地赶着毛驴爬山越岭，把一筐筐原料和半成品驮进工厂，将一批批军火送给部队。太行山区的人民群众用生命和小米，支援着军工事业，支援着八路军，他们和军队同样是抗日救国战争的功臣！

在八路兵工厂所在地——太行山中的黄崖洞，工科男刘鼎的小宇宙爆发了，沿着兵器狂人的道路一路飞奔。

刘鼎上任之后一方面改进方炉坩埚，把出铁量提高了近10倍；一方面狠抓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使之量产。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毛泽东制造一万支步枪的命令。刘鼎组织军工部自行设计生产的八一式步马枪，得到了总部首长的一致好评。

中共自行制造的第一支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8月1号，刘鼎和几名干部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彭德怀拿起枪，上下掂了掂说：“不过三公斤，好枪。”又做了刺杀动作连说：“好枪好枪。”刘伯承举枪瞄准五十米外石头，一枪击中，高兴地说：“刘鼎啊，我俩在苏联时就想着自己造枪。今天你们造出来了。好啊！”徐向前背着新枪说：“红军时代如果人人都有这样一支枪那就好了。我当兵能背上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

八一式马步枪量产的背后，是八路军的兵器制造从手工生产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在此之前，八路军的兵工厂相当于欧美十九世纪初期的水平，不过是一些手工作坊，里面是大量的土枪匠，各干各的，十个八个一个班儿的也有，三两个一班儿的也有，各自说个自的好，要想把他们统一起来困难。　

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了枪支的标准化生产，提出“可替换零件”和“标准化生产”两个重要概念，开启了近代工业向现代工业转换的进程，被称为“现代工业之父”。刘鼎就相当于中共的“伊莱·惠特尼”。

伊莱·惠特尼

步枪的制式化生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引起一场新旧思想的尖锐对立。有的说搞得过早，不是时候。根本没有条件。有的干脆说唱高调放空炮。有的说，现在几个厂加起来，能够500支稳稳当当拿到手，你制式化能搞出这么多吗？

更棘手的问题是工人技术素质悬殊太大，八路军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从城市大工厂来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又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铁匠、木匠、铜匠、银匠、锡匠等游动手工工人和农民。要把这些匠人从手工作坊式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方式，他们很不习惯，有的甚至反对。

面对工人的畏难、抵制情绪和步枪产量下降的压力，刘鼎指导生产在变革中稳中前进。他和政委、教导员、各厂政治指导员一道，到工厂里和工人师傅们聊天谈话，耐心讲解按照大分工造枪的优点，实行统一质量标准的好处，给工人讲质量提高，枪不易坏，也方便维修，就是支援前线；战士用好枪，胜仗就打得多，就能多杀鬼子，早日把侵略军赶出中国。前方战士在流血，我们在后方就应多流汗，造好枪。“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

面对工人素质不高的问题，刘鼎组织工人学文化，从识字开始，逐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掌握了各种基础技术知识，了解了机、钳、铆、锻、木各工种的分工与合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刻苦努力，终于把一大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逐渐培养成太行山上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工人们从不习惯到习惯，从生到熟，熟练度不断提高。这时候每个人都在暗暗计算，结果得到一个惊人的共同发现：劳动生产率比原来大大提高了。这样的结果，工人们信服了。步枪制式化质量产量双提高，特别是质量的提高，使人人满意和欣喜。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情绪、怀疑情绪、观望情绪全消除了。这对当时制造工人思想上是个大跃进。同时又使广大群众的技术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更重要的是优质的枪，无形间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增加了战斗胜利的信心。”以后，大家都能自觉按工艺要求进行生产，每支枪的零部件都经过样板检验，从而保证了枪的质量，产量迅速提高。

刘鼎在带领技术人员攻克技术难题，组织生产的同时，百忙之中还编著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地雷触发装置法》等教材，亲自向地方政府武装干部讲授，在根据地反“扫荡”中开展了群众性的地雷爆破运动。

“群众性的地雷爆破运动”，有没有感到一丝熟悉的味道？

如果没有刘鼎的贡献，我们也就没法在电影《地雷战》中看到敌后用地雷炸日本兵的场景了。

电影《地雷战》

百团大战打响后，彭德怀对刘鼎说：“在近战中，日军的掷弹筒（迫击炮——作者注）造成了我军很大的伤亡。百米左右的距离，手榴弹扔不了那么远，炮又打不了那么近。有什么好办法能控制敌人的火力？”

刘鼎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要有掷弹筒。

彭德怀说：对！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要有掷弹筒。你来搞定这事吧！

刘鼎很快就画出掷弹筒的设计草图交给技术人员，然而土八路造掷弹筒，最关键的瓶颈还不是制造方法，而是在于材料奇缺。

掷弹筒筒身需要大量钢材，只能依靠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路道轨来代替。筒身内刻有来复线，根据地没有这个技术条件。经技术人员研究，将筒身改为滑膛结构，适当增加长度，以保证射击精度和距离。

我党领导的敌后铁道游击队，除了打劫或者破坏火车上运输的各种物资，扒鬼子的铁路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不仅影响日军运兵，光是道轨就是八路军不可多得的战略物资啊！

《铁道游击队》

弹体需要钢材量太大，光靠扒小日本的道轨显然是难以为继（再说，也不是那么好扒），只能考虑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代替。白口生铁是农民用土法冶炼出来的，含碳量高，质硬而脆，在机床上无法加工。如何将白口生铁处理成能够加工的铸铁，这是解决掷弹筒弹生产必须解决的技术关键。

刘鼎在柳沟铁厂组织了试验小组，派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相结合，把国外关于铸铁韧化处理的工艺与太行民间的烟火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火焰反射加热炉。用这种加热炉对白口铸铁弹体进行焖火处理，弹体表面由硬而脆变成软而韧，可以进行车削加工。

当时土八路的技术条件实在太简陋，刘鼎他们需要克服许多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说，他们没有高温计，不知道炉膛的温度是多少，技术人员经过反复实验，就把一块银元放在炉壁上，看到银元融化，就知道达到温度了。

经过一系列土洋结合方式实现技术突破，使试制掷弹筒和弹的难题得以解决，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掷弹筒与弹试制成功，射程最远达到700米，八路军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掷弹筒。

1941年5月起，军工部批量制造的掷弹筒和炮弹运往前线，因此八路军有了和日军抗衡的火力，这引起了日军的恐慌。敌人惊呼：“外国人帮助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建立了兵工厂。”

以下通过1941年5月25日彭德怀下达的生产任务，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工的生产实力。

“①、50小炮装备34个团。其中129师10个团、晋察冀区3个团、115师3个团、120师3个团、延安3个团、冀鲁豫区3个团、冀南3个团、冀中3个团、决死队及特务团各1个团、另补1个团；
②、第一期装备129师200门、晋察冀区及120师各100门、其他150门；
③、每团36门，34个团共1224门，每门配弹50发。要求军工部9月份完成，此后每月以产100门为宜，八一式马步枪200支，炮弹2万”

从此，日军的侦查重点之一，就放在搜寻八路军的兵工厂上。由于汉奸告密，最终他们找到了隐藏在黄崖洞的八路军兵工厂。

黄崖洞兵工厂旧址

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津田独立混成第4旅团共5000多人分兵数路，直逼黎城、辽县一线，企图攻下黄崖洞兵工厂。这是一支由步兵，炮兵，工兵混合编成的精锐部队，可见，日军对于拿下这里志在必得。

由于兵工铲是八路军的命根子，彭德怀早有防备，派出手下心腹爱将——中共历史上传奇的兵工王---王耀南，并派出八路军最精锐的总部特务团归他指挥，这支部队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朱德警卫团”。

王耀南

王耀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的创始人之一。有“工兵王”、 “地雷王” 、 “爆破王”等称号，他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区一个鞭炮世家，从小就学会了制造黑火药和鞭炮，烟花技术，从小跟着父亲、祖父在矿井下当爆破工，是坑道掘进和爆破的行家里手，从安源煤矿起义，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开始的老革命。红军长征在四渡赤水战役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对毛主席说：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没有过不去的河。

我党敌后搞地道战，就是王耀南坑道作战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刘鼎擅长造兵器，王耀南的特长就是把兵器的威力发挥到最佳。刘鼎不是写了地理制造技术手册么，王耀南就是负责将地雷战术玩出各种花样，并反馈各种“用户体验”，供刘鼎进行改进。这俩人堪称中共兵工行业的最佳“黄金搭档”。

油画作品：黄崖洞保卫战

至抗战后期，八路军获得了与日军对抗的基本火力。太行军工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充足的武器弹药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对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也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鼎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制造等行业，为新中国的兵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曾赞誉刘鼎“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很多人崇拜民国时期的一些所谓的文科“大师”，这些人的学术成就确实有可称道的地方，但是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贡献。反倒是像刘鼎这样献身工业生产，为中国兵器制造以及工业实力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用的人才，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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