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保卫战幕后的“潜伏者”
延安保卫战
谍战剧《潜伏》中,对刚参加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余则成,中共地下党组织起初没有安排任何任务,而是让他做一名“闲棋冷子”长期潜伏,到关键的时刻再发挥作用。无独有偶,谍战剧《黎明之前》里,打进国民党军情第八局的中共地下特工刘新杰,也是在敌人心脏里“休眠”了长达十年,一被“唤醒”,立即显示出极大的能量。
《潜伏》中的余则成
余则成、刘新杰都是埋藏在敌方深处的“定时炸弹”,这些“闲棋冷子”的“休眠”,是一种积累,是一种等待,是一种火山爆发前的沉默,是一种地震来临前的寂静。这种蓄势待发,更有力量,更具威力。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中共情报机构的最高长官周恩来,就是一位擅长下闲棋冷子的谍战大师,正是在他的精心安排策划之下,才会出现那么多令敌人事后呆若木鸡、冷汗直流的谍战案例。日本情报机构曾将周恩来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好多年,最终才得出“闲棋冷子,长期潜伏”的八字结论。在抗战八年中,这八个字令日本吃尽了苦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人才知道日本军部居然潜伏有共产党,而这个人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共产党提供情报。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枚“闲棋冷子”,则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传奇,在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胡宗南身边潜伏十二年,每每在关键时刻递出重要情报,被毛泽东称赞为“一个人顶几个师”的“龙潭后三杰”之首——熊向晖。
熊向晖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老乡浙江宁波人,因此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常以黄埔系“太子”自诩。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在国民党陆军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
胡宗南始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一直是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得力干将,西安事变中,正是胡宗南第一时间率领军队赶来救援蒋介石。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蒋介石仍然委任胡宗南驻扎西北,落实他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
胡宗南与蒋介石
周恩来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对胡宗南有所了解。他认为胡宗南虽然忠于蒋介石,却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挑一个人,并提出5条标准:一是在公开场合不左不右;二是知识渊博记忆力强;三是家庭出身名门望族;四是仪表不俗;五是要看过一些马列和孙中山的著作。蒋南翔向周恩来推荐了熊向晖。
熊向晖出身于山东省的一个官宦家庭,于1936年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学长蒋南翔的介绍下,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在组织的建议下,熊向晖将原来的名字“熊汇荃”改为熊向晖,报名参加服务团。
胡宗南亲自对所有候选人进行面试,并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熊向晖的名字上,画有四个圈。从此,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秘书,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卧底生涯。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由此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的信任。
同时,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这是董必武亲口告诉熊向晖的,也是周恩来再三嘱托的。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剿共”上。熊向晖就一直“闲”着,尽心尽职地做了5年胡宗南的秘书。
直到1943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熊向晖这枚闲棋冷子才复苏过来,并且一出手就石破天惊,其作用丝毫不亚于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力挽狂澜的钱壮飞。
1943年,中国坚持了12年的抗战终于迎来重大转机,中国抗日战场取得不俗成绩,日军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在继中途岛海战惨败后,在持续半年的瓜岛海战中也遭到惨败,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电令彭德怀,要求中共军队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双方形成合力,力争早日对日寇进行反攻。
共军一心抗日,蒋介石的反共之心却一直不死,曾经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只是大敌当前,才不得不继续联共抗日。随着日本在亚太战场逐步丧失战略主动权,蒋介石反共的心思又活络起来。
1943年3月,蒋介石撰写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极力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
《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必须通读的文件。人人要读,人人要学。此书初版二十万册,不久,印至一百万册。
蒋介石除了日记之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读〈中国之命运〉》,对其作出高度评价:“这个大著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三青团通过宣言,称颂《中国之命运》是“我们革命建国的方向,以至个人修身立业的大道”。同时,国民党还出版大量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为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
1943年初,苏联获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这是二战中的关键转折点。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终于解决了挽救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开始考虑战后如何与欧美合作。这就必须满足一个前提:苏联不再能搞世界革命,因为世界革命就是要挖帝国主义的老根,就是要埋葬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怎么跟人家合作?
1943年5月,斯大林赶在丘吉尔去华盛顿会谈前突然下令: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个命令非常突然,连季米特洛夫都非常吃惊,斯大林事先没有跟他讲,也没有开会商量,完全是他一个人做的主张。
《解放日报》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道
斯大林为了消除美国人的戒心,突然解散了国产国际,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舆论上极端被动的局面。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让蒋介石的反共之心更加熊熊燃烧。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声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
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对于国民党中央的心思心领神会,于6月12日召开座谈会,以群众团体名义电告毛泽东,叫他“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
1943年6月1日晚,也就是毛泽东电令彭德怀要求极力避免与国民党冲突的同一天,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秘密布置剿共计划。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为了严守秘密,胡宗南调动军队时都不告知目的,仅说是抗战需要。完成布置后,胡宗南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然而,就在胡宗南确定进攻计划的第二天,关于闪击延安的绝密情报已经放在毛泽东的桌前,传递出这一情报的人正是熊向晖。根据这份情报,国民党调动的围攻延安的军队达到40万,分四个方向包抄进攻,而当时中共驻守兵力不足4万。
这一情报让毛泽东大吃一惊,虽然他料到蒋介石迟早还会发起反共攻势,但是前两次反共高潮都是在地方根据地(例如第二次就是“皖南事变”),这次居然直接针对延安进攻,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在短短六天时间内,调集军队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如何应对这一空前危机呢?最终,中共中央决定施展“空城计”,将情报故意泄露出去,吓唬胡宗南。
1943年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电报员将电文译出后,交到熊向晖手里。熊向晖一看电文大吃一惊,因为其中直接引用了他送出的那份绝密情报的原文。胡宗南一看,肯定就能猜到身边有人泄密,自己的身份随时就会暴露。
熊向晖心里掀起狂澜:这是组织上要把我放弃了吗?怎么办?怎么办?
从熊向晖接到电文到呈给胡宗南,只有短短几分钟,这几分钟里熊向晖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念头,最后他决定心一横,继续忽悠胡宗南,能不能忽悠成就听天由命了。
胡宗南接到电报,马上就明白有人泄密了。他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他向熊向晖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熊向晖故作镇定,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一仗不能打!蒋介石原计划“偷偷进村,开枪的不要”,现在共产党已经嚷嚷得天下皆知,如仍按原计划进行,日军可能乘隙进攻。更严重的是,蒋介石目前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但是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抗日出工不出力,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正好给共党口实,损害国府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随后,胡宗南下令将他的结论用电报发给蒋介石。
中共接连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系统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的行径,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战的主力。9日,延安三万人举行紧急集会,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严正指出:国民党“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内战政策。苏、美、英等国大使还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
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军事上也无机可乘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延安的危机解除了,但是熊向晖却面临着身份随时暴露的危险,蒋介石严令胡宗南,就是挖地三尺,必须把泄露机密的内奸给找出来!胡宗南布置特务头子刘大军进行秘密审查,气氛空前紧张,熊向晖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然而,审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胡宗南最终把那个叫嚣解散共产党的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给当成泄密人员抓了起来。本来张涤非想用这事来邀功领赏,没想到不明不白地被关进大牢,他的心情一定是这样的:
抗战结束后,胡宗南资助曾经为自己工作的优秀年轻人到美国读书,其中就包括潜伏多年的共产党员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也就是中共情报史上有名的“龙潭后三杰”。申健、陈忠经很顺利就去了美国,熊向晖由于当年中断了学业,并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因此他的手续比较麻烦,于是回家等待消息。
1946年6月10日上午,正在南京卫巷32号家中的熊向晖见到一位神秘来客,此人说了句“胡公找你”(“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熊向晖得知见面地点是“梅园新村30号”非常吃惊。这是路人皆知的中共代表团驻地,敌特盯防严密。熊向晖心想,这么紧急,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梅园新村30号
到了梅园新村30号会客室,周恩来关上门,跟熊向晖讲了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
6月9日,周恩来乘坐美国调停特使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去南京,因此前连续几日连轴转没顾上睡觉,他一上飞机就睡着了。回到梅园新村,他看衬衣口袋,大吃一惊,里面的小本子不见了。小本上写的其他事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写了熊向晖的住址:南京卫巷32号,还写了个‘熊’字。周恩来猜想,马歇尔一定会照相,并据此查出熊的身份,问题是,马歇尔会不会告诉蒋介石?
调停特使马歇尔(左)
周恩来让熊向晖从最坏处打算,离开南京到上海,找同志暂避两周。他再从西安、南京等处打探动静。如果暴露,马上把熊向晖送到苏北根据地。
听着周恩来的讲述,熊向晖很平静。但接下来的话,让他震惊:周恩来告诉熊向晖,此事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他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熊向晖心中感慨,本来这件事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他是党的副主席,完全可以不报告,自己处理,可他没有,而且还向熊向晖坦然承认,这种真挚坦诚的态度和光明磊落的品德,给了熊向晖深深的震撼。他坚定地表示:为了党的事业,自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周恩来估计的一点没错,马歇尔在无意中获得这个小本子后,立马拍了照。与此同时,马歇尔还密派随员(美国特工)按图索骥去摸熊向晖的底牌。当随员向马歇尔汇报侦察结果时,马歇尔大吃一惊。
马歇尔虽然从内心欣赏、仰慕中共的周恩来,而轻视国民党的蒋介石,但他作为美国政府驻华军调特使的身份,又不得不与中国国民党保持接近或一致。经过艰难的抉择,马歇尔还是决定,为了美国在华利益,将这件绝密情报送给蒋介石。
马歇尔来到总统美龄宫府对蒋介石说:“蒋先生,我作为一个美国军人,想向阁下提供一份或许对你有用的情报。”讲完这话,马歇尔原以为蒋介石会欣喜若狂地向他讨要情报,谁知蒋介石竟面无表情地说,国民党非常需要美国方面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但基本不需要情报方面的帮助,因为国民党有世界一流的情报系统。
蒋介石还说,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在美国情报系统还蒙在鼓里时,戴笠就侦悉到这个绝密情报了。如果当年美国能重视戴笠提供的情报,日军偷袭珍珠港也不至于得逞。看来蒋介石的心里,还一直记着当年“热脸贴冷屁股”的滋味呢!
这回,相当于马歇尔“热脸贴冷屁股”,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还记得这茬呢?马歇尔身为堂堂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歇尔计划”的缔造者,向中国提供情报应该是“恩赐”给对方,至少也应平行“递交”,岂能像巴结人似地“呈送”给蒋介石?想到这里,马歇尔便怀揣情报,心里很不爽地离开了美龄宫。
美龄宫
周恩来根据收集到的情报,判断马歇尔还没有将熊向晖的身份透露给蒋介石。他立马派情报人员杨锦标去约好友傅径波喝咖啡,并“顺便”送给傅径波几张戏票。傅径波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兼助理,他将戏票分送了几张给司徒雷登大使。
三天后,司徒雷登借花献佛,邀请马歇尔去南京中央大戏院观看经典京剧《群英会》。马歇尔的汉学造诣虽逊于司徒大使这个“中国通”,但也达到了相当水准,所以当他看到剧中《蒋干盗书》一折时,触景生情,喟叹不已。
京剧《蒋干盗书》
马歇尔为何喟叹?因为他触类旁通,猜疑自己差点成了“蒋干”这个小丑,中了周恩来的反间计,惊出一身冷汗。马歇尔暗忖:周恩来平常行事是何等谨慎,他怎么可能将机密本遗失在美国人的飞机上?即使周恩来一时大意将机密本遗失在美机上,为何他当天不派人来取,而是由他翌日派人送去?再者,如果这个小本子果真是机密本,为何当他派人送上门时,周恩来没有及时放进保险箱,而是随手扔在桌上?
这一连串的疑问,使马歇尔开始怀疑并否定自己当初的判断,他暗自庆幸,幸亏自己没把小本子交给蒋介石,否则自己真成了现代蒋干,这事若传扬出去,岂不贻笑大方?最终,马歇尔秘密销毁了这些影印件,没有告知蒋介石。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女友湛筱华结婚,打算度完蜜月再去美国。然而就在新婚夫妇在杭州游玩的时候,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政府保密局的人叫住。
熊向晖与妻子新婚照
熊向晖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身份终于暴露了?他并不知道马歇尔后来的举动,以为隔了这么久终于东窗事发。他一路上都在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到胡宗南面前才知道,胡宗南是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
胡宗南接下来说的话,又让熊向晖的心脏狂跳起来。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
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巷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
在胡宗南发起总攻之前,熊向晖意外发现,国民党保密局派专业人员携带美国最新无线电台测向设备到了前线,这套设备能探明党中央电台位置!心急如焚的熊向晖无法离开,他豁出去,明写一份情报,放在西安绥靖公署专用的信封里,收信人是王石坚,外面又加一个信封,收信人是熟人潘裕然(王石坚的朋友),然后用胡宗南的机要交通送出。
这样传递情报实乃情报工作的大忌,因为国民党特务历来有检查信件的传统,送信过程中任一个环节出现状况,都会导致潜伏败露,满盘皆输。但奇迹出现了,熊向晖送出的信中的猫腻,始终没有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情报平安抵达周恩来手中。党中央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国民党的进攻又一次挫败。
接到熊向晖送出的情报后,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
毛泽东在陕北只留下两万来部队,不到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他坚持不准其它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中共高级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毛泽东身边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泽东,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国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泽东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一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延安保卫战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电视剧《解放》剧照)
国军占领了共军的首都,这可是一件大事,一下子来了许多中外记者,蒋介石也兴奋地要来参观。为了应付这些记者,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胡宗南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共军人数太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只好从自己的部队里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
蒋介石在延安
胡宗南还特意强调,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1947年3月25日晨,胡宗南由熊向晖陪同,在延安城转了一圈,先后来到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看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延安北郊十里铺看了鲁迅艺术学院。胡宗南看得很仔细。
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枣园毛泽东故居
1947年5月20日,熊向晖离开胡宗南,从上海乘船赴美,当年9月进入克利夫兰西保大学(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研究院读政治经济学硕士。
1949年11月6日中午12点半,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其实他也是地下党)。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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