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蒋介石身边的中共谍报大师——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十一）

本文为原创连载，前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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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进步青年纷纷涌向延安

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在西安的活动基本公开，刘鼎创建的七贤庄秘密交通站也由地下转为了半公开。1937年8月22日，七贤庄一号院大门上挂上了蓝底白字仿宋体“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的牌子，同年9月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从以前的半公开转而变成完全公开了。除了斯诺夫妇之外，白求恩、史沫莱特、贝特兰以及世界学联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塔斯通讯社战地记者等国际友人都是通过七贤庄八办前往延安。

1937年4月下旬到5月初，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历尽艰辛抵达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延安之行。她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谈了话。作为一名女性，她着重采访了“女杰群体”，包括康克清、蔡畅、丁玲、李伯钊等。她广泛接触了苏区的人民，发现一种新思想、一批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开辟着新天地。

当年10月，海伦回到西安，并在“八办”小住，与邓颖超彻夜长谈。之后，她根据采访笔记完成了《续西行漫记》的写作。这部著作，和海伦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世人了解红色中国作出贡献，激励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斯诺夫妇

据统计，前后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总人数在4多万人。其中，70%为中学以上水平，有少部分大学生，还有个别硕士、博士生。从地域上看，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爱国青年到延安，还有不少侨胞从海外远赴延安。从家庭出身看，知识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中等收入以上的也有80%以上。

投奔延安的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后来成为辽宁军区司令员，中共海军少将，曾任海军参谋长，大连海军学校，东北师范大学创始人）、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彭德怀和习仲勋为了抢这个人才还吵过架，他最终成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之一）这样的爱国军人。

张学思（左）与张学良（中）合影

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是不情愿其子女在战乱的年代跑到偏远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首先叛离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革命队伍，继而叛离那个阶级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比如温联琛，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抗战爆发后，温父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县长、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温联琛从小娇惯，但她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在武汉时就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她还要去延安，父亲没办法，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时年14岁。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温联琛改名夏沙，后奔赴延安。她还有一个堂哥也来到延安，叫做温济泽。

还有个新加坡青年侨胞叫吴醒柏，也是独生子。抗战爆发后，他不愿做亡国的华侨，决心回国抗战。家里百般阻挠，他就偷跑到香港。其父乘飞机追到香港，称只要回去答应他一切条件，可他还是坚持到西安，经西安八办介绍，和其他青年一起步行到了延安。

西安到延安的路线图

除了西安八办，各地的八办都在接收要求去延安的进步青年。阎明诗的父亲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她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背着家里偷偷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蒋介石干将的千金，看其年龄幼小，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

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像个假小子。”

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 

  14   蒋介石身边的中共谍报大师

本篇标题中所说的蒋介石身边的中共谍报大师，正是阎明诗的父亲阎宝航。

阎宝航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除了这些表面身份之外，他也是一名忠诚的地下党员，阎明诗以为自己逃离了身为国民党高官的反动父亲的控制，真实情况是她父亲有意安排让她去延安。阎宝航在中共地下党中潜伏级别最深，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超级特工”，其党员身份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李克农4人知道。

阎宝航

阎宝航是东北人，年轻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崇尚“教育救国”的阎宝航，于1918年创办奉天贫儿学校，阎宝航交游广泛，长袖善舞，至1928年，该校已发展为拥有几所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视察贫儿学校后不吝赞赏：“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一个师范生，无权无势，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实难能可贵。”

1921年，阎宝航被基督教奉天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先后组织“星期三会”、“启明学社”等团体讨论新文学，在几名共产党员的影响下，逐渐将读书讨论重点转向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并形成东北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阎宝航的信仰逐渐从上帝转变为马列主义。

年轻的阎宝航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阎宝航成为张学良的重要幕僚。1933年9月，“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阎宝航召集救国会中的一部分骨干共30人在北平欧美同学会馆内开会，酝酿组织秘密抗日团体“复东会”，以此作为联系东北军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之间的纽带。

复东会虽系秘密组织，但很快被国民党特务侦知，也引起蒋介石的疑忌和敌视。戴笠、刘健群对复东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准备取缔。但在调查中发现，复东会里有些人与张学良关系极为密切，决定变取缔为拉拢。此时，因热河抗战失利而下野的张学良，在出国游历后返回国内，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部”副司令。蒋介石乘机说服张学良，取消复东会，由蒋、张两方面力量合组一个团体，叫作“四维学会”，主要宗旨就是教导人们讲“礼义廉耻”，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

在阎宝航看来，学会讲“礼义廉耻”，对于抗日救国毫无帮助，故不同意取消复东会参加四维学会。为说服阎宝航等人，张学良于1934年5月7日在武昌接见了前来商谈的阎宝航一行。张说：“要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结合，在当前大势下必须拥蒋才能实现抗日。”

阎宝航出于对张学良的尊重，只好勉强同意。5月12日，在召开“四维学会”成立大会上，蒋介石被推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选出蒋、张双方理事共15人，阎宝航被选为张方的理事。

四维学会成立后，全体理事到南昌面谒蒋介石。蒋为了拉拢张方理事，授意宋美龄出面，以基督教会的名义，邀阎宝航到南京出任由蒋亲自创办的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后改为总干事)。阎宝航开始婉辞不就，蒋介石、宋美龄约见阎宝航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作准备。”表示要对阎现在所做的抗日工作给以援助。阎宝航又电请张学良代为辞谢。张学良复电：“万勿推辞。”

“新生活运动”其实就是国府版的“整风运动”，然而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沦为一场笑话。国民党自从“四一二政变”实施清党之后，组织影响几乎无法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党既不领导政府，也不领导军队，甚至连基层的“地方自治”，也几乎见不到党的影子。“号称数百万党员，……大多数因军饷的缺乏而无法执行命令”，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国民党在基层的党力如此脆弱，蒋氏也就只好寄望于通过新生活运动，唤醒社会的自觉。

新生活运动宣传画

新生活运动不仅没有起到整肃党风，加强国民党组织建设的作用，期间所产生的许多笑话和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反而加重了国民党腐朽不堪的负面形象。

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作秀——集体吃素

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

1935年，经宋美龄推荐，阎宝航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在别人眼里，他是蒋介石的大副官，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军统头目戴笠、中统头目徐恩曾都对他高看一眼不敢得罪。然而阎宝航接触国民党高层内幕越多，越觉得这个党简直腐朽透顶不可救药，终于在1937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在蒋介石身边搞情报。

阎宝航以善交友朋的良好人际关系，深得蒋氏夫妇信任，博得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并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国民党内没有第二个人，有阎宝航这样广泛的人际网络。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府迁都，阎宝航举家迁移重庆，住在重庆村17号，即“阎家老店”。这座三层小楼有两个便门，一个有小路可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另一个通向荒僻山岗。显然，阎宝航对住址挑选颇费思量。

“阎家老店”是东北流亡老乡、民主志士的“避难所”，陶行知、沈钧儒、高崇民、于毅夫、范长江等都曾在“阎家老店”落脚。“阎家老店”更是中共开展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周恩来常轻车简行来到阎家二楼客厅或顶楼举行会议；董必武、叶剑英也都曾在这里暂住和工作；周恩来机要秘书王梓木作为联络员经常深夜来访。

1941年春，正在延安抗大学习的阎明诗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副主席要找她亲自谈话。在周恩来口中她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居然是中共最高级别的秘密特工，周副主席此次找她谈话的目的，就是将她送到父亲身边，协助阎宝航进行情报工作，她的任务就是密写情报，并且担任秘密电台的电报员，交通员则是阎宝航夫人的侄子高维生。

1941年6月上旬，阎宝航又一次出席国民党高层的一场社交舞会，感受到一片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祥和之气。然而阎宝航却觉得气氛十分反常，他的直觉告诉他，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就在几天前的6月5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首都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工作疏忽麻痹，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却不注意隧道内的情况。

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名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洞内之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避难生还的欧阳祝泽说：“十八梯洞内死的人很多，搬了一个昼夜才勉强搬完，大约死的五六千人。”

这次空前绝后的惨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日寇的超长轰炸只是外因，最关键的还是人祸。原本在隧道内设计安装30具电动通风机，但是因为经费被大量挪用，只购买了20具，然而就是这20具也没有启动。防空部第三处正、副处长丁荣灿和潘联说，防空部没有给军政部贿赂，军政部拒绝验收， 机器竟不敢启用任其闲置，于是导致惨剧发生。

重庆大隧道惨案遗址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在幕僚的建议下，急忙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其中有些人可能是缺氧休克，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

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视人民生命如儿戏，他们把尸体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但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

运至朝天门河坝的死尸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但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其状甚惨。

大隧道惨案后清理出的尸山一角

大隧道惨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重庆市民群情激愤，声讨国府的腐败及不作为，再加上日寇日夜轰炸，国民党高层近期一直弥漫着人心浮动的紧张气氛。那么，这次舞会上，为什么这些人如此轻松呢？

阎宝航在舞会上遇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孙科，希望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情况。在轻松的寒暄之后，他们告诉阎宝航，根据中国驻德国使馆武官桂永清近日传回重庆的消息，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他们判断，如果德国入侵苏联，根据《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约定，日军应当很快就会入侵苏联，那么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压力会大大减轻。因此，虽然大隧道惨案余波未息，日军飞机还经常来重庆轰炸，他们都感到十分轻松。

阎宝航曾留学欧洲，对欧洲形势颇有见地，所以他们将仅限于国民政府少数高层人士才能知道的机密情报，特地告知阎宝航，想听听阎宝航对此事的分析和预测。阎宝航也因为受到了他们的信任，才得以与闻了这一机密。

纳粹德国之所以向国民党透露进攻苏联的计划，是因为此前国民党和纳粹一直是亲密合作的关系，但是最近蒋介石受到英美的连番拉拢，变得不坚定起来。纳粹高层希望国民党打消对英美的幻想，彻底倒向德国，因此才通过桂永清之口透露这一绝密情报。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与日本方面达成妥协，兴奋之余，忍不住告诉了身边的亲信。而这些亲信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反正阎宝航也是“自己人”，告之无妨。于是这一重要情报就这样传到阎宝航耳中。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阎宝航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内心如同酒杯中的香槟酒一样剧烈翻腾起来。他在舞会之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通过自己的助手李正文，向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报告这一重大情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得此情报后，立即向苏联国内发回消息。

然而就在周恩来收到情报的同一天，苏联政府授权其新闻机构塔斯社，向全世界发表声明：从苏联掌握的材料看，“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条款。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周恩来一方面十分信任阎宝航，一方面又亲眼看到塔斯社的声明，这个重大事件同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究竟孰是孰非？

阎宝航坚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并将他所了解到的全面情况和自己的判断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赞同阎宝航的判断。但这时再通过苏联驻华使馆转告消息显然不能奏效，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他于6月14日急电延安毛泽东，请他直接向苏联高层转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

此时毛泽东在延安，已经和莫斯科建立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毛泽东接到这个情报后，也犹豫再三。到底从重庆传回的情报是真是假？最终，他根据自己的战略眼光进行判断，也认为阎宝航获得的情报十分可信。6月16日，毛泽东命令将阎宝航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级别最高的警报，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还有六天时间。

毛泽东与斯大林

苏联军事情报局在国外有几个出色的情报组织，有在日本的以佐尔格为首的“拉姆赛”情报网，在德国和西欧的“红色乐队”情报网，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他们均预报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

“红色乐队”负责人特雷伯和波伊森，在1941年初向莫斯科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详细部署和出兵日期。

佐尔格（以后的文章还会提到他）于1941年6月15日向莫斯科报告，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比阎宝航情报早到一天。

红色间谍大师佐尔格

“拉多”于1941年6月17日向莫斯科报告，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比阎宝航情报晚到一天。

苏军情报局局长戈里科夫和苏联海军部长库兹涅佐夫认为这些消息并不准确，反而会激起德国的敌意。斯大林同意了他们的分析，便于6月14日发表了向德国故作姿态的塔斯社声明。

斯大林看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尽管他不相信这份情报的真实性，却对他触动很大。因为这是由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发来的，它表达了毛泽东对这个情报真伪的倾向性。斯大林可以不相信其他人的情报分析，但毛泽东这位战略大师发来的情报，却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斯大林斟酌再三，决定“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下令苏联红军的各个集团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1941年6月22日凌晨3：45分，纳粹德国伙同同盟国意大利和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出动190个师550万人、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190艘战舰，划分为三个集团军群，从北方、中央、南方三个方向，以闪击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虽然苏联方面由于战备不足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如果没有在此之前下达战备命令，恐怕遭受的损失会更加严重。

苏德战争示意图

6月30日，苏方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这份电报写的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遍查史料，此为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惟一的一封感谢电。

阎宝航凭借广泛的人脉以及对情报工作的高度敏感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收集和秘藏的、三份举世公认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1）纳粹德国决定于1941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的情报；

（2）1941年11月下旬获取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3）1944年夏季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材料，包括陆海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

这些情报对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对日美太平洋战争，苏联出兵东北战争以极大帮助，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局势也起到了巨大作用，阎宝航是当之无愧的中共谍报大师。

阎宝航在蒋介石身边的长期潜伏，也引起了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右翼人物的怀疑，他们指称阎宝航是共产党。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军统的戴笠、康泽以及中统的徐恩曾都曾找阎宝航“谈心”，却找不到确凿证据，而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令这些人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阎宝航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到我家里来，是从后门进来的。这时特务来了，我老伴出去应付，说我不在家。我的态度是对特务敷衍应付，对他们说，只希望生活能对付着过下去，将来能打回老家，抗战到底，表示自己无心政治。因为大特务常来，小特务倒不敢找麻烦。”

1942年夏，地下党员徐仲航被捕，他知道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一时间，中共情报机构高层十分紧张，周恩来亲自赶往重庆，通知阎宝航赶紧撤退。然而徐仲航虽然遭到酷刑拷打，体无完肤，但他视死如归，毫不动摇，始终没有招供。阎宝航十分冷静，找到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李济深，说徐仲航是他多年抗日的老乡，不会是坏人。李济深通过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关系，将徐仲航保释出来，阎宝航自己也避免了暴露的危险。

在重庆档案馆里有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赫然写着“阎宝航”，其活动被特务详细记录。阎宝航之所以在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和监视下一直屹立不倒，是因为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一直在保他。有人检举阎宝航，宋美龄就会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

阎宝航因为在情报战线的卓越成绩，成为中共情报战线最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

阎宝航获得的奖章和证书

长期以来，阎宝航被社会各界广泛认为是一位党外爱国人士。直到1962年，在一份报告中，阎宝航第一次披露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不平凡的经历。周恩来于1962年3月6日，亲笔为此作了充分而详尽的肯定。

忠魂歌泣惊天地，英灵不朽照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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