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之病：只要爽，不讲痛 | 子戈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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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友邻号已经指出了《怒火·重案》与《拆弹专家2》在表达精神上的相似处。
当然，这对很多内地观众而言，既接收不到，更遑论理解共情。
不过，电影之所以仍然是综合艺术里的集大成者，就在于它有丰富的多义性和复杂度，所以即便作为普通的“时装动作猛片”，《怒火》仍然赢得了内地市场的认可。
我们今天的文章，并不是一篇迟到的《怒火》影评——坊间的解读已经足够多了——而是枪稿主笔子戈老师，由《怒火》触动，而想起了近年华语片（或者无妨直说“国产片”）的创作潜意识变化。
——枪稿主编 徐元
消失的痛感
作者简介：枪稿主笔。一个不够温和的中间派。不在看电影，就在写影评。
01
《怒火·重案》是一部痛感极强的电影。
这种痛感不是生理性的，不是弹片划破皮肤的痛，而是心理性的，是人在面对困境时的纠结，以及徒劳的挣扎。
影片为两位主角设置了相同的困境，体现为一道选择题：面对权贵阶层的收买，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独善其身？
阿邦（甄子丹饰）选择了“独善其身”。
他拒绝为一个涉案的富二代脱罪，并因此惹怒了上司。
可以想见的是，他未来的仕途也不可能顺利，因为在这套劣币横行的系统中，良币终会被驱逐。
阿敖（谢霆锋饰）选择“同流合污”。
在一起富豪绑架案中，他受上司的威逼利诱，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破了案，却失手杀死嫌疑人。在随后的庭审中，上司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阿敖沦为阶下囚。
无论怎么选，似乎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怒火》为我们揭露的一个残忍的事实。
更残忍的是，当阿敖出狱后，带领兄弟们一边贩毒，一边向上司、富豪寻仇时，与他对峙的人，正是曾经的战友阿邦。
这两人的对决看似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实际上，只是两个失意人之间的厮杀。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同一套体制的受害者，差别仅仅在于，阿邦因受到上层打压，郁郁不得志；而阿敖则被“用完即弃”，逐出于体制之外。
在最后的决战中，这两人拼得你死我活，但再惨烈的打斗也激不起任何爽感。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之间没有赢家，都是输家；而真正的赢家是那些高枕无忧的权贵们，他们正匍匐在权力链的顶端，看着这两个小人物彼此缠斗，坐享其成。
这是《怒火·重案》为我们呈现的一出结构性的悲剧。
也正是借由这一表达，影片得以穿透现实的皮肤，触摸到一种真实的痛感。
02
该如何定义“痛感”？
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设置一个困境；第二，让主人公穿过它。
只要困境足够真实，穿越的过程足够挣扎，观众就会被刺痛，进而去追问痛的根源。
但是反观我们的大银幕，这种痛感正在大面积地消失。
它可能还零星地存在于一些港片以及小众文艺片中，但在大陆主流电影身上，几乎已经绝迹。
《唐人街探案3》有任何痛感可言吗？没有。
片中的主人公只是在虚假的情境里去侦破一个煞有介事的案件，他们并没有经历真实的困境，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挣扎。
说到底，这部电影只是一部包装复杂的烂俗喜剧，而片中所谓“战争遗孤”的表达，也只是包装上的一道看似庄重的花纹。
《中国机长》有痛感吗？也没有。
诚然，这部电影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危机——飞机高空遇险。
但问题在于，它只是一个纯外部的危机，并不能在主人公乃至观众的心灵上留下疮疤。
与之相比，《萨利机长》要做得更好，这部电影绕开了空难本身，讲述飞机成功迫降后，原本作为救人英雄的机长，却被指控为一个拿所有人生命冒险的赌徒。
这时，观众才有了真切的痛感。
因为他们看到了主人公的痛苦和委屈，也看到了一个比外部困境更为凶险的心理困境。
我们的大部分主流电影实际都没有困境，或者说，那困境要么是虚假的，与现实无关；要么是纯外部的，与内心无涉。
于是这些电影呈现出来的气质，是高高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它们根本不关心现实，也对人缺乏真正的体恤和悲悯。
03
当然并不是所有电影都是如此，近年来还是有一些电影触及到了真实的困境，但问题是，它们并没有直面困境，也没有勇敢地穿过它，而是绕了过去。且绕的方法，又不尽相同。
比如《你好，李焕英》。
不可否认，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贾玲实际在用它为母亲服丧。
但这部作品并没有沿着“丧母之痛”向深处走，去呈现痛的质地和层次，相反，它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就转身走开了。
在占绝大篇幅的穿越段落里，它俨然成了一台春晚小品大串烧，以戏谑的方式消解了痛感，但也正因如此，那份痛失去了它应有的成色，成为搞笑的陪衬与造泪的工具。
再比如《送你一朵小红花》。
这部电影聚焦的是癌症患者，讲的是如何面对死亡。这是个相当宏大的困境，但影片的处理却略显轻易。它不像台湾导演程伟豪的《缉魂》那样，拍出了一种生理上的病态和虚弱；也不像另一部文艺片《小伟》那样，如实还原了一个将死之人的不被理解的孤独，《小红花》一半时间是青春偶像剧，一半时间是温馨家庭片，它以一层甜度极高的糖衣紧紧包裹住痛苦，于是痛苦就成了一粒胶囊，变得光滑且容易下咽，但也丢掉了那一份值得回味的苦涩。
还有一类电影更加简单粗暴。表面看，它们在讲述苦难，但很快你会发现，苦难原来只是背景，只是舞台，真正的主角是“视苦难如粪土”的人们，他们整装待发，开赴现场，以摧枯拉朽之势再次证明了“人定胜天”的古训。
苦难就这样被做成了奖状，颁给了符号化的英雄；悲情就这样被转化成了正能量，也淹没了沉默的哭声。
以戏谑化、温情化、正能量化的方式，绕过困境，确实能给人以片刻安慰。
但那安慰是不牢靠的，也是稍纵即逝的，它并不能让我们自痛感中有所领悟，而只是帮我们做了一场醒来即忘的梦。
04
要说今年哪一部大陆电影最有痛感，其实是《我的姐姐》。
这部电影完成度一般，但它触碰到了真实的困境，并且主创们也没打算绕开。
这个困境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爸妈重男轻女，我还要不要照顾他们死后留下的弟弟？
这其实是个非常灼人的难题，在这个选择背后，拷问的是我们对于性别、道德、亲情等观念的定见。
而整部电影一点没绕，紧紧咬住这个问题，为我们展现姐姐的两难处境，这其中有来自长辈的苛责、社会的压力，也有自身的顾虑，直到最后，一切又落实到这个问题上，姐姐最终要做一个决定。
当然，这个决定引起了极大争议，某种程度上，《姐姐》可能是今年上半年话题度最高的一部电影。
为何如此？很简单，因为我们被它刺痛了，我们在姐姐的抉择中实际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焦虑。
于是这部电影借由这种痛感，照进了现实，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并在众人的咀嚼和反思中，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观念。
这就是痛感的意义。
只可惜，这样的电影实在太少了。
05
为什么我们这样回避痛感？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创作者的，也有大环境的。
首先不可否认也老生常谈的是，如果触及痛感，就难免要追根溯源，最终触碰到社会症结。这在审查收紧、“技术原因”频繁亮相的今天，无疑风险极大。
于是创作者也好，资本也好，会更倾向于躲着痛点走，打安全牌。
另一方面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整个大环境、时代氛围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如今，作为主要观影群体的年轻人，更有一种泱泱大国的自豪感。
所以我们当下最卖座的电影，很多都体现着这种日益膨胀的“大国自信”。
在《战狼2》（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和《红海行动》（第7名）中，我们开始参与国际事务，把西方雇佣军和中东恐怖分子打得抱头鼠窜；《流浪地球》（第3名）中，当世界危在旦夕时，站出来拯救世界的也不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
当我们越来越沉迷于抽象的概念，陶醉于巨大的光环时，就越会对具体的微小的疼痛失去感知力。
这是一种由大国自信催生出来的“神经大条症”。
别说根本看不到问题，就是看到了，我们也会倾向于把它解释为：他人的陷害、必要的牺牲或是崛起的代价。
06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痛感匮乏的年代，我们更能看清《怒火·重案》的宝贵。
它和另一部由香港导演邱礼涛拍摄的《拆弹专家2》一样，都还在关心人的境遇，也都还对香港社会保有敏锐的洞察。
但转念一想，这样的电影之所以还能存在，也许正是因为它们所批判的问题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而随着香港回归的继续深入，终有一天不再有“他们”只有“我们”时，这样的电影还会不会存在，也要打一个问号了。
无论如何，痛感的消失都是一件可悲的事，也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
一个人若失去了痛感，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极度危险的。
而电影——作为一个联结着公众心理的视听媒介，若丧失了对疼痛的感知，那只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一种自我陶醉的麻木之中。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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