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之星·赏读】葛小明：姜事

姜 事（散文节选）

葛小明

人民文学 2017年9期

一

很难找到一首描写“姜”的古诗词，不知为什么，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没有太多地进入文人视野。《本草纲目》却有篇幅不短的记载：“姜，辛，微温，无毒。生姜温，要热则去皮，要冷则留皮。八九月多食姜，至春多患眼，损寿减筋力。古人云：秋不食姜，令人泄气。亦有秋姜减寿之语。”数千年来，人们种姜、养姜、食姜，却不赞美姜，亲密接触却又划清界限，关系暧暧昧昧。在鲁东南，不止是我，无数个和我相像的人，一生紧紧与这种植物连在一起，关系明确，脉络深刻，分也分不开。

大地上的事物，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暧昧关系，风吹草动，月出鸟惊，一粒沙子就可能改变蚂蚁的一生。众生在大地之上新陈代谢，树枝戳破天空，落叶沉入湖底，花开花谢，一旁经过的蜜蜂却不知其用意，只需采蜜够了，只需保持忙碌就够了。姜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诞生的，与它一起诞生的，还有祖祖辈辈的养姜人。生在大地之上，就注定要把一生留在大地，为此，爷爷给父亲起了一个带“土”字旁的乳名，坡儿。后来的几十年，农村条件好一些了，起的名字也跟着好了一些，我的名字“姜”，就是在新时代诞生的。姜，在鲁东南的乡下，是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它换来了集市上的水果，换来了孩子们的学费，换来了一代又一代农村人的希望。养姜，理所当然成了跟养孩儿一样重要的事。

土地和土地有大差别，虽然它们都能养活人。庄稼人最懂土地，他们能够准确地分清土地的类型，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那块地长什么更有利。姜的矫情，首先反映在对土地的适应上。鲁东南多山，丘陵地相对贫瘠，缺水缺肥，向下不用十厘米就会摸到石头，姜很难在这种土地里存活。只有离村不远的低洼地，才适合养姜。村落近水向阳，且相对平坦，可以说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就适合姜居住。在这里，炊烟的根部稳健，袅袅而起，直上屋顶，再上面是太阳描绘的天空，大而宽广，四面都是生机，处处充满希望，于是，整个世界跟着热闹起来。

自留地最肥沃，但是数量有限，每户分不到多少。这些地无疑会用来养姜，一年又一年，代代不息。外面的地可以荒一点，但是自留地不能，庄稼人不允许一棵杂草出现，更不允许一寸土地闲置，所以你不能用自留地来评价一个庄稼人是勤快还是懒惰。他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命根子，伺候不好，就会挨饿。除了极个别的单身汉会在自留地里种上玉米、小麦等比较容易收割的庄稼外，其他人都会养姜。而养姜是从冬天开始的。冷会让一切清醒，会迸发出破坏性的力量，所以最有生命力的事物往往都在低温中厚积薄发。经历过严冬，才能经受住鸟语花香的诱惑，不为花儿蝶儿所动。这要从雪开始说起。

每年家里的老皇历翻到“大雪”，父亲都会喊上贪睡的我。“姜，今天大雪了，得早起来暖姜呀。”听到这话的时候，往往是早晨六点左右，父母早已经在外忙活一个多钟头了。姜从村外的洞子里运出来，小心翼翼地经过每一双养姜人的手，进尼龙袋子，上小推车，吱哟吱哟晃进了千家万户的院子。我是不用出去的，跟我名字一样，我是家里的宝贝，不用在这么冷的天出去运姜。大寒，无法知道外面马路上结的冰有多厚，也无法看见风吹进母亲脖子后她瑟瑟发抖的样子，我只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冬天逼近，雪厚了，家里却暖和异常。

“姜，快扶着车子，要歪了。”

“哦。”

“姜，过去把门开开呀，进进出出的很费事。”

“哦。”

“姜，麦草铺好了吗？怎么这么磨蹭。”母亲也急了，“你要多长长眼色，看你爹忙的。”

“哦。”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和父亲形成了坚实的默契关系，一方“撒急”（山东方言，着急的意思），另一方会自然而然地跟着“撒急”。我则成了他们共同使唤的对象，鉴于此，成长过程的好多年我都耿耿于怀，认为我是他们的矛盾中心，我的叛逆心也随着炕头上的姜慢慢发酵。

二

暖姜是养姜过程中的最初环节，轻松也最重要，因为如果暖不好，第二年姜的发育和成长都会成为枉然。地点是炕头，就是庄稼人睡觉暖心的地方。为了暖姜，人们把炕头让出来，最柔弱的姜种一上去就苏醒了，它们藏在麦草中间慢慢发育，慢慢酝酿，直到春天前来敲外面的窗子。麦草就是麦子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它们柔软、干燥、轻盈又易搬运，是暖姜的不二之选。母亲和我，一手捧着姜，一手抓着麦草，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放一层麦草，再放一层姜，再放一层麦草，再放一层姜，就这样把幼姜整整齐齐地排在炕头的麦草里，一个挨一个，抱团取暖。躲在麦草和热炕头中间，幼姜什么都不用担心，不会出现疾风暴雨，也不会有大事发生，但是这个冬天注定不平凡。父亲母亲和无数个被姜挤出炕头的庄稼人一样，在一场又一场大雪里瑟瑟发抖，这种冷是暂时的，因为春天已经跟着姜芽早早地走进他们梦里。庄稼人的梦简单而朴素，他们不会梦到被撤职，不会梦到被同事排挤，也不会梦到大鱼大肉的酒桌。他们只会梦到地里的庄稼突然长高、树上的果子大得出奇，只会梦到春雨纷纷、稻穗饱满，梦到高粱一节一节长着，差点高过了所有的苦难。

惊蛰一到，姜就暖好了，被催醒的幼芽茁壮、有力，等着亲近刚刚翻整过的土地。生于何处就归于何方，姜并不留恋热炕头，到了日子，就出去。如果待在炕头时日过多，幼芽就会无力，挪进地里也长不高。它们有它们的活法。与姜接触久了，庄稼人也会沾上姜的性情，他们朴素而坚毅，不留恋于短暂的诱惑，他们懂得热炕头再舒服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于是鸡叫头一遍便匆匆穿起衣服出门了。早饭是后来的事，乡下的早晨不在闹钟里，也不在逛菜市场的路上，它们往往会落在一片玉米叶上、一滴折腾了一夜的露珠里。种姜开始于黎明之后、早饭之前，这个过程并不短暂，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都有可能。城里人最要紧的早餐，在这儿会被自然地延后，没有准点儿，忙累了才回去吃。女人可以早回去半个钟头，因为要做饭；孩子通常不用早起，这里的孩子没有准确定义，在乡下没有结婚都是孩子。

我比其他家的孩子更贪睡。种姜的日子，清晨听到的最早的声音来自母亲。

“姜，我和你爹去家北种姜了，你听着点儿门。”

“姜，你要是饿了，就先自己做点儿。”

“姜，起来别忘了喂鸡。”

我是不必应的，因为永远都是这三句。母亲总是担心家里会进贼，因为村子里偶尔会传出谁家的鸭子被偷了，或者哪个收破烂的把院里的破锅拿走了的事情。她担心的事情很多。再说吃饭，这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即使再挑食的孩子，种姜的那几天里也会变得很乖，随便吃点就行，不敢争宠。我的童年吃得最多的是煎饼卷鸡蛋，一个鸡蛋，一点切细的白菜头，煎一煎卷进煎饼，就是一顿可口的饭。每家每户的孩子都会煎鸡蛋，简单，营养，廉价，因为家家户户都养鸡。养鸡有三个目的：一是可以吃到免费的鸡蛋，二是出门走亲时可摆脱空着手的尴尬，还有一个就是当闹钟。公鸡很有默契，觉得人们休息好了，就喊几嗓子。看见人们差不多都起床了，就赶紧打住，叫多了惹人烦。

种姜首先考验的是腰。谷子、稻子、高粱、养姜人，都有一个好腰。他们越近迟暮，腰弯得越好。姜种从筐子里一个一个地取出，几乎是用手捧的，因为新芽毕竟脆弱，一不小心碰到就会断裂，前功尽弃。筐子很大，起身，取一个姜种，弯腰，蹲下，按进松软的大地。这一按的力道刚刚好，大部分进土里，露一点儿头，芽要全部在外面。然后再起身，弯腰，蹲下，起身，弯腰，蹲下……一垄地需要好几天才能种完，而每一天都要弯腰数千次。量化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如果不仔细数，没人会在意这些，但当真正量化起来，你就会为此担忧。他们毕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时地出现各种病痛。弯腰是最接近土地的动作，这让人难过，养姜人却习以为常。初春的早晨很冷，但是忙活的人感觉不到，等第一缕温暖的阳光落下来，他们早已经累得汗流浃背。

幼苗怕晒，尽管春天的阳光并不暴烈，就像刚刚移栽的茄子一样，需要想方设法为幼苗遮阳。在鲁东南一带，首选的遮阳物是柞树枝。柞树是丘陵地特有的树，主要用来放养柞蚕，秋天的时候，人们提前把多余的树枝剪掉，以备姜用。柞树枝要保留叶子，因为叶子能够遮挡更多的阳光，而树枝本身的作用只是方便插在地里。经过一秋一冬的晾晒，使用时树枝已经完全干枯，分量相对轻了不少。后面要做的就是挑一个好天气，将这些树枝插到姜的向阳面。弯腰，不停地弯腰，再次成为姜地里出现的最多的动作。这动作和活计都是个人独立完成，也就是说每个人进行自己的“插枝”，不必与人合作。姜地里排与排之间的空隙很小，幼苗脆弱，所以需要小心地踩在排与排之间，一手揽着一捆树枝，一手弯腰插进去。不能离姜苗太近，那些熟睡着的小生命最怕刮伤；也不能太远，远了，就挡不住南面泼下来的阳光。基本上是插一根，直一下腰，再插一根，再直一下腰，如此不止。就这样，人们在大地上反复进行着虔诚的动作，弯腰，叩拜，朝圣，影子越来越厚重。

三

浇姜是我参与最多的事情。最初的几年，姜是不怎么浇的，直到后来，几百里外的安丘养姜发了财，当地人去取经才知道，姜是需要大量浇水的。可怜祖祖辈辈的养姜人，傻傻地靠天吃饭，一样起早贪黑，收成却寥寥无几。回来的人说，安丘的姜能长到四五斤重，而我们这里的却一斤都难。于是，浇水成了增加产量的重要环节。姜的根系不发达，耐旱抗涝性能差，故对于水分的要求格外讲究。

浇姜一个人很难完成。庄稼地里重要的事，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祖一辈，下一辈，整整三代人都得参与进来。一方面重要的活计量往往很大，时间却急迫，比如抢收麦子。夏天的鲁东南酷热，但又常常大雨不断，麦子就在晴和雨的缝隙里成熟，收麦就成了一家三代人的事。这时候，不论年纪，不论钟点，能上的全部出去。所有庄稼人都变成了地里的庄稼，发芽长大，开花结果，直到慢慢老去。另一方面，重要的事需要格外谨慎，一个人干活儿会影响到整个活计的进度和质量。就像浇姜，如果中间随便谁没有参与好，就会造成大水漫溢或者角落无水，结局就是减产。减产是庄稼人最难过的事情，侍奉泥土的人都很虔诚，对天，对地，对秋天的收成，皆是如此。如果没有好的收成，就意味着你的心离开了土地，投在地里的影子是不干净的。而我们家的上一辈都没有了，奶奶在给父亲起完名字后就离开了，爷爷走的时候我还不会下地。所以在我们家，浇姜变成了两代人的事。

水成了夏天最珍贵的东西。当然，水从来也很珍贵，它不仅养活了万物，也纯粹了万物，不知道有多少阴谋和欲望，在一场又一场水中淹没，燥热的东西在水面前降下温来，留下的只有平静和朴素。姜对水的需求格外多，因为村里都养姜，旱下来的时候，所有的庄稼地都缺水，村子的塘坝和井又很有限，浇姜就成了难事。好在村里遵循着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谁家先放上机泵，谁就可以先浇，浇完后一周内则不能再浇。于是占井成了浇姜的第一步，需要起得很早，可能是凌晨三点，披星戴月对庄稼人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它少了一些诗意，多了几分辛苦。这个环节是母亲完成的。

鸡还没叫，母亲就起来了。同样的调子和嘱咐：

“姜，我去占井了，你听着点儿门。”

“姜，你要是饿了，就先自己做点儿。”

“姜，起来的话别忘了喂鸡。”

占完井后，母亲进了山里，那里有一些其他的庄稼要打理。姜最忙的时候，花生也忙起来了，地里会出现杂草，叶子上会长蚜虫，还需要防着野兔，它们啃起幼苗，简直是一种糟蹋。总之，山里谁也闲不下来。父亲一个人去了姜地，我继续睡在梦里，不知道睡了多少年，做了多少安稳的梦，好像这样的梦可以永远做下去。

快六点的时候，母亲从不远的山里回来，喊我起床。

“起来吧，你爹一个人肯定忙坏了，浇姜是大事，一个人做不好的。”

“啊！”

这一句比什么话都重要，因为我们都心疼父亲。瞬间，我全身都充满了罪恶感，是啊，那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让父亲自己去做。他肯定浇不好地，说不定早就被管子里水喷了满身，泥巴沾到裤腿上，沾到手心里，沾到擦过的额头上。也有可能机泵突然熄火了，他一个人来回于机泵与姜地长长又黑黑的路，不知道奔波了多少次。看不到地头上的水走了多远，也看不到井里的水还剩多少。一个人浇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

穿好衣服，什么也顾不上，就去找父亲了。天还不太亮，机泵隆隆的抽水声格外刺耳，但却是美妙的，它说明机器没有熄火。看一看大口井里的水还剩多少，确定一下机泵没有问题，便沿着管道去姜地了。父亲很矮，天又很黑，只能看到一个蹒跚又模糊的身影，在姜丛中间缓缓地晃动，动作娴熟，却很小心，绝不敢怠慢了任何一棵姜。

“吃饭了吗，姜？”

“还没。”

“你应该吃了再来，不然待会儿饿得慌。”

“不饿。”

“你娘回去了？”

“嗯。”

他问的几句话都是最重要的，问完了就不再多说。父亲的一生沉默寡言，在我心中他不像山，因为他没有那么高大，我甚至经常会担心他突然倒在地里爬不起来。从小母亲就带给我这种担忧，有时候父亲下地，过了晌午还没回来，母亲就说，你快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她一这样说，我就害怕，拼命地往地里跑，因为我太怕失去父亲了，太怕桌子上少一副筷子了。到了地里，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心突然就轻松了，我想“如释重负”这个词应该也是起源于庄稼地里才对。见面后往往也是几个字。

——“你来干吗，姜？”

——“你娘回去了吗？”

——“嗯。”

我知道自己的作用不大，可是我就愿意待在地里，和父亲在一起。浇姜的时候，我的主要作用是站在地的另一头，看着水过来了没有。水到头的时候，再浇几十秒，让它满一会儿，然后告诉父亲。他便换另一排。哦，对了，姜跟其他常规作物一样，成行成排，主要是为了方便浇水。父亲的耳朵不太好，加上水声，喊他往往听不见，所以水满的时候，我只需摇一摇手，他就懂了，也不说话，微微点一点头，水便向另一排姜浇去。这种默契，是血浓于水的配合，也是天长日久磨合出来的。一排，两排，三排，一块地有好多个一排两排三排。但是无论地有多大，终究会在反复地摇手与点头中慢慢完成。

浇水的过程，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水可能会冲坏垄沟，溢到外面，父亲便拿着铁锨冲过去，一锨一锨地把裂缝堵上。几十年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下一下填补了家里的一切所需。家里并不富裕，但是我们也不贫穷，有父亲母亲，有孩儿，有粮食，有姜。比如机泵，太老旧了，我们不舍得换，也没有闲钱换，所以经常会坏，直接的表现就是熄火。一旦熄火，就需要跑回去重新拉动机器。是的，机泵需要手拉动，有一根长长的线，藏在机器里，需要用力拉动它，有时候拉十几次才能拉开。再次启动后，父亲迅速松手，跑向姜地。太远了，水奔跑的速度快于父亲，我从地里远远地看见他跑了过来，那奔跑，是我见过最难看的动作。他两手举得高高的，因为袖子和手上都是泥巴，沾到衣服全身就脏了。其实我很想对他说，坡儿，不用举着双手跑，你的全身已经都是泥巴了。坡儿，你的动作真的很难看，真不知道当初怎么找到对象的。坡儿，但是我不希望你被泥巴覆盖，我希望你能从泥巴中永远地挣脱出来，世界太需要你。

姜在父亲和水的呵护下慢慢长大，一起长大的，还有埋在地底的希望，那是一家人的收成，是孩子的学费，是生病时敢进医院的勇气。姜永远不会知道大地之外的人和事，在它看来，水和汗是一样的，柔软，澄澈，养活万物。

四

姜喜水，喜肥，喜温，怕冷。霜降一过，地里的姜就会受冻，很快便坏掉，所以霜降之前姜必须收完。霜降，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上，霜降在所有的农事活动中都举足轻重。我国古代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蜇虫咸俯。”每一候都是致命而又充满悲伤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作为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过后，天气更冷了，露水凝结成霜，庄稼人的收获也基本完成，剩下的事就是窝在火炉旁守冬了。这是秋天的结尾，是一年劳作的总结，无论如何都要收好尾。一项轰轰烈烈的大事，在秋天深处开始了，所有人，所有车子，所有筐子袋子，全部上阵，人们再次在大地之上演绎一场空前的抢收。

空着出去，满着回来，中间是养姜人的步履蹒跚。刨土、掸土、剪茎、装筐、上车、进窖，简单的几个字，忙坏了一群养姜人。收姜需要把姜从地里刨出来，掸掉上面多余的泥巴，用刀或剪刀去掉姜的叶茎，装进筐子，抬上车子，运进山洞里备存。等上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等一个相对高的价格。等价，就像炒股，等到了能卖个好价钱，等不到可能会亏本。无论等到等不到，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姜都在窖子里完好无损。

“姜，我和你爹去家北收姜了，你听着点儿门。”

“姜，你要是饿了，就先自己做点儿。”

“姜，起来别忘了喂鸡。”

太阳首先照到我，然后父亲，再后面才是母亲。母亲长父亲一岁，长我三十六岁，长地里的姜好几辈子，剩下的时光我们无法平分，太阳却给我们做了最公平的裁决。如果一个家庭一生收到的阳光是定量的，那么父母总会把自己的那份分给儿女，少睡一会儿，早走一会儿，多干一点儿。大山深处，无数个家庭在这样的分与匀的过程中亮了起来，那是风中屹立不倒的力量，那也是细水长流的日子。

父亲双脚稳稳地站在大地之上，握紧“三叉”（一种北方常见的农具），左右手的配合恰到好处，高高地扬起来，高过头顶，高过早起的太阳，高过世间所有的贫穷。这一叉下去，要准，要稳，要正好把一株成年的姜挖出来，近了会伤到它，远了会费力气，坚持不了多久。三叉落地的声音沉闷而短暂，与大地接触之后，一株姜就完整地挖出来了。父亲会习惯性地用手甩一甩上面的泥土，尽可能地干净，因为下一个接手的是他的妻子。挖完一排之后，母亲出场，她的主要活计是掸掉姜上的泥土。年轻时母亲从不带手套，她说戴手套干活不麻利，耽误工夫，后来年纪大了手便承受不了过硬的泥块，终于带起了手套。我看到母亲弯着近乎九十度的腰身，一点儿一点儿地掸掉泥土。其实何止是掸，在乡下，程度太轻的词往往用不到，这里的掸实际上是挖，是抠，是用尽十指的力量做一件事。整个过程漫长而细致，就这样，父亲母亲一先一后，走近深秋。收获是乡下最复杂的动词，这个词里包含着辛劳、坚忍、忙碌、割舍和喜悦。有时候，父亲走得快了，就停下来，等等后面的母亲；有时候母亲快了，就慢下来，候着前面的父亲。自始至终，他们都保持着一排姜的距离，不会快一步，也不会慢一步，这种默契，是经历了二十年、三十年、一生一世，才慢慢形成。

[责任编辑  刘  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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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美编：郭雪艳

专题组稿：梁豪　赵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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