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点来钟。风静的一刻，大别山冬日的阳光甚至有些耀眼。这里是金寨县双河镇河西行政村，小河口村民组。七十六岁的冯纪耐沉默地坐着，右目深陷。这只右眼，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失明了，“是因为生病吗？”我问。他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似乎是不想触及这个话题。他用手指了指对面的山坡，说：“喏，就在那面坡上，就在那边哩。”他指给我看的，是他养父的坟墓，年年清明，他都带着儿孙到养父的坟上添土。一年一年添下来，坟头已经很高了，在林木茂盛的夏季，没膝的蒿草完全把碑上的字迹掩盖。“我看得见哩，”老人擦了擦深陷的眼窝，有些赌气地说，“我看得见！”我眯起眼睛，看了一眼对面的山坡，冬季的大别山草木凋零，一片衰白。大别山群峰巍峨，雄踞淮甸，绵延数百里，虽坐落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但大部分是在安徽境内。大别山主峰白马尖海拔一千七百七十七米，东视南京，西隔武汉，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诞生地，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也是一个集老区、山区、库区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区。
冯纪耐是有“红色背景”的贫困户，二〇一六年脱贫。在金寨，我收集并记录在册的有“红色背景”的贫困户一共是一百五十八户，而实际数字要远远大于这个。所谓“红色背景”，是指他们的父兄在革命战争年代付出了生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金寨境内先后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组建了十二支主力红军队伍，曾有十万子弟参加红军。他们有的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有的成为共和国的将军，而更多的人牺牲在革命的路上，他们没有留下后代，甚至没有留下姓名。采访期间，几乎在每一个贫困户的门前，我都看见了这样的光伏板。金寨县的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光伏发电技术成熟，投资回报率较高，一次性投资可长期受益，特别适合因残、因病致贫的家庭。采访中，差不多的贫困户家庭，都把光伏发电算作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只要是晴天，你就坐在屋里头，等着收钱好了！”陪同我采访的小储说，小储是镇扶贫办干部，九〇后。光伏发电共需要投资两万四千元，其中政府投资八千元、企业捐赠八千元，贫困户自己投资八千元。如果贫困户拿不出钱，可以由保险公司提供信用保险进行贷款，贷款还款从每月光伏发电收入中自动扣除。光伏发电全部上网，每发一度电收益一元钱。这个扶贫项目的准确表述，叫作“分散式光伏发电”。虽说操作简单，可到底也是高科技，这一块块发电板，就这么无遮无挡地安装在屋外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日晒雨淋，要是坏了，钱不是白投了？小储解释：“二〇一七年，金寨油坊店乡面冲村贫困户詹史成家的发电板，一下子坏了四块。后来人保财险通过核实后，每块赔付给他一千零七十元，合计赔付了四千二百八十元。”这件理赔案经媒体报道后，算是给全县的光伏发电户吃了一颗定心丸。人保财险作为主承保单位，仅在二〇一六年一年，就承保光伏发电八千六百七十四户，其中贫困户七千七百九十四户、一般户八百八十户、村集体二百一十八个，总保额二点零八四六亿元。全县共建成光伏扶贫电站一百九十七点一兆瓦，总投资十四点七八亿元，实现综合收益四点五亿元，助力十点五八万贫困人口脱贫、六十七个贫困村出列，将全县的贫困发生率降至百分之二点七三。有一点我很是困惑，这些分散在一户户人家院里屋外的光伏板，发的电怎么并入大网？最后又是怎么结算？贫困户留守在家里的，多是一些病残老人，接连问了几户，也没谁说得清楚。回到镇里，专门询问了负责该项目的同志，才知道原来是根据山区电网的特点，户用光伏电站采取220伏就近并网，村集体光伏电站采取380伏就近并网，联村光伏电站通过升压接入10千伏和35千伏线路。一开始，上网收益是按照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现在已经转变为发用分离、全额上网。“不用你自己操心，每天发多少度电，该有多少钱的收益，有专门的人给你计算！”金寨县地处大别山主脉北坡，三省七县二区接合部，境内多崇山峻岭，地形地势多变。因此建站模式也多样化，因户因村制宜。概括起来说，金寨的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单户用光伏扶贫电站。对具备光照、承压、方位等条件的，在贫困户屋顶或房前屋后空闲地，建设户用光伏扶贫电站，产权归贫困户所有。全县共建成七千八百零三户、每户三千瓦独立户用光伏扶贫电站，每个电站投资两万四千元，对自筹资金确有困难的贫困户，采取互助资金借款或扶贫小额信贷等方式解决。二是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从二〇一五年开始，每村投入七十四万元，分村建成装机规模一百千瓦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动员社会力量捐建，省、市、县等三十二个驻村帮扶单位，为全县三十个贫困村，建成了三千一百四十一千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产权归村集体所有。三是联村光伏扶贫电站。二〇一六年，对没有安装条件的贫困户，采取乡镇、村协调选址安装联村光伏扶贫电站方式，总装机规模十四点五万千瓦，产权归县级所有。资金投入采取各级财政资金注入、光伏企业让利和贫困户资金入股等方式筹集。发电收入除去相关费用，净收入用于贫困户入股分红，覆盖了全县一万八千多个贫困户。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使光伏扶贫项目的实施规范化，金寨县首先在选择扶持对象环节上，就进行了严格把控。按照优先照顾有重大疾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家庭的原则，通过贫困户申请、村级评议公示、乡镇核查、县组织抽查等程序，以确保贫困户优先享受光伏扶贫政策。冯纪耐不仅身有残疾，而且是烈士后代，所以提出申请后，在各个环节上都顺利通过。光伏扶贫由县“3115”脱贫计划指挥部统一组织实施，项目建立了光伏扶贫项目收益分配机制，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和分布式（联户型）光伏扶贫电站净收益，全部用于扶持贫困人口。“3115”脱贫计划，是二〇一六年金寨县委县政府出台的脱贫攻坚实施意见。“3”是指实现“人脱贫、村出列、县摘帽”这三个脱贫攻坚目标；“11”是指实施精准脱贫十大举措、推进脱贫攻坚十大工程；“5”是指强化五项保障措施。到二〇一九年底，完成八万三千四百人的脱贫销号任务，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目标。在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工程中，投融资主体的明确最重要。二十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金寨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投融资主体；分布式（联户型）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金寨县扶贫开发投融资有限公司作为投融资主体；村级光伏电站扩容工程，村集体经济实体“创福公司”作为投融资主体。为了确保运营维护长效化，全县投入资金五百二十二万元，搭建了四个服务云平台，保障光伏扶贫电站持续平稳运行。同时开通运维热线，建立短信服务平台，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解决电站运行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留守在家的老人们虽然操作不了这些高科技，但他们在外打工的孩子们，手机可以随时接收到平台发布的相关信息。
▲作者采访脱贫户
远超我的经验，也远超我的想象，中国乡村的变化，翻天覆地。中国乡村从未像今天这样，激发出如此巨大的智慧，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为了综合利用，延伸光伏产业链条，金寨县还探索出好几种互补模式，大力发展“板下经济”：养光互补是把部分高支架光伏电站免费提供给贫困户，在光伏板下养殖皖西白鹅、生态土鸡、小龙虾等，户均年增收三千至五千元；药光互补是把光伏电站的朝阳与灵芝的喜阴特性结合起来，在光伏电站板下种植灵芝，既增加了灵芝的产量，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了土地的集约、节约、高效利用；林光互补是在光伏板下空地套种红叶石楠苗木，既可以通过光伏发电帮助贫困户增收，又能够通过苗木种植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光伏发电和苗木种植两不误。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全国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管理工作会议在金寨召开。二〇一八年十月，金寨县因光伏扶贫工程，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现在搬下来的地方，是大畈行政村的村部所在地，全行政村的中心位置，也很高。大畈村在双河镇的东北角，是全镇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从双河镇出来，能感到越走越高，山势渐渐陡峭。和“降”字一样，在大别山区，“尖”字一般是指很险峻的地方，比如大别山主峰白马尖，集高、雄、峻、特为一体，山势磅礴，形似白马，常年白云缭绕。白马尖海拔一千七百七十七米，为大别山第一高峰，所以在大别山，凡是叫作“尖”的地方，都很高。叶秉友家原先的老宅子，是五间土坯房、两间小锅屋，住了很多年，前后墙都开裂了。从父亲那辈起，他们就住在黄皮尖，具体住了多少年，他也说不清楚。叶家是旧社会从河南逃荒过来的，反正从老一辈起，就一直这么住着。大畈村是一个高寒山区贫困村，村民多是新中国成立前逃荒躲难过来的外乡人，住的都是茅草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的山民都新盖了房，但基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几十年风雨，也差不多都成了危房。所以住房安全保障是大畈村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二〇一六年，金寨县开始花大力气推进农村宅基地试点改革和易地扶贫搬迁，大畈村的机会来了。但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原以为易地扶贫搬迁是个惠民扶贫的好政策，会得到村民的积极响应，可没想到的是，第一批搬迁计划出来之后，竟没有一户人家响应。有个名叫袁文章的村民，住在大山凹里，是远近有名的困难户，家里的土坯房年久失修，狭窄昏暗，临近高考的儿子只能趴在门前的小椅子上借着日光看书。但村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他就是不同意搬迁：搬家的钱从哪里来？政策能不能兑现？搬出去后我能干什么？每当干部上门，他都是这一套。他说我在山上，到底有几亩山场，喂几头猪，养几只羊，房前屋后种几畦子菜，我下了山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养活一家老小？袁文章的顾虑，也是其他搬迁户的顾虑，叶秉友当时也是犹豫了好久。后来，是村两委一次次上门，一边宣传政策，一边根据补偿政策测量，制定出《搬迁补偿明白表》，他们叫作“明白账”，交到他手里，他这才相信了。二〇一六年三月，第一批八户村民，终于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协议签了。再接下来，工作就好做多了。几年来，大畈村已经从山上搬迁下来一百四十三户，搬迁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贫困户搬迁超过百分之六十。叶秉友不是第一批，他是看人家都搬了，这才赶紧搬下来。搬下来一年多了，他仍然和我念叨说，还是黄皮尖的水好。因为高，黄皮尖的水好。是从山上直接流淌下来，特别特别甘甜、清澈。“今年旱，几十年没见过的大旱，山上很多泉眼都没水了。多亏有黄皮尖，全村都吃黄皮尖的水。不过从九月起，村里就限时供水，晚上五点开始供，今年的天，实在是太旱了！”话语间，他似乎对黄皮尖的老宅子还很有些不舍。我问他，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他开心地笑了：“现在？现在当然好了！宽敞、亮堂，我和老伴赶个集上个店，抬腿就走了。”六十九周岁的叶秉友，在我采访的贫困户里算是比较年轻的。按照农村的算法，他也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但腿脚仍然利索，说话也很利索。他现在一家五口人，住着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地上都铺着瓷砖，窗户是明晃晃的大玻璃，快赶上城里人了。“快赶上城里人了！”这是我采访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村民们用这句话表达脱贫后的喜悦。叶秉友的孙子在无锡打工，儿子上山窖天麻去了，儿媳妇正忙着做豆腐。大畈村的自然条件，种植天麻得天独厚，所以种植天麻的人家很多。叶家的老锅豆腐，十里八乡有名，我进去的时候，岭北新河村的一个妇女跑了十多里地，专程到他家来买豆腐。我有些吃惊，说这么老远的跑来啊？叶家儿媳妇说，这哪叫远啊？更远的还有叶集过来的，骑电动车，走山路，五十里地，专为来买俺家的豆腐！不由分说，她从滚开的锅里给我盛了一碗热腾腾的豆浆，我吹着喝一口：浓、香、厚，味道好极了！叶家的儿媳妇很能干，夏天是夜里两点钟起床，上午九点来钟开始卖，冬天是下午开始卖，夏天天气热，豆腐容易馊。婆婆身体不好，她就基本上不让婆婆搭手。岭北过来买豆腐的妇女，买了豆腐也不急着回去，一边帮女主人烧锅，一边和我猛夸叶家的豆腐。据她说镇政府的食堂天天都过来买豆制品：豆腐、香干、千张、油炸豆腐果。她自己基本上是隔天就要过来一趟，有时骑电动车，有时坐班车，两块钱坐到家门口。“现在不晓得有多方便，村村都通班车，老头老太太拿上几个钢镚儿，抬脚就到双河街上去了。”双河街在双河镇上，是历史悠久的老街，有大别山远近闻名的双河大庙。大庙供奉东岳大帝黄飞虎，香火旺盛，声名远播。这是封神榜里的人物，他农历三月二十八出生，农历十月十五得道升天，所以一年有两期庙会，会期一般是十五天左右，鼎盛时期，前后要持续一个月。河南的光山、固始、商城，湖北的罗田、胜利，安徽的金寨、霍山、霍邱、六安等十三县香客，各地的戏班子、杂耍艺人以及商贾小贩络绎不绝，车水马龙，最高峰时有十余万香客。说话间不断有村民进来买豆腐，一天一百多斤，不到半天就卖完了。看样子叶家的日子过得不错，老老少少，都是把抓钱的好手。猪瘟发生之前，叶秉友养了四十三头猪，是村里的养猪大户。一排十五间猪圈，是政府出钱盖的。二〇一八年春节，肥东县的屠宰大户听说叶秉友家的猪好，专门跑了过来，一次拉走十五头猪。毛猪价格是八块钱一斤，一头猪一般都有四百多斤，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二〇一九年，他就又扩大了规模，养了四十三头。猪瘟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想到是猪瘟，他家一头两百多斤重的大黑猪病了，他去请兽医，兽医一见他就说：“别治了，赶紧杀了！我现在是治一头死一头，猪瘟来了！”叶秉友回到家，赶紧洗澡、消毒，接着就把没病的猪全都杀了。说着他老伴回来了，接回了上幼儿园的小外孙。村幼儿园就几步路，天天都是他和老伴先把孩子接过来，过一会儿他妈妈才能下班。村幼儿园一学期学费九百元，村里补贴，比城里便宜多了。孩子们身上穿的、手里拿的，也都和城里的孩子没差别，上幼儿园背的，也都是价格很贵的小书包。“啥牌子？谁知道啥牌子，反正是名牌。现在条件好了，谁家的孩子，吃的用的不是最好？”大畈村的幼儿园就在村部边上，我来的时候正好路过。和城市幼儿园没什么两样，花花绿绿的儿童组合滑梯、跷跷板、木质秋千架，墙面上是鲜艳的儿童画，画着庞大而夸张的动物。幼儿园每天管一顿中午饭，下午加一顿点心和水果。这让我很是感慨，想起多年以前，我在怀远县古城公社华西大队搞“路教”，一没留神，房东家三岁的小男孩把我的一支护手油给吃了。“路教”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而在四十多年前，它使用的频率很高，全称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一九七三年冬，我从工厂抽出来，到怀远县古城公社搞了半年“路教”，有些人和事至今还记得。房东家三岁的小男孩之所以吃了我的护手油，是因为那支管状的护手油上，有一股甜甜的味道。他把它当成糖，一口吞了下去，几个人上来掰他的嘴，他都死活不张口。我不让他吃，是怕对身体有伤害；而他妈妈担心的是，这东西这么贵，怎么赔得起噢！一支护手油，当时的价格是一毛二，相比较五分钱一盒的“歪歪油”，算是奢侈品了。“歪歪油”是装在贝壳里的护手油，不甜，有一点儿腻腻的香气。房东女人一边追着孩子打，一边扭头对我道歉：“潘路教潘路教，对不起噢对不起噢！我眼下手里没钱，等年底分了红，我不管想啥法子，也把钱给你赔上！”当地社员管工作队的同志一律称“路教”。她这话让我很难过，眼泪差点儿掉下来。看我这样，房东女人就误会了，说：“你可千万别难过啊，乡下孩子没吃过东西，让你笑话了。”我们进驻华西村时，午季才刚刚结束，队里讨论一口人分多少麦子，我也以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懂，只是坐在一边听着。队长说：“一口人三斤，你说下大天来，也只能一口人分三斤，再多不可能了！”“分三斤”是指分三斤小麦，底下的社员一听，顿时就炸了锅。妇女们更是炸着嗓子问：“为啥三斤？为啥三斤！人家华东，就隔着一条沟，人家是五斤，咱为啥比人家少？”我后来说起这件事，听到的人都不相信，都说我胡说八道：“一个午季，一人就分三斤麦子？你骗谁呢？”也有人说得比较委婉：“是你记错了吧小潘，你很可能是把三十斤记成三斤了。”我很气愤：“我没有记错，我当年还不到十九岁，记性很好！而且，而且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你们不相信拉倒！”人民公社时期，细粮都用来交公粮，午季的小麦、秋季的黄豆，是不会分给社员的。我所在的淮北平原，口粮主要是红芋片子，民谚所谓“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没法活”，包括青黄不接的冬季，政府给的返销粮，也都是红芋片子居多。午季一口人分三斤或是五斤小麦，这不是传说，更不是笑话，它实实在在发生过。知道在我的老家流传着一句什么样的话吗？“女人喜欢坐月子，男人喜欢收麦子。”因为收麦天起早贪黑，抢收抢种，那几天生产队里管饭，顿顿吃的都是麦面馍。女人则只有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喝上一碗红糖鸡蛋茶，顶不济的，也能喝上一碗红糖茶泡馓子。现在我和女儿说起这些来，她根本不相信。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过头去看看，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了。那时候的农村孩子多苦啊，红芋稀饭都吃不饱，哪见过什么糖果？穿也没得穿，都是破衣烂衫，有的孩子从小长到大，就没穿过一双袜子。书包也都是母亲七拼八凑用碎布头缝的，富裕一点儿的人家，才会缝一只新书包。可现在我到农村去，谁家的孩子背的不是名牌书包？有迪士尼的、凯蒂猫的、卡拉羊的，有的洋品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说话的时候，叶秉友的小外孙一直文文静静地偎在他身边，一边摆弄手里的玩具，一边跟着电视里的儿童节目唱歌。有一点我不大想得明白，看叶秉友家的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他怎么会是贫困户呢？“我是因病返贫，我老伴得了一场大病，要不是政府，人早就没了！”叶秉友的老伴患有肾病、冠心病、胃功能紊乱等多种疾病，就是平常日子，一年也要进好几回医院。前年的正月里，老伴的病情突然恶化。因为还在年里头，家里也不想大动干戈，就在双河镇上住了九天院。不行，又转到县医院住了十四天，到后来病情就十分凶险了。县医院让他们赶紧转到市医院，再不转院怕是命都不保。就慌里慌张去六安，结果到了六安市医院，市医院却表示治不了。老伴一直在发烧，四十度的高烧，没办法开刀，没办法插管，人眼看就不行了。叶秉友已经完全没了主张，头脑是木的，手脚是木的，只知道医生在说话，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医生说：“赶紧赶紧！赶紧上合肥，再晚就来不及了！”在市医院的急诊室里，他们仅仅待了三个半小时，老伴就又被抬上了救护车。六安到合肥一百零二公里，救护车一路呼啸着，穿过无边的暗夜，老伴直接进了安医大附院急诊室，值班医生却说什么也不愿意收。一家人都很绝望，叶秉友尤其绝望，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自己该怎么过。刚结婚的时候家里穷，吃没得吃，喝没得喝。好不容易把儿女都拉扯大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人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却要丢下自己，一个人先走了。在急诊大楼空空荡荡的走廊里，叶秉友深感恐惧和无助。天一点一点亮起来了，叶秉友的身子已经完全麻木。但当得知对面走过来的是口腔科主任时，他仍然硬着膝盖，跪下去给医生磕了一个头。主任深受触动，扶起他来说：“你们去二附院吧，我给二附院的方金云主任打电话。”至今叶秉友都记着方主任的名字，但他不知道，当时二附院口腔外科接诊的方主任，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实际他心里清楚，抢救过来的可能性不大。当天夜里手术，切开几乎堵实的喉管，主刀的方医生才知道问题还要严重得多。病人从手术室出来后，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方医生找到叶秉友，直截了当地问：“你家是不是贫困户？如果不是，我劝你还是放弃算了。”叶秉友不是贫困户，但他不愿放弃治疗。按照方医生的说法，这个病不是花一二十万就能看得好的，就是治好了也活不了几天，到那时人财两空，不值得。可叶秉友就是不愿放弃，他说治！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治，她跟我苦了大半辈子，我不能就让她这么走了！那时候叶秉友不知道，他虽然不是贫困户，但像他这种情况，可以走特殊通道。那天从金寨到六安，光是包出租车，加上医院三个半小时的费用，就是一万一千元，他知道老伴这一场病下来，就把他的家底掏空了。但他不后悔，人这一辈子活的是什么？老伴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整整九天，身上插满了管子。方主任没有再劝他放弃，但每天的费用都是好几千，别说是病人家属，就是医护人员拿到单子，也是心惊肉跳。好在老伴的病一天天好起来了。出了重症监护室，又在医院里住了十天，他至今都记得床位号。除去杂七杂八的费用，光是医疗费就花了九万八千七百二十元，差一千多就满十万了。但通过特殊通道，他自己只负担了七千二百多元，“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我老伴早就没命了，我这个家，也早就散了！”叶秉友反复说。老伴出院后，村里给叶秉友建档立卡，归入扶贫的范畴，不过我去采访的时候，也已经脱贫了。临走时，我想和他老伴说句话，可屋里屋外看看，也没见着。叶秉友说：“咦？刚才还和我一块儿喂鸡呢，这一眨眼工夫，又到哪儿去了？”我走出屋，阳光有些晃眼。展眼看去，大别山午后的太阳，真好。二〇一七年八月，正是一年里最热的天气，朱永喜的父亲突发脑溢血。从县医院转到六安市人民医院，住了两个多月的院，光是在ICU病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一天好几千块，总共花了十四万多，但他个人最终只负担了五千元，其他的都由政府承担了。朱永喜一家四口，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回金寨，在合肥的一家培训机构做财务。儿子在镇上读初三，一星期回来一趟，享受“两免一补”。“两免一补”是指二〇〇一年以来，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学生，实施“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资助政策。二〇一九年，双河镇共有两百一十三名贫困生享受寄宿补助，六十九名贫困生享受教育资助，二百五十八名中高职贫困生享受“雨露计划”，一百一十七名贫困大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朱永喜的女儿读大学期间，村扶贫工作队还出面联系了就读学校的资助中心，学校按照相关政策提供了每年四千元的助学金，同时协助办理了助学贷款。村里另外一个贫困户贡元财，女儿也在外地上大学，也是由村扶贫工作队出面，帮助解决了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朱永喜是二〇一六年十月从长岭的山沟里搬下来的，原先的房子不能住了，漏得厉害，一到雨天，屋里湿淋淋一片。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老父亲手里起的屋，兄弟几个也都是在老屋里成的家，一直想翻翻新，加盖几间，一直没条件。现在他们住的这个二层小楼，约一百平方米，一溜排九家，是由村里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的移民搬迁房，看上去特别整齐、漂亮。搬下来后，朱永喜办了个家庭农场，租了其他村民的地，种了二十多亩生姜。正常情况下，一亩地能产鲜姜一千八百至两千斤，就打三元一斤吧，去掉人工，也有上万元的收入。他还种了几亩茭白，茭苗由安徽农业大学提供，茭白由叶乃军的合作社统一收购外销。叶乃军也是大畈村人，几年前家庭生活还极为贫困，一大家子人，就靠几亩水稻，全年收入不足五千元。安农大的大别山试验站产业联盟，为大畈村引进高山茭白和改良有机香稻产业种植技术后，他带头种起了高山茭白，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又成立了高山茭白种植专业合作社，如今成了大畈村的致富带头人。朱永喜楼下的客厅里，有一张大圆桌特别显眼，不光是大，还带有一个大转盘，能坐二十多人。大靠背椅的椅背上，雕有大大的“福”字，是岳父祝贺他的乔迁之喜，特地选了金红雕花的龙凤图案。朱永喜的父亲还在生病住院期间，他母亲又查出了胃癌，家里一下子有两位老人得病，而且得的都是大病，“这要是放在过去，肯定是治不起的，只能等死，你就是卖房子，一时也没人要啊！”朱永喜说。他母亲的病又花了七万多元，而他个人只掏了三千元，其他的，政府兜底了。二〇一六年，安徽省实行健康扶贫，建立了“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综合医疗保障体系，为贫困群众提供超常规的全面兜底保障，贫困人口的看病就医负担，大幅度减轻。这一医疗保障体系的简单表述，就是“351”和“180”。所谓“351”，就是按照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政策补偿后，贫困人口在省内县级、市级、省级医疗机构就诊的，个人年度自付封顶额分别为三千元、五千元和一万元，年度内个人自付合规费用累计超过个人自付封顶额时，超过部分的合规费用由政府兜底保障。而所谓“180”，就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慢性病患者一年内门诊医药费用，经“三保障一兜底”补偿后，剩余合规费用由补充医保再报销百分之八十。“为什么要实行‘351’和“180’呢？”金寨县人民医院院长吴杰说，“医院百分之九十的血液透析患者都是贫困人口，而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每年数万元的透析费用难以为继，很多人最多坚持个两三年，就坚持不下去了。”肿瘤、终末期肾病（尿毒症）等重大疾病，不要说对于农村贫困家庭，就是对于一般的城市工薪阶层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全面兜底保障政策，针对的正是这样一部分患者。吴院长的一位患者程女士，慢性肾功能不全，二〇一五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二〇一七年在县人民医院透析住院十一次，总费用十一万一千三百六十点二八元，经结算只需要自付三千元。而在过去，医保报销后，保守估计也要自付两万多元。吴院长的另外一位患者蒲女士，二〇一三年被诊断出乳腺癌，经手术治疗后康复出院，但到二〇一六年二月，又被查出了卵巢癌，并且已经到了腹水阶段。二〇一七年一年，她在县医院肿瘤科住院九次，共花费九万零六百五十七点九五元，她自付了三千元，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癌症患者来说，三千元的费用完全可以负担。安徽省是中部地区人口大省，现有扶贫重点县三十一个。二〇一五年底，全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多达八十七万一千户，涉及一百九十七万人，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实施健康脱贫工程后，安徽省完成九种大病救治一万四千例，占救治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八；二〇一六年全省有十八万九千因病致贫户脱贫，占建档立卡因病致贫户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通过建立贫困人口“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综合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351”政府兜底和“180”补充医保之间，实现了无缝衔接、协同保障，切实减轻了贫困人口就医负担，解决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大问题。采访中我得知，在“三保障”方面，还有一个叫作“两免两降四提高”的特惠政策，即免缴个人参保费用由财政全额代缴，免交住院预付金实行先诊疗后付费；降低新农合补偿起付线，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新农合补偿比例，提高重大疾病及慢性病保障水平，提高大病保险分段补偿比例，提高医疗救助标准。正是通过“三保障”，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通过“一兜底”，贫困人口年度自付医药费用有了封顶线和明确预期，大病有了兜底保障、住院报销百分之九十以上；通过“一补充”，贫困人口慢性病门诊报销可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两项政策自二〇一七年实施，到二〇一九年底，“351”共补偿两万九千零四十三人次两千八百九十五万元，“180”共补偿十五万一千二百五十二人次一千五百六十七万元。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的陶大妈有心脏病，二〇一四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二〇一六年十月，她在金寨县人民医院做了心脏介入手术，共花费医疗费三万五千九百二十四点四元。按照“351”标准，她可以报销合规费用三万三千二百二十四点四元，个人只要自付五千一百一十六点七四元。这笔钱中，还包含了需要个人承担的特殊材料费两千七百元，这样算下来，实际补偿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七三。“这些钱，当时在医院里就已经结算清了。”陶大妈轻松地说。健康扶贫以来，安徽省实行一站式及时结报，贫困患者出院时只需交付自己支付的部分，剩下的合规医药费用，全部由基本医保经办机构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结算。我拿到的二〇一七年的数字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贫困人口住院三十点七七万人次，共发生医药费用十四点九亿元，综合医保补偿十三点四亿元，平均补偿百分之九十，比普通参保人群高出二十八个百分点。据陶大妈的儿媳妇说，结算时他们家的家庭医生也在场，办住院手续、出院手续，家庭医生都一直跟着。“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大畈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吴辰华说，“我们村的贫困户，也都有家庭医生。不光是我们，全金寨县的贫困户，都享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二〇〇六年，我国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相继进行了家庭医生制医疗服务探索。北京倡导居民把健康托付给家庭医生，自愿签约、随时咨询、自由选择，通过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患者可进行预约转诊。在进行家庭服务协议签订后，如有健康问题，居民可随时拨打社区医生的电话，对病情进行反映、咨询并得到及时指导。根据居民个人健康信息，每年进行一次健康状况评估，根据结果制订健康规划。当社区医生认为居民的疾病需要转诊到大医院时，会帮助进行预约转诊。而在上海，“一户一签”的契约服务，以“全科医师联家庭、全科团队入社区”为路径，建立了“1+1+1全科服务团队”；以“户主为代表，家庭为单位”建立契约式服务，同时选择下沉社区集中签约为主、门诊签约为辅、上门签约为补充的签约方式。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居民中百分之八十的健康问题可以在基层社区解决，世卫因此在医疗发展问题上，提出了一种简便、经济、综合、连续和充满人情味的服务，即社区医疗服务。纵观国内外，解决我国目前的医疗难题，家庭医生签约不失为最佳的选择之一，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居住在省城合肥，尚茫然不知的家庭医生制度，在金寨县的贫困家庭中都已经实现了。 吴辰华是安徽农业大学驻金寨县双河镇大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从二〇一四年开始驻村扶贫，到我去采访时，已经是第六个年头。谈到健康扶贫，吴辰华说：“这样吧潘老师，我带你到我们村卫生室，采访一下徐医生，就都知道了。”说是村卫生室，规模还真不小。是新起不久的现代建筑，门廊很宽，门头很大，看上去像是一座二层小楼。也不像一般的村级卫生室，简单挂个木牌或是铜牌，而是一个横跨大门头的广告式灯牌，“大畈村卫生室”几个字中，有醒目的红十字。四十七岁的村医徐启国快步迎出来，向我感叹：“现在村里的条件好得真是没法说啊，放在早些年，做梦也想不到！”据他说，早先的村卫生室在老村部的边上，一间小趴趴屋，黑咕隆咚，一张桌子两张条凳，多来一个人就得在门口候着。二〇〇五年，条件稍好一点儿了，村里给单独盖了三间小平房。现在的这栋房子是二〇一八年和新村部一起建起来的，村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卫生室、村农民文化乐园都集中建在一个地方，在大畈村最中心的位置。一九九三年，徐启国毕业于六安卫校，毕业后就回来当了村医，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二十六年。“岁月催人老啊！”他继续感慨，“早先的村卫生室，有啥啊？啥啥没有，就一个听诊器，时刻在胸口前挂着。”徐启国一边说，一边领我参观他们的设备，“现在你看看，这、这、还有这！在过去，敢想吗？你想不到！”我跟在他的身后，一个一个房间看，听他解说那些仪器的用途和用法。而他要向我重点推出的，是一台一体机：“这个家伙，别看不大，可厉害了！”原来这种名为“一体机”的医疗设备，有着非常强大的检测功能，身高/体重/BMI、脂肪/水分/基础代谢、血压、脉率、12导联心电图，血氧、体温血糖、尿酸、血脂四项，尿常规十一项、呼吸训练、心理疏导、中医九型体质筛查等，它全都能做，你说它的本事大不大？而且，它还能通过身份识别，实现自动建立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综合多个健康检测项目，自动生成评估分析报告并永久性地储存，根据检测评估报告，对常见病进行筛查。为了操作这个新设备，徐启国专门去进修了心电图、血脂、血糖、尿酸标本分析等专业知识和技能。一体机测出的全部数据，上传到县公共卫生管理平台。为了加强农村卫生的网底建设，提高村卫生室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实现支持新农合资金即时结算管理、基本药物配备及使用和村卫生室绩效考核，金寨县还构建了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现了新农合农户在全县范围内持证跨机构、跨区域转诊就医和即时结算，所以叶秉友他们才能在省城的大医院里，跨区域直接把费用结算掉。大畈村的贫困户，全部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有一百个村民签在了徐启国的名下。他个人就是按照全年一百人、六百次随访所完成的实际工作量，发放工资和补助。定期到签约村民家里测血压、做心电图，进行一般性的健康询问，工作术语叫作“随访”。一个签约村民全年六次、两个月一次随访，每个村民手上都有一张随访表，完成一次随访，村民和村医同时在表上签字。金寨县一百二十九万贫困户，目前已经实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签约户如有重大疾病，需要到上一级医院治疗，或是办理住院和转院手续时，一般情况下签约的家庭医生都跟随前往。在村民王一超的家里，我看到他的健康随访表上签有徐启国的名字。八十岁的王一超也是烈士子弟，父亲在他八岁那年牺牲了。说话间王一超的老伴走过来，虽说已经八十四岁了，但腿脚很健旺。是后组的家庭，王一超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一个人拉扯着闺女，吃吃不上，穿穿不上，屋里屋外乱得没法下脚。“咋不想再续上一个啊？做梦都想！可日子过成这样，谁又愿意嫁给你呢？”现在这个老伴，是他四十岁那年改嫁过来的，前头的男人得病去世了，她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都是苦命人，就凑合到一块儿过了。现在好了，总算把孩子们都熬大了，该娶的娶，该嫁的也都嫁了，就是老伴带来的六个孩子中老二和老小都是智障，老二今年五十七岁，老小也过了五十岁，生活不能自理，全靠父母照顾他们的生活。王一超的老伴别看岁数比他大，头脑却比他清楚，也比他会说。问到收入情况，她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了一笔细账：移民补贴，一人一年六百元；三个人的“五保”，一人一年四千三百元；她自己有低保，一年六千元。再加上光伏的三千元、养鸡补助的三千元，杂七杂八加起来，“够花了！”她很满足，“吃药也不花钱，都是徐大夫亲自送过来。再说我还养着鸡呢，都是小学校的校长给我往外卖，都是卖高价。”王家养了一群鸡，大别山本地的小土鸡，最多时有一百多只，现在也还有七八十只，在对面的山坡上散养。因为有两个智障儿子，王家在大畈村属于贫困户中的贫困户，村小学校长就自告奋勇，认了他家的“帮扶”。校长一个月总要来上三五回，每回都捉走几只鸡，卖到县城或省城，一只能卖一百多块。据老太太说，他们家没从山上搬下来的时候，还养了十几头牛，搬下来就不能养了，牛跑了没法找。他们是第二批搬下来的，原先在海拔六百七十米的高山上，房子是老房子，四面漏风，已经摇摇欲坠了。“眼下这屋，该多好啊。就在村部边上，有啥事，喊一声村干部就来了。”老太太准备带她的两个儿子到山下的皮坊街去理发，在全县公交没有联网之前，她都是带着他们俩走着去，一来一回，要六七个钟头。又都不听话，也是听不懂话，老太太一个人，顾上了这个顾不上那个。现在好了，带他俩上了公交，一眨眼工夫就到了。“我也一天天老了，腿脚不行了，要是没有车，他俩哪能一月剃一回头啊！”老太太感慨道。为了打通脱贫动脉，金寨县实施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工程，先后开通了城镇、镇镇、镇村公交线路九十三条，建成二十二个乡镇交通综合服务站，其中二级站五个、三级站十七个，一个城区公交停车场、一个城乡公交首末站。投放公交车二百九十五台，其中新能源车辆二百零五台、燃油车辆九十台，实现了二百一十一个社区、街道和建制村全覆盖。见我从王家出来，村医徐启国不放心，反复问我见没见到有他签名的随访表。家庭医生签约是金寨县扶贫重点推行的分级诊疗政策，而给出的成绩单是：贫困人口全部纳入签约服务对象。根据“1+1+1”精准帮扶机制，金寨县组织乡县村三级机构一千零二十一名医务人员，与全县贫困人口开展结对帮扶，一人一策，一病一方，精准管理，全程服务。他们还根据高血压、肿瘤、糖尿病等慢性病划定重点人群，做出全县贫困手册。二〇一七年，金寨县为所有贫困人口签订了有偿初级服务包，价值八十一元，全部由医保基金和县财政承担。据徐启国说，这八十一元中，医保负担三十五元，减免十一元，自付三十五元，而自付部分是由政府代缴。所以一名合格的村医，首先要有一副好体格，因为每天都要骑电动车，或是徒步前往村民家中随访，这是一项日常工作。徐启国的工作很勤勉，全年六百个随访工作量，能够全部完成。按照这个标准，他现在一个月有七百元生活补助，加上工龄工资二百六十元，室长补助一百元，共是一千零六十元，也够吃够用了。去年政府又给买了养老保险，个人出二百九十八元，政府补贴七千多元，彻底没了后顾之忧。“孩子？孩子去年也大学毕业了，对对，是个男孩，就他一个。”说到儿子，徐启国很是骄傲：“安徽工业大学毕业，比我有出息，我只上了个卫校。”我说：“你也很厉害，一九九三年的中专，比现在的大学难考。”徐启国的儿子正在准备来年四月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他和妻子都很支持，不急着让他找工作。父母都还健在，虽说八十多了，但能吃能做，自己这个村医也让二位老人“得济”不少。平常日子，去给老人量量血压，做做检查。父亲是村里的老书记，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在村里威信很高。吴辰华下队当了扶贫队长之后，经常过去看望，有些工作上的事情也爱和他絮叨。“国家的政策好，才有如今的好日子。”徐启国特别感慨，“别说是改革开放之前了，就是往前推几年，你能想到，一个农村人，能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吗？你想不到！”徐启国说，他每天从卫生室下班回家，或是随访回来的路上，看到路两边整齐的绿化树，看到小广场上盛开的蔷薇，特别是看到一家一户门前亮起来的灯盏时，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感动。天一点点黑下来了，家家门前都亮起了温黄的灯火。去年村里出钱，给每户村民的门头上统一安装了路灯，在给他家安装的时候，他一直站在边上看，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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