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白建才，男，陕西榆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梁志，男，吉林长春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研究”（17ZDA224）

原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1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图为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

摘要：70年来我国冷战史研究经历了艰难的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和持续繁荣阶段（21世纪以来）3个阶段。其特点是起步艰辛、发展快速；队伍年轻、成果丰硕；国际性强、密切联系现实；站在世界史学科前沿，比肩国际学界，某些领域甚至领先。然而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关注高政治议题；史料来源大都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史学路径。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拓展研究领域；加强新的研究方法；挖掘珍稀档案资料；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关键词：冷战史研究；美苏争夺；全球冷战；档案资料；传统叙事；跨学科理论与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梁志教授

冷战史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东西方冷战的发生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冷战史研究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蹒跚起步。本文将概括总结新中国70年来冷战史的发展历程、成就、特点与不足，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几点思考。

一、艰难的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

2019年4月中旬，笔者从中国知网（CNKI）以“冷战”为主题进行检索，1950—1979年30年中，我国公开发表涉及“冷战”的文章共15篇，平均每两年1篇。其中在《世界知识》发表11篇，《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读书》《读书月报》《通信保密》各1篇；时事评论9篇，译文3篇，书评2篇，人物介绍1篇。这些时事评论大都是1000字左右批判美苏的短文，感情色彩较浓。比如，松《“冷战军人”的勋章》（《世界知识》1954年第22期）；涛《“冷战”宣传的末路》（《世界知识》1955年第22期）。著作方面，只是零星翻译、编译出版了个别外国政要和学者的回忆录、言论集和专著。显然，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在此期间对冷战史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并未真正开始。但这些成果也为之后冷战史研究的起步提供了一定资料，应该予以肯定。

中国知网显示，1980—1989年这10年间，我国公开发表的有关冷战的文章有24篇。另据笔者了解，至少还有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编《国际关系史论文集》所载文章3篇。以上合计平均每年2.8篇，这就大大超过了前３０年发表文章的总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大多是专题研究论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国际力量对比、苏美英的争夺、冷战的起源、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苏联对外政策、英国与冷战起源等冷战史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著作方面，同期至少有3部直接论述冷战和冷战中重大问题的著作出版，分别是时殷弘的《尼克松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和《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及汤季芳的《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另外，一些探究国际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等国历史和外交史、世界现代史教材等著作对东西方冷战问题也有论及。学界还编辑了一些供教学、研究使用的参考资料，内容涉及丘吉尔“铁幕”演说、杜鲁门在美国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说等，翻译出版了一些美苏政要自传、回忆录及学术专著。

《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

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界乘改革开放的东风，终于迈出了研究东西方冷战的第一步。到80年代中后期，成果逐渐增多，有的成果已开始运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但由于国家刚刚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尚处于贫困状态，用于教育和研究的经费很少，研究资料匮乏、研究领域狭窄，主要围绕冷战起源进行研究，且大多基于二手资料，研究不够深入。可喜的是，我们的冷战史研究终于在艰难中起步了。

二、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

1990—1999年这10年间，我国有关冷战史研究的文献基本呈直线上升态势。1999年有14篇，是上年（3篇）的3倍多。1991年为42篇，较前一年（1990）增长2倍，是1989年的14倍。到1999年，已上升至353篇，是1989年的117倍。1990—1999年，共发表1830篇，是80年代的76倍。平均每年发表183篇，也即每两天就有1篇成果问世。

著作方面也有较大幅度增长。就研究内容来说，则迅速拓宽加深。一方面，出现了几部对冷战历史进行初步宏观性总结的著作，如白建才《美苏冷战史》（1996）、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1997）、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1998）等。另一方面，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１．战后大国外交史、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史研究。东西方冷战首先是几个大国之间的对抗争夺，这也就成为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李庆余著《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1990）和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1991）是两部系统论述美国外交和对外政策史著作，美国的冷战政策、冷战外交自然是其重要部分。张士智、赵慧杰合著《美国中东关系史》（1993）则论及美苏在中东的冷战争夺。1993—199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战后大国外交史丛书，即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张锡昌与周剑卿合著《战后法国外交史》和宋成有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这套书的重要内容就是东西方冷战。这些著作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时殷弘依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撰写了系列论文，就美国对苏联东欧以及越南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沈志华依据苏联和中国解密档案，就苏联对华政策、中苏关系、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等问题进行扎实研究，发表多篇论文，产生了重大反响。崔丕、于群深入探讨了美国对东亚政策。陶文钊、牛军深入研究了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

２．冷战起源及英国作用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杨奎松从美苏在中国争夺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霜木侧重论述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李世安、黄亚红分别阐述了英国与冷战起源的关系，提出了不同观点。

３．朝鲜战争研究。这是该阶段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沈志华利用大量苏联、中国及美国、韩国档案资料，进行细致扎实的梳理透析，不仅出版了3部专著，还发表了多篇论文，澄清了一些疑惑，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产生了重大反响。牛军、赵学功等不少学者也对朝鲜战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此外，中国学者对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等重大事件也已展开研究，对冷战的后果、影响及教训则进行了初步探讨。沈志华领衔的苏联档案资料的翻译整理也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并且已有高校给研究生开设了冷战史研究课程，冷战史被列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范围，一批学术新秀正在成长。

总之，这10年我国的冷战史研究迅速发展并走向高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使用较多档案资料，一些成果已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冷战已经结束，作为一段重要历史摆在学者面前，受到学界重视，《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重要学术期刊开始较多地刊发冷战史研究的论文。二是随着我国经济和对外文化教育交流迅速发展，获取的外文资料越来越多，使研究成为“有米之炊”，特别是在美英等国继续大量解密冷战时期档案资料的同时，俄罗斯、东欧国家也解密了大批前苏联东欧档案，我国也陆续解密了不少档案，使学者可以利用冷战双方和多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志华自费从俄罗斯复印了大批苏联档案，全力以赴投入冷战史研究，产出大批有分量的成果，并与学界分享所收集资料，引领和促进了学界的研究。

三、持续繁荣阶段（2000—2019）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界的冷战史研究出现了“冷战史新研究”的转向，即关注冷战的全球发展、世界各国的互动、利用冷战双方的档案进行研究、多国档案互证，由此掀起了冷战史研究的新高潮。受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科教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研究条件显著改善，加之警惕“新冷战”发生的现实需要，在进入21世纪的这20年间，我国的冷战史研究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大好局面。

中国知网主题搜索显示，2000年，我国发表的与冷战相关的文章379篇，比前一年（353篇）增加了26篇。2001年385篇，比上一年略有增加。2002年为452篇，之后大部分年份每年都在500篇以上，最高达685篇（2007）。至2019年12月9日，2000—2019年共发表10883篇，年均544篇。著作方面，在国家图书馆以“冷战”为主题进行检索，2000年迄今共418部（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尽管这一数字不够准确，实际数字可能远远超过，但也可反映21世纪以来冷战史研究的持续繁荣局面。这一时期中国冷战史研究的突飞猛进还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１．创建研究机构，汇聚研究力量。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率先成立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2005年以后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崔丕、戴超武等专家陆续加盟，由沈志华领军。该中心成立后，努力加强资料建设，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精心谋划研究课题，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产出了多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以大学为依托的全球四大冷战研究中心”之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冷战史研究。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影响下，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的冷战研究机构，凝聚力量，促进了各校冷战史研究的发展。

２．创办专业刊物，打造研究平台。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从2004年开始编辑出版专业辑刊《冷战国际史研究》，这也是亚洲唯一以冷战史为主题的学术刊物，迄今已出版27辑，主要刊载学者专论、各国档案资料译文、口述史料等，在我国世界史期刊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冷战史研究学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也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有力促进了国内研究。

刊物《冷战国际史研究》

３．研究队伍壮大，新生力量成长。20年间，不少从事国际关系史、世界近现代史、国别史、中国近现代史、社会文化史、语言学、文艺学等学科的学者转向冷战史研究，或选择与冷战相关的研究课题。同时，培养了一批批冷战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大多继续从事冷战史研究，使冷战史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４．研究领域拓宽，研究内容深化。2012年梁志在《世界历史》发表《近十余年中国冷战史研究新气象》一文，介绍了21世纪开首10余年我国的冷战史研究情况，“从新领域与新问题、新方法与新路径、外国档案文献翻译整理３方面展现中国冷战史学界研究的新气象”。在新领域方面，他归纳了经济冷战、社会主义国家间经济关系、隐蔽战和心理战、冷战与科学等4个方面。近年来，我国学者在上述新领域中继续勤奋耕耘，或利用新资料新方法旧题新作深入探讨，或发现新问题释疑解惑揭示真相，取得很多新成果。与此同时，又开辟了冷战与文化、冷战与非政府组织、冷战与环境保护、冷战史学家等新的研究方向。

５．加强资料建设，翻译出版档案文献集。冷战结束后，各主要参与国家的档案文献大量开放，为中国冷战史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来源。其中，美国档案的开放程度最高，管理最为规范，涉及主题最多，而且可以通过国家和各总统档案馆、网络、纸本、缩微、数据库等多种方式获取，利用十分便捷。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也通过档案馆、纸本甚至缩微和数据库公开了大量与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有关的档案资料。相比较而言，更令中国冷战史学界兴奋不已的是，苏联和中国档案的渐次开放。这些文献的公布，使研究者有机会较以往更为真切地窥见冷战另一方的战略思考和外交决策。相应地，就中国冷战史档案文献收藏而言，主要集中于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这3家机构采购了包括绝大部分已刊的各大国纸本档案集、至少10余种使用较为广泛的档案数据库以及大量缩微文献。正是由于具有了上述便利条件，以沈志华、杨奎松、陶文钊、牛军、张曙光、周建明、姚百慧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组织翻译和编撰了数量十分可观的档案文献集，给中国冷战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６．举办各种会议，开展广泛交流。20世纪90年代，香港大学、北京大学等曾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合作，分别举办了“冷战在亚洲”“冷战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不过，限于条件，这样的会议举办不多。进入21世纪，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单独举办或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及国内其他高校合办了冷战史论坛、冷战史博士论坛、专题研讨会等十几场大型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众多外国学者与会。2015年以来，该中心又连续5年举办了冷战史暑期研习营，着力培养青年学者。通过这些会议和研习营，国内外学者开展广泛学术交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冷战史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后备人才的培养。

四、特点与问题

与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和国内世界史学科其他领域相比，我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具有以下４个明显特点：

第一，起步艰辛，但发展迅速。如前所述，由于政治环境和资料限制等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冷战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初艰难起步，到80年代初才真正迈出了学术研究的步伐，但发展势头迅猛，学者长期积累的能量迅猛喷发，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到21世纪便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

第二，队伍年轻，成果丰硕。由于东西方冷战是发生在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是距今很近的一段历史，我国的研究者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博士，很多人还有出国经历，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队伍年轻有为，朝气蓬勃，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学术基础比较扎实，具备基本的外语能力，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正因为如此，加之有利的客观环境，冷战史研究成果才能够像今天这样源源不断地产出。

第三，国际性强，密切联系现实。东西方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持续了40多年的激烈争夺，是该时期国际关系最主要的内容，东西方冷战史也就成为历史学科中最具国际性的学科分支之一。同时，冷战史研究与现实联系也最为密切，当今世界中许多问题均源自冷战，如中国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美国与古巴关系问题、美国与俄罗斯关系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问题等。错综复杂的中东问题许多也与东西方冷战有关。现在缠绕着某些国家部分高层人士及知识精英的冷战思维自然也源于东西方冷战，加之时常有人冒出“新冷战”的念头，鼓吹对俄罗斯、中国发动新冷战，这就使得对东西方冷战的研究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第四，站在世界史学科前沿，比肩国际学界，甚至某些领域领先，不少研究成果填补空白。由于经费、资料、语言等条件的限制，目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总体落后于中国史研究，一些领域也落后于某些西方大国，但冷战史研究并非如此。在世界史学科中，冷战史研究可以说是后发居上，站在前沿。世界史学科的第一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便出自冷战史学界。同时，我国的冷战史研究也站在了世界冷战史研究的前沿。李剑鸣在评述40年来美国史研究时指出：“同外交史相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于冷战史研究。尤其是在‘新冷战史’兴起时，中国学者不失时机地融入了这一前沿的趋向。”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已成为国际学界公认的世界4大冷战研究机构之一；我国学者对朝鲜战争、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中印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对美国对外战略等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也有独到见解。例如，2016年9月日本顶级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了沈志华教授的日文专著——《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时代的中国与朝鲜》上下两卷。该书甫一问世，便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9月26日，出版纪念会在东京记者俱乐部举行，和田春树、毛里和子、石井明、小此木政夫等著名学者以及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朝日电视原中国总局长安江伸夫、朝日新闻社局长中村史郎等政界和媒体界知名人士参加；多家全国性大报予以了介绍；出版不到1个月便已售罄，出版社再次加印。2017年，这部日文著作先后获得第33届大平正芳纪念奖特别奖和第29届亚洲·太平洋奖两项大奖。该书之所以受到国际学界如此重视和好评，便是因为运用了许多鲜为人知、西方学者没有看到的档案资料，依据新材料得出了新观点，站在了国际学界研究的前列。

虽然近年来中国冷战史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此中亦存在3方面不容忽视的隐忧。

第一，由于作为冷战主角的美国长期深度介入全球事务，且美国档案解密和公开的程序较为严格和常规化，文献量大，容易获取和解读，因此中国冷战史研究者依旧是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种格局显然不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东西方冷战。

第二，中国冷战史学界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主要关注高政治议题，包括高层政治决策、军事冲突、危机管理、经济遏制等，尽管已经有人尝试“自下而上”地观察冷战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更进一步讲，在高层政治议题中，中国冷战史研究者更多地讨论的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敌对行为，而较少探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之间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疾病防治、打击毒品犯罪等方面的

合作。

第三，大部分研究人员的史料来源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采用的依旧是传统叙事史学的路径。对于大多数课题而言，这种研究方法是适用的，能够有效地完成史实重建的基本使命，但研究者若希望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就冷战时期某些相似的国家间关系提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抑或讨论性别观念对美国外交决策以及对自身或他者认知的影响，则需要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等跨学科 理论，寻找新的解释工具。然而，中国冷战史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部分中国学者开始着手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框架就危机管理和同盟关系等冷战现象进行研究。

五、未来期许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前景可期。

１．研究领域继续拓展。东西方冷战持续40多年，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被卷入其中，并扮演了不同角色，发挥了不同作用，冷战对各国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中小国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继续加强对中小国家在冷战中的政策、行为、作用以及冷战对这些国家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至少从亚洲地区来看，东南亚（例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南亚（例如印度和斯里兰卡）和北亚（例如蒙古）诸多国家的档案文献均处于开放状态，且大多属于尚未被中国乃至国际冷战史学界开发的处女地。随着中国学者语言能力的增强和对本地区其他国家关注程度的提高，相信上述档案将逐渐为中国冷战史学界所利用。同样值得期待的是，随着中小国家的官方文献渐次得到发掘，一些适合利用多国多边档案的课题将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者重新探讨的对象。比如，对缅甸和泰国档案的搜集和利用必然进一步推动有关缅北国民党残部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启动了“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边疆问题”大型研究项目，并于2015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资助。该项目研究人员分为中亚和北亚、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4个子项目组，旨在广泛收集、整理和翻译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并在双边甚至多边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讨论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截至目前，项目组已访问了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蒙古、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家的档案收藏机构，进行文献调研和收集。其中，部分项目组成员已经将调研成果撰写成了文献介绍类综述。

此外，美、英、法、德、意、日等西方大国的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精英人士、普通民众等在冷战中的影响及冷战的反作用力等问题也是冷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极为薄弱。文化外交、宣传战、心理战、隐蔽行动等都是冷战双方进行争夺的重要手段，但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方面，对英法德意日、苏联东欧等冷战主要当事国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活动很少关注。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拓展的研究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渐渐兴起了一股去“国家化”的研究潮流，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传统疆域界限去理解和书写历史，重点关注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人口流动、新兴交通和通讯工具、国际人权史、国际体育史以及现代性观念跨国传播史等，此即跨国史研究。这显然提出了一种新的值得探索的研究视角。近几年，王立新从多个层面讨论了美国外交史的“跨国转向”，促使中国冷战史学界较为及时和全面地了解了这一新的史学研究潮流。实际上，此前中国学者已有意无意地回应跨国史研究倡议，就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移民、留学生和工人跨界流动以及美国体育外交等相关议题展开了探讨。但显而易见的是，未来中国冷战史学界必将有意识地、更多地从跨国史研究方法中汲取灵感，借助观念史、性别史、文化史、技术史、科学史等史学分支提供的理论概念和观察视角，就已然受到关注的课题进行进一步讨论，并设计新的研究方向，涉足新的研究领域。

２．加强跨学科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微观研究，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不可斥之为“碎片化”，需要继续加强。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任务也并非仅仅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揭示其中复杂的因果关系，揭示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探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乃至人类社会活动与发展的机理、规律等，这就需要拓展跨学科研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外交学、军事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３．挖掘珍稀档案资料，秉持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研究方法。近年来我国有比较多的学者利用美英及苏联等国家的档案进行研究，但使用其他国家档案进行研究者不多，对各国地方政府档案、私人档案、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的使用则更少，这些档案资料成为亟待开发的领域。事实上，如果要研究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某一阶层、精英人士、普罗大众等与冷战的关系，必须主要依据这类档案。

另外，严格来讲，双边关系史并非两国外交政策的简单叠加，在更多情况下应将其视为多边关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一国对外政策既不是单方面对他国进行外交输出，亦不是纯粹的双边互动，而是在更为广阔的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多边联动。或许可以将上述现象称之为国际关系或国际事件的“多边互动属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若要更为全面地揭示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本来的复杂面相，就必须扩大观察视野，将其置于多方交互影响的初始场景下重新加以建构。而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今后对既有研究课题进行重新探讨或开辟新研究课题的空间无限广阔。

４．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制约中国冷战史研究领域继续扩大的主要障碍是掌握相关国家语言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的语言的学者太少。这就需要有关高校和科研单位制定计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培养一些学习和掌握小语种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目前个别高校已这样做了，其经验可推广到其他学校。例如，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已采取“双外”培养模式，即将外语专业和世界史的学生联合培养，让外语专业的学生修习更多的外国史课程，世界史专业的学生修习更多的外语课程，这样培养出“双外”复合型人才，特别是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小语种人才，既拓宽了学生的就业渠道，也满足了国家外事和科研人才的需要，可谓一举多得。2017—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组织世界史方向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缅甸语、泰国语和越南语等小语种培训班，这也是行之有效的举措。

总之，70年来我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快速发展，后发居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更艰巨，需要研究的领域、问题会更多，可谓“研究正未有穷期”，前景广阔但任重道远。美国著名冷战史研究专家陈兼201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冷战史论坛上说：“冷战史研究是庞大的事业，有希望的事业，值得追求的事业，可以做一辈子的事业。”相信在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一定会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取得更多高质量成果，在国际学界发出更具影响力的中国声音，形成中国学派，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做出更大贡献！

部分参考文献

梁志．近十余年中国冷战史研究新气象［Ｊ］．世界历史，2012（4）．

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Ｊ］．世界历史，2018（4）．

梁志．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当注重多国档案文献互证［Ｊ］．中共党史研究，2019（4）．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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