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减税法案 将把中国拖入经济竞争新角斗场
考虑到减税所必然给中国带来的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调适冲击，这很可能划定未来中长程中美产业经济及综合国力竞争的新角斗场。
文 | 赵楚
2017年12月3日，美国参议院在众议院通过一个多月后，也终以2票之差通过特朗普历史性减税法案。此事标志着在个性与为政风格方面充满争议的特朗普总统实现了竞选期间的最主要施政承诺——在第一年完成减税法案，其减税力度及对美国税则的修改为30余年来空前巨大，堪称革命性政策变化。
美国减税法案即将成为政治现实，势必对当代大国博弈态势与关系格局注入新的动力学因素，其总体与中长期的国际政治影响，值得前瞻性的思考。
美国减税推动当代大国竞争进入21世纪维度
特朗普竞选和执政以“重使美国伟大”口号著称，这一宽泛的政治修辞在美国竞争性政治环境下并非首创，他上台时美国的联邦财政赤字高达近2万亿，因此其致力推动的惊天减税案并不为人看好。
现在减税案得以通过，除了美国的内政因素以外，一个很容易被分析者忽略的时代大背景是，在与全球主要大国的经济竞争关系中，美国地位的日益衰弱化。对此，排除党派政治博弈因素，可以看出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一衰弱的担忧，以及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决心。因为美国二战后长期占据的全球霸权地位，归根结底毕竟是建筑在美国经济及产业力量优势的基础之上。
回顾冷战后20余年来全球政经发展，美国全球政策最引人注目的重心在两个方面：经济上对全球化自由市场体系的推动，以及安全方面对非传统军事需求的聚焦。
特朗普执政最初的行动即是在全球化方面完全扭转了此前的美国传统政策方向。他一入驻白宫，即宣布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以及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并退出全球气候控制的有关协议。
他这些举动虽在理念方面与美国历来传统政策南辕北辙，但在美国国内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这是不容忽略的，而这一支持背后则是对美国国家经济竞争力衰落的广泛担忧。因此，如何重新确立面向21世纪的未来导向国家经济政策，实现经济和产业再立国，就成为从公众到精英战略家关注的焦点。
从历史实证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传统的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政策长期偏好建筑在两个前提之下，一个是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无可争议的经济独大实力地位，这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信息科技革命所屡屡见证的；一个是50年美苏冷战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竞争需求。
站在新世纪的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棋盘综观，很明显，这两个前提都已发生根本变化。在1980年代的美日经济博弈中已可见出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其后30余年来，由于欧洲的经济整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决定性经济优势不再，全球经济力量分布比例趋向均势，因而美国上下对自身经济与产业未来的信心顿挫，这些前提性的变化是人们观察和讨论有关问题不可回避的。
直接来说，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理念在减税政策中体现和厘定了美国重夺全球经济决定性未来优势的决心。这就意味着，未来全球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将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政治与安全领域转向经济与产业领域——谁拥有未来优势与领先的产业力量，谁将是未来全球规则的制定者与主导者，自然，也必将是未来利益的最大占有者。
可以设想，当美国决心抛开传统全球经济政策，另起炉灶，从国内经济和产业形态重塑自身力量基础，无论欧洲，日本，还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对此做出系统和有力度的政策回应是不可能的。
回顾历史，无论当初大不列颠帝国的兴起，还是20世纪大国的竞争，产业与经济的竞争及对抗，始终是国际权力政治背后最有力的塑造之手。因此本次美国减税带来的大国新一轮产业经济竞争，势必具有重塑21世纪全球政治与综合力量格局的意义和后果。
减税政策明确美国新产业经济立国的方向
在过去两党大选及平时的智库政策论述方面，美国当代全球经济现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美国对主要经济体贸易方面的巨大逆差。
据美国相关部门数据，截至特朗普上台前的2016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已高达5020亿美元。长期的贸易逆差自然带来的两大问题：一方面，美国全球经济行动力下降，联邦金融依赖持有巨量美元盈余的国家的国债购买，而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美元的信心恐慌实质上就是直接动摇美国的全球国际政治地位；另一方面，贸易逆差带来的产业经济后果是，投资向美国之外加速转移，这使得美国在产业与就业领域面临日益困难的局面。
从这些基本背景可以看出，减税政策是美国应对这些问题的总体性新国家经济战略。无可否认，在金融和产业经济领域，随着1980年代信息科技革命和新一波产业革命，美国的优势依然是明显的。要发挥这种优势，彻底构建领先的产业经济形态，势必需要对传统的经济制度结构加以改革，这是本次减税的现实意义所在。
从已有资料看，美国在新能源及相关产品，高附加值新制造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代表的新信息科技产业等方面，已具备相当领先和体系性的布局。随着投资带动的新一轮基础建设展开，美国会进入工业化以来规模空前的新一轮建设期。
然而，产业基础的重新厘定需要金融与投资的支持。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升级版的经济全球化的动机所在。应该看到，特朗普减税政策牵涉的新产业和新经济要素均在此前已有相当的基础。
因此，在产业经济方面，表面经济民族主义的美国减税可以轻易预见的后果是，必然导致对美国全球投资的新一轮热潮，这种天量的美元净流入会立即改善美国的对外贸易进出数据比例，迅速平衡贸易逆差。同时，投资的巨量涌入势必给新产业必须的科研、产业布局和相关基础设施升级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撑。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趋势和前景势必极大提升美国经济的景气与信心，这又会反过来支持美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长期的高速成长期。这种良性的未来预期已在特朗普上台后股票市场得到很好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多年贸易巨量逆差，但20余年来，美国一直高居吸引最多外资国家榜首。美国在高新科技研发及新产业方面的领先，配合以自身消费市场的巨大体量，及法治与社会环境的相对完善，购买美国国债，金融和产业性投资美国，是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全球美元持有者的优先选择。本次减税案成立后，全球对美投资和美资的产业回流将升级到全局性和决定性的程度，而且可能会长期持续。
在经济社会方面，减税的市场后果将集中体现在产业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投资产业及一些传统政策松绑会带来就业良好，而减税不仅将促进投资和就业，而且将在新一轮高景气之下促进消费。如果这样的构想能较好实现，则美国的21世纪经济与综合国力优势将重回支配性地位。
总之，这些聚焦新产业的结构性经济改革政策，势必启动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投资和产业领域的新竞争：谁能吸引到最大规模的投资，谁将有筹码重塑面向未来的产业经济形态，谁也就将执未来全球市场的牛耳。
因此，此举带来的产业经济领域的后续发展势必重塑未来全球经济与综合国力排序和比例。而间接的影响是，整体产业和经济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自然会表现为整体社会面貌的变化，如此，也可以说，虽然减税所代表的新一轮全球产业经济大国竞争，虽然表面上没有美苏冷战那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归根结底仍具有鲜明的制度和社会竞争意义。
减税势必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带来重大冲击
中美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当代全球政治事务与热点地区事务方面，中美既是合作者，同时也不无诸多分歧，常被视为国际权力的现实和未来竞争者。
人所共知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迄今没有出现戏剧性的变化，相反，观察多次两国最高层面的对话，特朗普体现出相当意外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克制姿态。然而，就上述国家战略和新产业国际竞争的视角看，减税政策落实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冲击，甚至引发连锁的负面发展，这是必须未雨绸缪的。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6年度中美贸易额高达5789.5亿美元，美方逆差高达3470.4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实为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压倒性的来源国之一。因此，在上述吸引投资的竞争之外，在减税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会更迅猛地扩大到对华产业与贸易领域，这是可以预期的。
在减税案通过期间，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表示将拒绝承认WTO框架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因此，这会对中国未来对美贸易设置不断的关税壁垒，从而引发程度更激烈的贸易摩擦，乃至局部的经贸战争——考虑到中国对美贸易在全局性经贸及经济棋盘中的地位——这势必转化为系统的内部经济与政策调适压力。
必须看到，过去30年来冲击国际和亚太国际政治格局最有力的因素首推中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崛起，这直接导致中美在全球地区国际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方面声调的变化。在美国对华智库言论中，对华新遏制政策，在安全事务之外，主要地集中体现为升级对华经济竞争与对抗的思维中。
由于力量比例的巨大变化，现实的中美战略关系具有充分的动态特征，缺乏机制化的稳定互信和互动；因此，毋庸讳言，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经济与产业立国的决心，在现实评估和未来目标设定方面，都有充分的中国背景。这就必然意味着，减税政策会陆续转化为不无遏制色彩的对华全面经济与产业竞争政策体系。这在现实层面已有诸多明确的端倪和印证。
减税推动升级的中美经贸竞争不仅将体现在双边关系领域。对于中国的地区经贸政策，特别是像“一带一路”构想所代表的大型地区经贸合作及整合政策，美国不无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担忧。这都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和困难，从而也构成未来中美战略对话和交流方面中方理应加强沟通与说明的事项。
而更大的政策挑战在于，如何将中美经贸合作与中国面向全球及地区的经贸政策加以有效整合，从而拓展和构建中美战略关系稳定的新基石。这些都是美国减税案后很可能将立即面临的学术与政策课题。
最后，应该注意到，在大国竞争的历史上，经济与产业的竞争从来不单纯是经贸事务，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内涵和后果的领域。这在美国现行对华经贸限制性政策中已有充分体现。
考虑到减税所必然给中国带来的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调适冲击，这很可能划定未来中长程中美产业经济及综合国力竞争的新角斗场。从更大视野来看，美国减税所启动的经济结构与产业形态变化势必重塑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而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相应政策不仅事关中美经贸和战略竞合关系，更是迫使中国在全球参与及责任等未来角色定位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只有在这些方面做出合适和及时的政策规划，并付诸精心实施，中国才能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新经济与产业竞争，进而重新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必要的实质性国力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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