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园就像这些年轻人一样，线头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这里结成一个难解的矛盾。
文 | 汪婷婷
这是一个太魔幻的案件，很多人觉得电影剧本也不敢这么写，但它确实地发生了。
两个找工作连续被骗的年轻人决定去抢劫，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小偷，当即表示要加入抢劫团伙；遇到的第二个人，身上只有75块现金和一部手机，网贷债务缠身；第三个人，身无分文，刚从网吧出来，正等着去日结公司上工，被抢后也要求加入；临时团伙抢到第4个人时，天都亮了，被抢劫的人剧烈反抗，他们忙作鸟兽散。
当天内，他们全部被捕。
2018年1月21日，昆山市发生了这样一起犯罪团伙2人变4人的抢劫案。4个犯罪嫌疑人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刚满15岁。
6月16日，我赶赴昆山，想搞清楚这个案件。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些年轻人何至于去抢劫呢？他们在那一晚魔幻地结成团伙，到底是纯粹的偶然，还是存在某种必然？
“这个地方比我老家文明多了”
昆山市距离上海19分钟车程。这个地理优势，使得想要到上海发展、受进入壁垒限制的投资者首先将目光转向了昆山。2009年12月，昆山综合保税区成立，目前已有十多万外来员工。
离昆山综合保税区不远的中华园小区，是这些外来员工的主要聚居地。其中，中华园东村居住了大量的外来务工者。中华园东村建筑楼房57幢（全部是动迁房），常住人口2万多，外来流动人口1万多（2014年数据）。
在这里，一个屋子被隔出几个房间，摆上10个床位，6层的楼顶也被拿来当房间出租。在这里，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跟我说几个在小区里发生的死人事件，每一个都大同小异，无法证实或证伪。在这里，小区保安对警察的来往、询问习以为常。
魔幻的“昆山抢劫案”就发生在这里。
在昆山的那几天，我遇到多位人生经历和那四个抢劫少年很像的年轻人。中华园东村里沉迷于网吧和靠日结过活的也大都是年轻人，虽然他们看起来皱巴巴的，表情很旧。
我在和网吧老板聊天的时候，王原在我们身边来回转悠。他15岁，身高不到一米四，又黑又瘦，头发洗得很干净，像是刚刚做过发型的样子。直到他点起了一根烟，我才知道他不是网吧老板的孩子，是网吧的常客。
王原刚来到中华园东村时，曾经试图应聘“进厂”当长期工，但因为年龄不够失败。为了生存，他开始做日结，选择用最便宜的方式在网吧过夜。王原的日结工作内容是“下货”，与另一个17岁的男孩一起，把比他还高、宽约2米的长方形货物从车上搬到路边。
我与王原走在中华园小区里时，他总要贴着墙根或者是花坛边走。跟我说话时，王原从来不正视我的眼睛，低着头，声如蚊喃，一次只往外蹦几个字。
我问王原，不觉得中华园东村太乱了吗？为什么不回老家去？
王原抬头看着我，说：“这个地方比我老家文明多了。”王原与陆阳（四个“抢劫犯”之一）一样，父母离异，初一时因为多次聚众斗殴被学校开除。他说，老家人说话十个字里九个字是脏字，在这里只有六七个。
我无话可说。我无法劝他们回到父母身边，虽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不得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但这样的规定不一定适合王原、陆阳这样，因为家庭不睦，不愿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
王原与陆阳都是单亲家庭，王原随父亲生活，但父亲埋首于自己的事业，对他疏于管教。陆阳的父母更甚，离异后母亲还一直在四处躲父亲，而父亲也坚持着寻找母亲的战争。
如果不得不选择离开父母，这些青少年还能依靠什么生活呢？
也有救助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公益组织。国际救助儿童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等社会公益组织的救助里，有针对辍学学生、问题少年和单亲家庭孩子的救助。但是，没有公益组织找到过王原、陆阳。
我想劝王原主动去求助，去寻找一个更文明的所在，去一个清洁的环境里找一份长期的工作，可是当我说出“NGO”和“救助青少年公益组织”时，王原一脸茫然地望着我。对于他们来说，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帮助的公益组织，比找到一份日结的工作难多了。
（小公园里常年有睡觉的人）
又一群“三和大神”
最初报道此次案件的媒体，把那4个犯罪嫌疑人称为“街角青年”。
“街角青年”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威廉·富特·怀特，1936年至1940年间，他深入到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贫民区科纳维尔中，以“诺顿帮”成员为观察对象，对闲荡在街头无稳定生活来源的意裔青年进行研究。
在我国，“街角青年”指那些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的年轻人，年龄大多在15～20岁之间，经常违点小法但不至于犯罪（少部分发展成为青少年犯罪）。他们长期浪迹街头，和家庭有一定联系但感情淡漠，多以社区地域关系为聚集点。
这样的说法多少还带点学术味，对这个群体，在网上有更生动的叫法——“三和大神”。
之前有媒体报道过，在深圳三和，有一群沉迷于上网，靠日结赚钱的“三和大神”。他们看起来似乎很逍遥，不愿意太吃苦，但对物质要求也不高，干一天休三天，无聊时就在网吧通宵上网，住呢，就住在15块一晚的旅舍，或者，就住在大街上。
昆山这些游荡的年轻人，是又一群“三和大神”。
遇到刘明和王鹏是下午4点多，天灰沉沉的，一副暴雨欲来的样子。晴天时总是躺满人的中华园东村广场上人不多，最显眼的就是他们。
他们并排蹲在广场边，视线看向两旁，一动不动。从脸上的胡茬和褶皱，我推测刘明应该有29岁，王鹏再年轻点儿，27岁。可刘明告诉我，他们都是1996年的。
这些人看起来都不坏。与刘明告别时，他对我说，都是年纪相仿的人，一定要好好写，有什么需要的随时问他。“好好写。”他重复了3次。
与王原聊天时，我口渴去买水，顺便也给王原买了一罐饮料。离开时，王原把饮料罐放在树下，我问他：“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里？”他认真地看着我说，如果有收垃圾的过来就不用去垃圾桶里翻。而且饮料他还没有喝完，如果“有混混来拿，也可以再吸两口” 。
王原总是把自己拾掇得干净，他喜欢买衣服，两天洗一次澡，每次洗澡都赶在公共澡堂刚换过水的大清早。
（中华园东村里的租房信息）
何去何从
在昆山的那几天，我最终并没有见到那4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只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尽管节目打了马赛克，但播出后，因为觉得被当成了反面教材，并且会被熟识的人认出来，他们再不愿意公开露面。
但在王原、刘明、王鹏这些人的身上，我隐约看到那几个“抢劫犯”的影子。
因为在家庭里感受不到幸福，他们辍学外出；因为缺少教育，他们一再被骗；因为缺乏知识，他们不懂得维权手段，甚至不清楚犯罪的边界。
王原是派出所里的常客，常在民警突击检查黑网吧时因没有身份证被拘留。但他对这件事丝毫不介意，“我又没做坏事，反正迟早要把我放出来。”王原甚至说，派出所里有空调有冷气，比在网吧过夜舒服多了。
回顾那个魔幻的抢劫之夜，可以看出四个年轻人很盲目、草率，没有后果意识。
那个叫张伟的，是4个犯罪嫌疑人中犯罪故意最小的人。他加入犯罪团伙最大的考虑是：蹭一个睡觉的地方。
在看守所里，张伟是哭得最多的人。他最介意的事情是，自己是一个孤儿，失去了所有可以依靠的亲人。当民警试图安慰他时，他哭着说：“那不一样，我是一个个看着他们死的。”
现在，张伟从最无助的人，变成了将要面临刑期的犯罪嫌疑人。
中华园东村里流动人口多，又脏又乱，多的是张伟这样的人。
今年5月，中华园东村的整治开始。黑网吧关门，住房被强拆，那些没有网吧栖身的“混混”们的选择是睡到了楼道里、广场上。
这些“混混”们何去何从？原本，王原在中华园东村只是为了混到16岁，他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工作。但是两天后，王原又告诉我，16岁再说吧，“说实话，中华园这个地方越待越懒，什么都不想做了。”
也有人说，中华园东村拆了，他们就去下一个“中华园东村”。在昆山更东南的地方，还有可以让他们做日结、泡网吧的地方。
中华园就像这些年轻人一样，线头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这里结成一个难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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