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桥法谈 | 二月·法闻

• 二月开始实施的新法新规

法 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行 政 法 规

1、政府督查工作条例

• 一月法律新动态总结（简要列举）

1、2021.01.22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2、2021.01.22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

3、2021.01.22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修订)

4、2021.01.22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

5、2021.01.24发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6、2021.01.28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7、2021.01.25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起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典型案例

8、2021.01.22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的通知

9、2021.01.24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10、2021.01.20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一、 2021.01.22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2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该法内容简要概括如下：

1、本法的制定是为了规范和保障海警机构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海上维权执法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海上安全保卫，维护海上治安秩序，打击海上走私、偷渡，在职责范围内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渔业生产作业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预防、制止和惩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

2、该法第二章指出，国家在沿海地区按照行政区划和任务区域编设中国海警局海区分局和直属局、省级海警局、市级海警局和海警工作站，分别负责所管辖区域的有关海上维权执法工作。中国海警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领导所属海警机构开展海上维权执法工作。

3、该法第七十三条提出，有下列阻碍海警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或者海警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侮辱、威胁、围堵、拦截、袭击海警机构工作人员的；

（二）阻碍调查取证的；

（三）强行冲闯海上临时警戒区的；

（四）阻碍执行追捕、检查、搜查、救险、警卫等任务的；

（五）阻碍执法船舶、航空器、车辆和人员通行的；

（六）采取危险驾驶、设置障碍等方法驾驶船舶逃窜，危及执法船舶、人员安全的；

（七） 其他严重阻碍海警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

二、2021.01.22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22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

重点修改内容整理如下：

1、 增加了第二条规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明确了行政处罚的定义。

2、 新法第九条在旧法第八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的行政处罚种类。

3、 新法第十一条增加第三款“法律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为实施法律，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行政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

4、 新法第十二条增加第三款“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为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地方性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

5、 新法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国务院部门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相较旧法增加了国务院部门规章可以设定“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的权限。

6、 新法删除了旧法十二条第三款：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的规定。

7、 新法新增第十五条：

“国务院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定期组织评估行政处罚的实施情况和必要性，对不适当的行政处罚事项及种类、罚款数额等，应当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

8、 新法新增第十八条第一款：

“国家在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农业等领域推行建立综合行政执法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9、 新法新增第二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决定应当公布。

承接行政处罚权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按照规定范围、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执法监督，建立健全行政处罚协调配合机制，完善评议、考核制度。”

10、 新法新增第二十条第二款：

“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具体事项、权限、期限等内容。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组织应当将委托书向社会公布。”

11、 新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二)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三)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相较于旧法第十九条，删除了受托组织必须为“事业”组织的规定，增加工作人员需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要求，对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仅针对“违法行为”。

三、2021.01.22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22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重点修改内容整理如下：

1、 相比旧法，新增“第六章 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和“第八章 兽医管理”。

2、 新增规定“有关单位应当依法为动物防疫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对因参与动物防疫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或者抚恤。”

3、 新法对旧法的第四条进行了完善，根据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将动物疫病分为下列三类：

“（一）一类疫病，是指口蹄疫、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对人、动物构成特别严重危害，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严厉的强制预防、控制等措施的；

（二）二类疫病，是指狂犬病、布鲁氏菌病、草鱼出血病等对人、动物构成严重危害，可能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需要采取严格预防、控制等措施的；

（三）三类疫病，是指大肠杆菌病、禽结核病、鳖腮腺炎病等常见多发，对人、动物构成危害，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需要及时预防、控制的。

前款一、二、三类动物疫病具体病种名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动物疫病发生、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及时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一、二、三类动物疫病具体病种并予以公布。”

4、 新增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野生动物保护等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的协作机制。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海关总署等部门应当建立防止境外动物疫病输入的协作机制。”

5、 新增第十五条“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国内外动物疫情以及保护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需要，及时会同国务院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对动物疫病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公布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净化、消灭措施和技术规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并落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净化、消灭措施。”

6、 新法第十七条明确了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按照强制免疫计划和技术规范，对动物实施免疫接种，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免疫档案、加施畜禽标识，保证可追溯。

实施强制免疫接种的动物未达到免疫质量要求，实施补充免疫接种后仍不符合免疫质量要求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用于预防接种的疫苗应当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7、 新法第十八条将旧法第十四条组织实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的主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并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履行强制免疫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此外，还规定了“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本辖区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协助做好监督检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的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相比旧法，新法强化了地方人民政府的监督职责。

8、 新增第二十条：

“陆路边境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动物疫病防控需要，合理设置动物疫病监测站点，健全监测工作机制，防范境外动物疫病传入。

科技、海关等部门按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动物疫病监测预警工作，并定期与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互通情况，紧急情况及时通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和工作机制，根据需要合理布局监测站点；野生动物保护、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等工作，并定期互通情况，紧急情况及时通报。”

9、相比旧法的第二十条，新法第二十六条将“经营动物、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应当具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接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单独列出，此外还新增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情况，决定在城市特定区域禁止家畜家禽活体交易。”

10、新增第三十条：

“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

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本辖区流浪犬、猫的控制和处置，防止疫病传播。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做好农村地区饲养犬只的防疫管理工作。

饲养犬只防疫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四、2021.01.22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

该决定自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重点内容整理如下：

一、设立北京金融法院。

北京金融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金融案件的类型和数量决定。

二、北京金融法院专门管辖以下案件：

（一）应由北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

（二）应由北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

（三）以住所地在北京市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与其履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

（四）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的上诉、抗诉案件以及再审案件；

（五）依照法律规定应由其执行的案件；

（六）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其管辖的其他金融案件。

北京金融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三、北京金融法院对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北京金融法院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监督。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

四、北京金融法院院长由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北京金融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北京金融法院院长提请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五、本决定自2021年1月23日起施行。

五、2021.01.24发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已经2020年12月9日国务院第11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该条例内容简要概括如下：

1、该条例第二条指出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一）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

（二）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较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范围、实施步骤和管理类别名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拟订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实施。制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范围、实施步骤和管理类别名录，应当征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等方面的意见。”

2、条例第七条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可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也可以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

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排污单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材料；

（三）按照污染物排放口、主要生产设施或者车间、厂界申请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四）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自行监测方案等信息；

（五）主要生产设施、主要产品及产能、主要原辅材料、产生和排放污染物环节等信息，及其是否涉及商业秘密等不宜公开情形的情况说明。”

3、条例指出，污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二）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

（三）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4、条例第三十二条到第四十五条对违反条例规定的排污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旨在督促排污单位切实履行职责。根据排污单位违反条例的不同情形，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决定对其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或处予罚款；若违反条例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六、2021.01.28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节选案例一  

王某凤等45人与北京市某区某镇政府

强制拆除和行政赔偿检察监督系列案

【基本案情】

2001年，某公司在北京市某镇工业园集体所有土地上开发建设10栋教学楼及5栋家属楼，并于2004年起将家属楼房屋陆续出售给其所属集团公司职工。2008年3月，某镇政府将案涉地块转让给某培训学校用于大学城建设，并由某培训学校委托某公司回购已出售家属楼。2010年，家属楼被断水断电断暖，王某凤等尚未与培训学校达成回购协议的原购房者开始上访、诉讼维权。由于案涉房屋一直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某镇政府于2018年2月将涉案房屋强制拆除。王某凤等人认为自身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权益，于2018年10月起先后提起144件行政诉讼。北京某区人民法院以王某凤等人并非被诉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的相对人，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据此驳回后续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王某凤等人的上诉请求和再审申请亦以相同理由被驳回。王某凤等45人就其中127起案件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认为，王某凤等人作为房屋的实际购买者和使用人，直接受到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属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且在“拆违”过程中被剥夺了应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原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检察机关经综合评判涉案房屋“违建”事实、申请人实体上获得司法救济等因素，基于某公司与申请人有民事和解意愿，搭建平台促双方和解。最终45名申请人与某公司达成和解，2044余万元和解款项足额到账，127起案件申请人撤回监督。同时，检察机关针对某镇政府在“拆违”中存在的执法不规范等问题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强化行政管理能力，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上述建议被全部采纳并落实整改。

【意义】

本案检察机关把司法为民、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监督权力”和“保障权利”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一并审查行政争议背后的民事纠纷，引导各方在合理合法范围内达成和解，通过解决民事纠纷促进行政争议的一揽子化解，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并通过检察建议促进依法行政，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节选案例二

姚某与福建省某县民政局

撤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一女子假冒“莫某”之名与姚某登记结婚并收取礼金7万余元，次日失踪。姚某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姚某多次向福建省某县民政局申请撤销《结婚证》，被以不存在受胁迫情形为由不予受理。2019年5月和9月，姚某以莫某为被告向广西某县人民法院分别提起离婚诉讼和宣告婚姻无效诉讼，均被以不存在真实婚姻关系无法判决离婚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20年1月，姚某向福建省福州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结婚证》。该区法院以已超过5年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姚某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均未获得支持。

2020年7月，姚某向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姚某的起诉确已超过起诉期限，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但姚某要求撤销婚姻登记诉求合法合理，经请示福建省院后，将该案纳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并指定闽侯县人民检察院办理。

闽侯县人民检察院受案后，经调查核实发现莫某在广西、浙江、山西、福建、安徽五省共有5次婚姻登记信息，查明“莫某”收取姚某7万元彩礼，并多次冒名登记结婚事实。为进一步理清案件事实、强化释法说理，于2020年9月举行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案虽然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但在检察机关充分调查核实认定骗婚事实的基础上，民政部门应主动纠正错误的颁证行为。2020年9月，检察机关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重新审查姚某与“莫某”的婚姻登记程序及《结婚证》的颁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确实缺少合法要件的应当撤销。随后县民政局注销了该婚姻登记信息。

【意义】

因他人冒名而作出的结婚登记行为，登记对象明显错误，登记内容客观上无法实现，且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应当主动纠错。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举行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督促引导行政机关主动纠错，推动问题快速实质解决，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七、2021.01.25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起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典型案例

节选案例一

陈某、宋某琦等5人诈骗案

【案情】

2018年6月，陈某伙同他人套牌搭建了FXDD外汇投资平台，纠集宋某琦等人作为代理商，对外虚构系正规平台、大量交易可获利的信息，诱骗被害人向平台转入资金。该投资平台实行资盘分离，被害人资金并未进入真实交易市场，而是由陈某转移控制支配。陈某与代理商约定，以客户资金亏损数额为分成依据。

其中，2018年7、8月起，宋某琦在河南省许昌市购置电脑、租赁民房作为诈骗场所，招募郭某辉、卢某、胡某波等人作为业务员，以婚恋网站女性会员为目标实施诈骗。宋某琦安排业务员，使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冒用他人头像，包装为投资经验丰富的中年成功男士，在某知名婚恋网站上搭识许某某等3名有经济实力的单身中年女性。业务员通过事先培训的话术与被害人建立虚假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通过宣称自己是投资高手，有好的投资渠道，能够指导被害人投资快速赚钱，引诱被害人向陈某搭建的FXDD平台投资，并通过鼓励追加投资、代为操作等方式致其账面亏损，营造投资损失假象，以掩饰资金已被非法占有并分赃的事实，共计诈骗人民币774万余元。此外，陈某还通过其他代理商诈骗43名被害人资金，合计人民币534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20年4月3日，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陈某等5人提起公诉。同年11月13日，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陈某、宋某琦、郭某辉、卢某、胡某波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十二年不等，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杀猪盘”式诈骗多发高发，社会危害大，应当依法严惩。以网络婚恋交友为诱饵实施的虚假投资诈骗，俗称“杀猪盘”，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方式之一。犯罪分子为实现诈骗目的，招募人员在婚恋网站或使用即时通讯工具搭识被害人，通过将自己包装为成功男士或美貌女性，使用专门话术，骗取被害人感情信任、建立虚假恋爱关系，诱导、怂恿其到虚假交易平台大量投资，从而骗取钱财。当被害人察觉被骗或者已无钱可供诈骗后，犯罪分子即将被害人“拉黑”或关闭平台账号。“杀猪盘”式诈骗以感情为诱饵，迷惑性强，持续时间长，严重侵害被害人的财产安全，欺骗被害人感情，甚至可能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应当依法严厉打击，斩断犯罪链条，全面查处犯罪黑灰产，形成有力震慑。

节选案例二

周某奇、尤某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上旬，周某奇伙同尤某杰在杭州某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学生兼职微信群，发布招聘话务员的消息，要求应聘学生到附近营业厅办理电话卡并将卡上交。周某奇、尤某杰以上述方式购得刘某欣等20余名学生办理的实名制电话卡75张，每张卡支付给学生人民币几十元至一百元不等的费用。

2019年11月中下旬，周某奇、尤某杰又通过类似方式收购了石某行等130余名社会人员办理的400张左右实名制北京电话卡，每张卡支付人民币几十元的费用。

周某奇、尤某杰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上述电话卡出售供他人使用，违法所得人民币12万余元。上述电话卡通过非法途径流出境外，犯罪分子使用其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骗取被害人李某等10余人钱款共计人民币200余万元。

【诉讼过程】

2020年12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奇、尤某杰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手机卡、银行卡仅限于本人使用，不得非法出租、出售。一旦出租、出售，轻则泄露个人信息，受到限制办卡等信用惩戒或行政处罚，重则可能涉嫌犯罪。社会公众要提高防范意识，切莫贪图小利，成为犯罪的“帮凶”。一旦发现涉“两卡”犯罪线索，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若已实施非法出租、出售、购买“两卡”的违法犯罪活动，必须立即停止，主动投案自首。各电信运营商、银行应当加强营业网点管理，加强内部人员教育和监督，严格防范内外勾结、规避管控的行为发生，防止非法“两卡”流入社会。

节选案例三

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网络餐饮平台

不正当竞争行为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0年初，贵州省黔西县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要求黔西县多家网络餐饮经营者只能接受其一家提供的平台服务。如果餐饮经营者坚持在某乙或其他网络餐饮平台经营，某甲网络餐饮平台将对其作下线处理，或提高服务费收取标准、下调星级指数、通过技术手段限制交易，强制商家在某甲和某乙之间进行“二选一”，以此方式排挤竞争对手。

【检察履职过程】

2020年4月，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黔西县院）经群众举报获悉该案线索后，依法立案进行调查核实。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本案中的“二选一”行为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损害了网络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0年5月28日，黔西县院向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该局对黔西县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涉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查证后依法处理，对辖区内网络餐饮平台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

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随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成立专项执法调查组展开调查。2020年6月12日，对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开展行政约谈，送达行政告诫书，要求其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尽快自行整改，并督促某甲、某乙等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共同签订了《关于促进黔西县网络餐饮服务经营健康有序发展的联合声明》。

2020年6月底，黔西县院开展跟进监督，对涉案平台企业及部分商户和消费者进行回访，并调查了解平台商户上线情况，确认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已经取消“二选一”相关不合理限制，某乙网络餐饮平台的上线商户量上升至与某甲商户量持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典型意义】

依法监督纠正网络平台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互联网＋餐饮服务”新业态的诞生，既促进了餐饮业的新发展，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别在疫情期间，网络餐饮平台无接触式服务的优势更加凸显。但部分平台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技术等手段强制经营者“二选一”，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针对网络餐饮平台“二选一”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加强监管，促进公平公正市场秩序的维护，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八、2021.01.22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的通知

《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已经2020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重点内容整理如下：

1、通知第十七条规定“认定网络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围绕犯罪嫌疑人与原始存储介质、电子数据的关联性、犯罪嫌疑人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同一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扣押、封存的原始存储介质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有、持有或者使用；

　　（二）社交、支付结算、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物流等平台的账户信息、身份认证信息、数字签名、生物识别信息等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身份关联；

　　（三）通话记录、短信、聊天信息、文档、图片、语音、视频等文件内容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四）域名、IP地址、终端MAC地址、通信基站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电子设备为犯罪嫌疑人所使用；

（五）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的内容。”

2、通知第十八条规定“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客观行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围绕其利用的程序工具、技术手段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设备信息、软件程序代码等作案工具；

　　（二）系统日志、域名、IP地址、WiFi信息、地理位置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轨迹；

　　（三）操作记录、网络浏览记录、物流信息、交易结算记录、即时通信信息等是否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内容；

　　（四）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客观行为的内容。”

3、第十九条规定“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专业水平、既往经历、人员关系、行为次数、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注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反映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聊天记录、发布内容、浏览记录等；

　　（二）犯罪嫌疑人行为是否明显违背系统提示要求、正常操作流程；

　　（三）犯罪嫌疑人制作、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的软件程序是否主要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四）犯罪嫌疑人支付结算的对象、频次、数额等是否明显违反正常交易习惯；

　　（五）犯罪嫌疑人是否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

　　（六）其他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主观方面的内容。”

九、2021.01.24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节选案例一

检察机关提出无罪意见，江西张玉环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改判无罪

【案情】

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龄乡张家村两名男童失踪，一名6岁、一名4岁，男童失踪后其伯父向当地警方报警，次日两名孩子的遗体被从村附近的下马塘水库打捞出来。法医鉴定两名男童非溺水死亡，而是被人掐死和勒死后抛尸水库。经过警方走访调查，当时只有26岁的张玉环被认定具有重大犯罪嫌疑，其被警方带走调查。

1995年1月，南昌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张玉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张玉环提出上诉。

2001年，江西省高级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重审。当年11月，南昌市中级法院就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再审开庭，维持一审原判。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张玉环继续回到南昌监狱服刑。此后，张玉环及其亲属、代理人持续申诉。

2019年3月1日，江西省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决定。2020年7月9日，该案公开开庭再审。法庭上，江西省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审裁判认定张玉环实施犯罪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法院依法改判张玉环无罪。

2020年8月4日，江西省高级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张玉环无罪。

【意义】

本案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进行的改判。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最高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决纠正冤错案件的决策部署，严格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冤错案件发现一起、纠正一起。

节选案例二

检察机关对“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提出检察建议，浙江杭州警方对两名涉案人作为公诉案件依法立案侦查

【案情】

2020年7月，谷女士到余杭某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视频。郎某随后与朋友何某“开玩笑”，编造“女子出轨快递小哥”等聊天内容，发至微信群。随后谣言通过不断转发，在互联网发酵。谷女士人格受到严重损害，还为此丢了工作、找新工作被拒，并患上抑郁症，于是向警方报警。

2020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9日的处罚。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余杭区法院于12月14日决定立案，并依法要求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提供协助。

检察机关认为，在此期间，相关视频材料进一步在网络上传播、发酵，案件情势发生了变化，郎某、何某的行为不仅损害被害人人格权，而且经网络社会这个特定社会领域和区域得以迅速传播，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依据刑法第246条第2款之规定，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

2020年12月25日，根据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建议，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案立案侦查。

【意义】

该案从自诉转公诉，是司法机关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也是司法机关通过办案让法律的原则规定得到体现，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一位网友评论：“对法定自诉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立案追诉，体现了法治自觉。新时代，网络社会，诽谤犯罪成本必须加大，公民维权成本必须降低。点赞公安、点赞检察！”

十、2021.01.20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节选案例

余某某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重大责任事故案

【案情】

2015年6月，B矸石发电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开工建设。施工中，余某某、双某某为了加快建设进度，在采购设备时，未按湖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该项目须公开招投标的要求，自行组织邀请招标。张某某收受无生产资质的重庆某仪表有限公司（简称仪表公司）负责人李某某给予的4000元好处费及钓鱼竿等财物，向其采购了质量不合格的“一体焊接式长颈喷嘴”（简称喷嘴），安装在2号、3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上。项目建成后，余某某、双某某擅自决定试生产。

2016年8月10日凌晨，B矸石发电公司锅炉车间当班员工巡检时发现集中控制室前楼板滴水、2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保温层漏汽。赵玉某、王某某赶到现场，未发现滴水情况和泄漏点，未进一步探查。8月11日11时许，锅炉运行人员发现事故喷嘴附近有泄漏声音且温度比平时高，赵玉某指示当班员工继续加强监控。13时许，2号锅炉主蒸汽管道蒸汽泄漏更加明显且伴随高频啸叫声。赵玉某、王某某未按《锅炉安全技术规程》《锅炉运行规程》等规定下达紧急停炉指令。13时50分至14时20分，叶某某先后三次接到B矸石发电公司生产科副科长和A化工集团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电话报告“2号锅炉主蒸汽管道有泄漏，请求停炉”。叶某某既未到现场处置，也未按规定下达停炉指令。14时30分，叶某某向赵某某报告“蒸汽管道泄漏，电厂要求停炉”。赵某某未按规定下达停炉指令，亦未到现场处置。14时49分，2号锅炉高压主蒸汽管道上的喷嘴发生爆裂，致使大量高温蒸汽喷入事故区域，造成22人死亡、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3万元。

2018年8月21日，当阳市人民法院以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余某某、双某某、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四年、五年；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帮助毁灭证据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四年三个月；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叶某某、赵玉某、王某某有期徒刑四年、五年、四年。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意义】

应准确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两罪主体均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从业者，法定最高刑均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罪的差异主要在于行为特征不同，重大责任事故罪是行为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是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实践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仅为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或者仅为提供的安全生产设施或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罪名较易确定；如果事故发生系上述两方面混合因素所致，两罪则会出现竞合，此时，应当根据相关涉案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具体行为来认定其罪名。具体而言，对企业安全生产负有责任的人员，在生产、作业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对企业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负有责任的人员，应认定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包括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和提供安全生产设施或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为全面评价其行为，应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

本文由杜满清律师团队汇编

供稿 | 杜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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