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金庸不上“轿”，何必强行抬
2018年10月30日，一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岁。至此，这位主张“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的“金大侠”，永远离开了他曾“闹”得翻江倒海的人生和武侠这个江湖。
金庸驾鹤西归，但围绕金庸的有关话题，却在一夜之间迅速发酵，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形形色色有关金庸的八卦，诸如金庸的三次婚姻、金庸和梦中情人竟在同一天去世，以及金庸最喜欢其小说中的哪几位女性，金庸与穆旦、徐志摩、琼瑶等文学名家有何亲戚关系……统统都被翻箱倒柜地搜寻了出来。这种“绯闻+奇闻”的无聊新闻的大量传播和四处流传，无疑是对已故的金庸先生最大的不尊重，而某些“金学家”在金庸生前身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和探讨。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金庸先生为一个时代千千万万的读者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阅读记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刚刚进入内地时，国内许多读者，甚至很多著名作家和学者，都感到极为新奇，以至一读就爱不释手，甚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冯其庸在《读金庸》一文中坦言，尽管在1980年路过香港时，金庸曾赠送他一部《天龙八部》，但当时“未及展卷”；一年后，他应斯坦福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因为寄居之处的主人夫妇都是金庸迷，家中藏金庸小说甚富，他始得以读金庸小说：“我每读金庸小说，只要一开卷，就无法释手，经常是上午上完了课，下午就开始读金庸的小说，往往到晚饭时，匆匆吃完，仍继续读，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才不得已暂停。如早饭后无事，则稍稍闭目偃卧一回，又继续读下去，直至终卷而止……通宵不寐地读金庸的小说，成了我最大的乐趣。”“有的朋友问我，为何对金庸小说如此入迷？我简单地答复，那就是一个字：好。”至于金庸的小说究竟好到了什么程度，冯其庸盛赞：“这许多小说，虽然故事有的有连续性，但却无一雷同，无一复笔，这需要何等大的学问，何等大的才气，何等大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的修养？把他的小说加在一起看看，难道不感到是一个奇迹式的现实么？难道不感到这许多卷帙，是一座艺术的丰碑么？”他还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毋庸讳言，金庸的小说无论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还是武功绝技和艺术性上，都大大超越了过去的旧武侠小说，有着诸多的新颖之处，所以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给人以强烈的阅读快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感情用事地将其赞美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毫无节制地夸大其文学性和社会功能。文学欣赏和评价，岂能不顾客观事实，以个人的好恶作为评价标准？
在对待金庸武侠小说的问题上，一些学者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匪夷所思。以北大著名学者严家炎为代表的一批“金学家”，对武侠小说研究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兴趣。自1994年起，严家炎在众多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有关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论文”；1995年春，严家炎正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不断将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严家炎称，金庸的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是“新世纪文化思想之光”；“金庸小说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通俗而不媚俗”；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在思想的深刻、独到方面，金庸小说不亚于一些新文学大师的杰出作品”；“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为了支撑自己的“学术观点”，严家炎说：“北大今日对金庸的推重，犹如‘五四’当年蔡元培推重元曲、推重歌谣一样，都是开风气之先，同样体现了这种一贯的精神的。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华人教授陈世襄，三十年前就曾直接将金庸小说比作元曲……”至于金庸小说究竟是否可与元曲相提并论，时间这位伟大的批评家最终会得出公正的结论，但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一书中，却借用李陀的话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如此粗鲁武断、有失严谨的信口开河，可说是不合学术伦理和学人风范。喜不喜欢某位作家、某部作品，那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即便是那些“金学家”的家庭成员，也未必都喜欢金庸吧。严家炎还在书中大声鼓噪：“社会呼唤新武侠！文化生态平衡需要新武侠！八十年代末期起中国大陆重又在全民中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并设立见义勇为基金，是十分适时的！真正的侠义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严家炎将现代法制社会的见义勇为和古代封建人治社会的侠义精神混为一谈，是不是要让人们在遭遇不公和受到欺凌时，不依靠法律，而求助于侠客？这种以暴制暴的思维，是现代法制社会所需要的吗？
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说：“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先例。孙悟空，梁山好汉，都是超强暴力的拥有者。他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即使那些大魔头，由于武功高强，也成为人们羡慕尊敬的对象。”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像严家炎所说的那样，不去呼唤法制，而是去“呼唤新武侠”，依靠李逵的两把板斧和鲁智深的满腔义气来评定是非，彰显公平，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血流遍地的武侠世界！
比严家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同样来自北大的学者孔庆东。孔庆东曾说：“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分成喜欢金庸作品的和不喜欢金庸作品的两个群体，以我的了解，就整体而言，前者的审美能力、文学水平大大地超过后者……”他一面把喜不喜欢金庸小说，说成是判定一个人懂不懂文学的试金石，一面又鼓吹“动武”要从娃娃抓起。孔庆东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小孩是必须要打架的，不然大了肯定出问题。我本人是参加过两百多人的群殴的……”为了抬高金庸的武侠小说，孔庆东采取了神话创作和传说的夸张手法，大肆飙捧说：“它（金庸小说）能够产生文学理论中所讲的几大功能：认识、教育、审美、娱乐。那是一种与读经典名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感受，它给人美、给人净化、给人力量。”他举了几个例子：“北大中文系有位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在孔庆东看来，金庸的小说不仅具有文学欣赏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医疗效果，以及情感疏导、心理治愈等诸多功能。
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孔庆东为何总是忘不了以贬低鲁迅的方式来抬举金庸，以致连托尔斯泰也一竿扫。孔庆东说：“我们说鲁迅伟大，但是我见过开电梯的小姐读金庸的小说，却没见过手捧《彷徨》或者《呐喊》的电梯小姐。”“比如韦小宝这个人，他其实是对阿Q形象的一个继承。中国20世纪最具有概括性的形象是阿Q，阿Q尽管挖掘得非常深，但展开得却不够广……《阿Q正传》不是长篇小说，而《鹿鼎记》是一部1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通过韦小宝所到之处，能够把他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非常丰厚。”“由于韦小宝这个人物身世特殊，他走过全国各地，甚至走到俄罗斯去了，所以在韦小宝身上表现了更大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所以金庸的成就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2002年，中国天文台命名了一颗小行星：金庸星，这在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鲁迅这么伟大，都没有一颗星星命名为‘鲁迅星’；但是，却有一颗星被命名为‘金庸星’，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一个作家的名字用来命名一颗星，这是流芳百世的事情……”他还对比了金庸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你拿金庸的《天龙八部》可以和《战争与和平》比一比，无论规模、深度我认为都不次于后者。《战争与和平》我读的时候，觉得很多段落写得很松懈，对战争与和平的主题的挖掘也没这么深刻。”
金庸爆红，“金学”大热。一时之间，金庸成了一些大学和学术机构集体争相哄抢的香饽饽，“金学家”成了风光无限、广受青睐的学术新宠。一些之前从未读过金庸小说的学者，凭着敏锐的嗅觉，从中发现了“玄机”，旋即迅速将学术重点转向炙手可热的“金学”，经过一番突击“研究”，仅仅三五年，就撰写出一大批娱乐大众的“金学”专著，而学界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金学家”。浙江大学的徐岱教授，起初连金庸究竟是何方神仙都不知道，但是在突击阅读了金庸之后，很快写出一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金学”专著——《侠士道》，奇迹般地成了著名的“金学家”。这些“金学家”无一不是把金庸当作大神，跪在地上磕头烧香、顶礼膜拜。徐岱在文章中，就像为金庸写文学鉴定书一样地宣称：金庸先生作为一个人是优秀的，作为一名学者是杰出的，作为一个文学家是伟大的；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不可多得的“奇书”……
在众多的“金学家”中，陈墨以其连篇累牍的“评金庸系列”广为“金迷”所熟知。但这些专著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我们只要看一看其系列之四《武学金庸》中的有关研究，或许就可以窥见一斑。
众所周知，金庸小说中的那些武林秘籍和超凡武功，都是根据艺术的需要虚构出来的。就像有的学者胶柱鼓瑟地去考证孙悟空的出生地，而且竟然还“证实”是在福建一样可笑，陈墨也在书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去研究金庸小说里的各种武功，并且任意发挥想象说：“就其武功、技击而言，我们想要探究其武学的奥秘，也只有超越其技而悟其道，乃至忘却其形而获得其神其理其意。”金庸明明写的是通俗的武侠小说，何以会被陈墨们如此神秘化、高深化？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我们很难知道；但这种急功近利、故弄玄虚的学术态度，显然是令人生疑的。
作为学术研究，陈墨不但没有令人信服地揭示并分析出金庸小说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反而更像是在给文学帮倒忙，一味地把它们当成一种神秘的、玄之又玄的武功技击。陈墨一厢情愿地恭维说：“他是一位真正长篇小说艺术大师”，是“真正的小说大家”。但金庸的夫子自道，却让陈墨们被“打脸”。金庸说，他当初写武侠小说，并非为了文学艺术，而是为了给自己创办的《明报》吸引读者，打开销路，拉动经济效益。基于这样的商业目的，小说仅仅是金庸文化生意的工具，武侠也不过是其营销的一种策略。就此而言，金庸的确是一位颇具商业头脑、非常出色的文化商人，他并非想要做什么文学大师、写出什么经典作品。1995年，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就坦言，说他是文豪，实不敢当；说他是“文学巨匠”，真是惭愧得很。金庸毫不隐晦地说：“武侠小说是我赚钱和谋生的工具，所以算不上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在创作之时，我既没有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之志。这真的是有些惭愧，因为同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比起来，他们的动机就伟大多了。”他说自己的武侠小说“只是一个附有娱乐性的东西”。正是这些长期连载的武侠小说，使《明报》在面临绝境时转危为安，订户大增。诚如陈平原先生所说：
作为20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份”，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的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由此可以看出，睿智的金庸先生对自己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学成就早已心知肚明。但既然金庸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众多的“金学家”为何还要拼命把金庸往“绝路”上逼呢？弄得金庸即便在不断解释，但总是面临着解释不清楚的尴尬境地。这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让人怀疑某些人的“学术动机”。
金庸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洛阳纸贵，堪称一场喜欢武侠小说的“金迷”们的阅读盛宴和集体狂欢。但某些学者借金庸之名而牟取一己私利，进行各种花样翻新的炒作，简直犹如一场场文坛大戏和学界闹剧。为了吸引眼球，打造出新的“文学大神”，以严家炎、刘再复、孔庆东、王一川、陈墨、徐岱等为代表的一批学界铁杆“金粉”，强行将金庸“捆绑”起来，作为文学“新郎”抬上了“小说大师”的花轿，以致使金庸骑虎难下，进退失据。1994年，王一川们突发奇想，标新立异地重排座次，将金庸推上了文学大师的宝座。在这期间，继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之后，紧锣密鼓的“金学”活动，也在走马灯似的不断进行。众多大学向金庸抛出橄榄枝的活动如火如荼，热闹非凡。1997年4月，浙江大学在百年校庆时，决定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称号，无比崇拜金庸的学生们，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1999年3月25日，已经年届七十五岁高龄的金庸，被浙江大学聘请为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浙江大学特聘金庸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但吊诡的是，在招生的第一年，却无人问津；第二年，虽有三名学生报名，最终却只有一名学生参加考试，又因为这名考生成绩不合格，使导师金庸没有招到生；第三年，金庸继续招收博士生，却依然门可罗雀，无人报考。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到2005年，金庸先生心力交瘁，终于不堪其烦，从浙大辞职，并去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那些哄抢金庸的人看来，金庸就是名气，就是财富，借金庸之光，也可以照亮自己。2007年6月18日，北大武侠文化研究会成立。继1993年向北大捐款100万元之后，金庸再次向北大捐款1000万元，支持北大的国学研究。因为金庸在小说中多次描写到云南大理，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严家炎，也作为著名的“金学家”受到大理的热情邀请。在大理举行的“金庸学术研讨会”上，严家炎激情发言说：“金庸没有到过大理，却将滇西景色写得如此迷人，实在是令人佩服。我甚至在想，类似‘无量玉璧’这样的风景，说不定哪天会在大理周围和滇西群山中被发现，那将引起极大的轰动。”这句话，前面没有任何问题，但后面一句，却无异于是在讨好和迎合大理，给大理人画了一张大饼。在“金学”研究中，严家炎忘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严谨，他的学术著作，常常充斥着一些有关金庸的无可稽考的娱乐八卦。严家炎说：“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七十年代初，越南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越南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为了抬举金庸，严家炎竟然不顾文学常识地宣称：“在思想的深刻、独到方面，金庸小说不亚于一些新文学大师的作品。”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学者会这样浮躁，把无聊当成有趣，让严谨的学术研究蜕变成为明星见面会一样狂热的追星活动。如此不可思议的热闹场面，与其说是在谈金庸小说对文学的“革命”，倒不如说是在利用金庸的小说和名气糟蹋文学， “革”文学的“命”。在将金庸推向神坛的过程中，众多学者对金庸的神话，可说是登峰造极，一片聒噪之声——
王一川说：
金庸武侠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大众通俗小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以企及的高峰，并且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宽广视野来看，金庸的成就也毫不逊色：这座大众通俗小说的高峰本身同时也就是整个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令人仰止的高峰之一。
陈墨说：
只有金庸的小说，不仅通古，而且通今；不仅通俗，而且通雅；不仅不重复别人，而且不重复自己，从而创造出武侠小说世界的艺术高峰，而且这艺术高峰明显地突破了武侠小说的类型界限，可以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在更高的水准上与20世纪中国小说家一较短长。
陈世襄说：
（金庸小说）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一人而已。
李陀说：
金庸不只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开创者，而且是一个久已终断的伟大写作传统的继承者。
冯其庸说：
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小说大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
张五常说：
查先生（金庸）的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严家炎说：
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是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圣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我个人认为，金庸恐怕已超越了大仲马。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应该介乎大仲马与雨果之间。
刘再复说：
在政治权威侵蚀独立人格，意识形态教条干预写作自由的年代，金庸的写作本身就是文学自由精神的希望；他对现代白话文和武侠小说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情赞美，金庸先生却并不买账。他一针见血地说：“满场都是好话，听着是很开心，但意义就失去了。”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令人肉麻的“满场都是好话”，在当代文坛，尤其是在各种作家作品的研讨会上，早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学批评家们对当红作家毫无底线的吹捧，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在学术生态雾霾重重的今天，研究金庸如何被学界神话，对于我们铲除学界的凌空蹈虚和“浮夸风”，可说具有巨大的标本意义。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不甘寂寞的“金学家”们浮躁的“金学”研究，可说是当今某些学者急于求成的集体写照。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当“金学家”们的聒噪之声甚嚣尘上、四处泛滥的时候，学界许多有识之士以其难得的勇气，对这种学术上的凑热闹和偏激轻率的学风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曾庆瑞和赵遐秋在《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与严家炎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严家炎立论轻率。严家炎自己可以说金庸小说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却不能让别人反对和批评这种说法；他个人可以欣赏金庸武侠小说的阅读现象，却不能以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口气和笔调，夸大这种阅读现象，神话这种阅读现象，乃至炒作式地宣扬这种阅读现象。严家炎曾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金庸时说：“伏尔泰说：‘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风度，是文艺批评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诚哉斯言。但遗憾的是，在真正遇到别人的质疑和批评时，严家炎自己的“君子之风度”却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大闹一场”的金庸，已经悄然远去。一度扰攘不休、花里胡哨的“金学”研究，除了无休无止肉麻的吹捧，最终留下一地鸡毛之外，究竟取得了什么真正实质性的学术成果？如今，金庸学术研讨会和金庸研究，早已是一派“枯藤老树昏鸦”的萧瑟景象。
难得的是，金庸先生在生前对那些名不副实、肆意夸大的无聊吹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深深地知道，他的小说并非什么“十全大补”，更不是满足某些人民族虚荣心的“大力神丸”。而“金学家”们的种种做法，既是对金庸先生极大的不尊重，更是对学术研究的严重亵渎。
放过金庸先生，让他老人家安息，这才是我们对金庸这位文化老人最好的怀念。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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