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陈氏批评”已成文坛笑话
我知道陈晓明，是因为我在2006年买到一本名为《批评的旷野》的文学评论集，作者署名为“陈晓明”。在阅读这本书时，我常常对作者奇葩的思维方式和游谈无根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书中的《小叙事中驾驭大历史——评铁凝的〈笨花〉》和《写作的命运：大历史，小叙事——评铁凝的〈笨花〉》，是将同一篇文章改成不同的标题充数的。再看作者简介，居然是北京大学教授。如此荒唐的把戏，即便是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读者都绝不会相信。
别林斯基说：“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如果说，多多少少天生有一些美学感觉、能够感觉美文学印象的人是寥寥可数的，那么，极度拥有这种美学感觉和这种美文学印象的感受力的人，又该是多么少呢？”而在当代文学批评这支浩荡的大军里，陈晓明堪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稀有”的存在，因而也最具“标本”意义。从他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当下批评所有的病象。多年来，陈晓明长期带“病”坚持写作，终于让自己成为文学圈里茶余饭后的笑话。
翻转是非，墙头芦苇随风摆陈晓明在《穿过本土，越过“废都”——贾平凹创作的历史语义学》中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的写作，无疑是汉语文学的奇观，如此庞大的作品数量，如此卓异的文字风格，无不令人称奇。”在陈晓明看来，贾平凹出色的作品是如此之多，当代作家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1993年，《废都》风行一时，成为道德理想主义这根长矛最容易击中的目标。摩拳擦掌的批评家和非批评家一哄而上，使《废都》成为一个临时的舞台。若干年后，对于《废都》当年的痛遭批判，陈晓明义愤填膺，为贾平凹愤愤不平，义正辞严地怒斥说：“那时对贾平凹的批判集中于露骨写了性，而批判者也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多作品都写了性，也露骨得可以，中国古代的就有《金瓶梅》，西方有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现代的还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怎么都成了名著？而贾平凹写性就不能露骨？”陈晓明还说：“《废都》的颓靡情色因为追求美文，从中透露出一种飘逸之气，不能不说是得古典美学的某种韵致。”
但读者绝对想不到的是，当年批判《废都》的主力军，恰恰就是今天大肆歌颂《废都》的陈晓明、孟繁华这类“墙头芦苇式”随风摇摆的批评家。当年的陈晓明，怒批贾平凹前期的成功之路是“道德+色情”，是“挂文化的招牌，干皮肉的生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剧情”却发生了吊诡的逆转，陈晓明、孟繁华这些当年批判《废都》的急先锋，居然又成了为《废都》鸣冤叫屈，痛哭招魂的人。对此，我们不禁疑窦丛生：是他们的审美标准发生了变化，还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是什么让他们幡然悔悟、痛改前非（“非议”的“非”，不是“是非”的“非”）？
凌空蹈虚，玩弄“太空语”和“洋武器”陈晓明在写作评论文章时，特别喜欢显摆他的“太空语”和“洋武器”。越是让人读不懂，陈晓明似乎就越有成就感。
在谈论阎连科的《四书》时，陈晓明说：“这本书带有非常明显的与《圣经》对话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圣经》无处不在，是一个时时在场的潜文本，甚至可以说是《圣经》的汉语重写。这也是和《圣经》在搏斗较量。” 与其说陈晓明是在赞美阎连科，倒不如说是在讥笑他自不量力：一个作家如果不是神经出了问题，怎么会拿自己的小说去和《圣经》搏斗、较量？为此，我非常怀疑陈晓明在写这样的文章时，思维已经进入了太空轨道，说的并不是地球上的语言，而是一种谁都弄不明白的“太空语”。我不知道阎连科对陈晓明这段“太空语”会有怎样的感想，也不知道他下面的这段话里讥讽的“批评家”，是不是包括陈晓明：“批评家爱把闲扯淡的小说说成是飘逸，把写花花草草的小说说成是诗意；作为一种回报，作家就把批评家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的论文说成是深奥，把无逻辑的理论堆砌说成是渊博。”
陈晓明好像总是担心读者不知道他去过国外，会使用各种“洋枪洋炮”，不然，他为何总是喜欢拿一些洋玩意在读者面前兜售显摆？不管文章需不需要，他都会像相声演员说“贯口”一样，噼里啪啦地来一大串“洋玩意”。比如这段文字，谁能从中读出，这是在谈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
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对人类感性世界的开掘无疑比浪漫主义要深广得多；经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巴塔耶等人的阐发，理性思想则要为感性认知所取代。在电子产业革命发生后，视听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这个时代人们的认知方式，感性的崛起从量变进入质变。
在另一篇评论贾平凹小说《古炉》的文章中，又有这样一段：
其叙述之微观具体，琐碎细致，鸡零狗碎，芜杂精细，甚至让人想到物理学上的微观世界，可以说是汉语小说写作的微观叙述的杰作。作者说到哪就是哪，从哪开头就从哪开头，无始无终，无头无尾，却又能左右逢源，自成一格。这种叙述，有些超出我们的阅读经验，但却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文字的不可名状的磁性质地。
这种成语接龙游戏般的文字，除了说明陈晓明思维怪异，喜欢卖弄之外，对于读者理解作家的作品，不但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还会令人感到迷茫，引起思维的混乱。难怪有人说，再清醒的大脑，只要一读陈晓明的文学批评，脑子立刻就会“短路”，糊里糊涂。至于什么是贾平凹小说中“不可名状的磁性质地”，恐怕只有陈晓明自己才明白，我们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偷换概念，“陈氏逻辑”常有理对当红作家，陈晓明常常是鞍前马后、不遗余力地吹捧。他不仅主动介绍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还说郭敬明“无疑是他们这代人内心经验深刻的体验者和表达者”，称赞他“眼光看得如此之透，因为他的目光就注视一个方向，仿佛早已洞穿了未来的命运”，还说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是“‘80后’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销量已经超过300万册，中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且不说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单是拿销量和所谓的“名气”来谈文学这一点，正是陈晓明屡遭诟病、荒唐可笑的逻辑出发点。陈晓明把文学的“高度”，偷换成了发行量的多寡，以及在文学这个江湖里闹出的“动静”的大小。
自相矛盾早已成为陈晓明的家常便饭，他的文章中充满着一种“诡辩逻辑”。他一度高调宣称：“当代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语一出，学界瞠目，一片哗然，张柠、肖鹰、林贤治等众多学者对此公开质疑并强烈批评。面对记者的提问，陈晓明振振有辞地说：“我说‘当代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指在这60年的范围内来说的……”看到这样的回答，我猜想陈晓明的手中一定有一部《陈氏万能辞典》，这部辞典完全是由陈晓明一个人编撰的，一切都以他的解释为准，再荒唐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
由此，笔者不禁想起一个笑话：一个电视主持人在播天气预报时说：“今天是个好天气，晴空万里，市民可放心出行。”可此刻，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许多市民纷纷打电话责问，这位主持人回答说：“我们所说的‘今天’，并非眼下，而是指历史上的今天。”这种“常有理”的辩解，是不是颇得陈晓明的真髓？
不懂装懂，缺乏审美鉴赏能力陈晓明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实在是让人“捉急”。他从书本到书本，根本就抓不到点子，说的常常是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甚至绕来绕去的车轱辘话。如：
《蛙》以多种文本的缝合形式，重新建构当代史，它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就是老到的自信和胆略！从容而自由、机智且幽默，显示出莫言在小说叙事上的强大能力和不懈的创新精神。
莫言的《蛙》通过多重文本表演，力图逃避强大的历史逻辑……
谁都知道，小说是一种虚构的艺术。说莫言的小说能够“重新建构当代史”，说莫言“像一只蛤蟆在低处运气”，这无疑是在瞎扯淡，哪里是在谈什么文学？
晚唐诗人、诗歌理论家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 陈晓明对于文学的理解，严重缺乏艺术性的鉴赏和审美判断。他对诗歌似懂非懂，对当代诗歌的解读之拧巴，简直要让人笑破肚子乐翻天。在陈晓明看来，诗歌就像是一种文字游戏，其本质就是挑战语言的极限，修辞策略就是诗歌的最高信仰。基于这样一种可笑的文学观念，在陈晓明的笔下，诗人们几乎个个都像是疯疯癫癫的神经病：“在80年代，北岛的诗挑战了思想的极限；90年代，欧阳江河的诗则挑战了汉语的极限，这一极限不是简单地把汉语捣碎，而是汉语的修辞可能性抵达的奇妙极限。”一个大学中文系教授谈诗歌，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让人为当代文学批评界有这样的鲁莽汉子感到害羞。
不懂诗，但又为了装出很厉害的样子，陈晓明在谈论诗歌时，常常硬着头皮强作解人。他对翟永明的诗歌《土拨鼠》的解读，完全就像是梦中的呓语，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992年，翟永明发表一首短诗《土拨鼠》，这首诗机智、流畅，暗藏着诸多的关节，特别是文本式的隐喻体现出翟永明转向修辞学之后的最根本的表意策略。不断地在客体的自我辨析中找出它的差异性，一种相似/对立的他者。她不再考虑历史延续性的主题、对此在的差异性的追踪，力图在变异中切近生存的敞开之地。
真想弱弱地问一句：陈晓明，你能把你的评论写的如《土拨鼠》一样“机智、流畅”吗？
罔顾事实，混淆是非误导读者2004年，长篇小说《狼图腾》在一片集体喧嚣声中，迅速出现在各地的图书市场。陈晓明和当年一起先是猛批转而歌颂《废都》的孟繁华一起，奋勇当先地加入了这场商业性的集体炒作。《狼图腾》的封底印有孟繁华的“广告语”，称它“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陈晓明的吹捧，更进一步升级：“他（指该小说的作者姜戎）身处文坛边缘的边缘，他的作品却成为一个时期最主流的读物，而且成为西方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作……这部小说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这部作品大气磅礴，有豪迈之情，故事充满自然品性，背景空旷辽阔。”
对另一部“史识扭曲、史实硬伤、史诗缺失”，讴歌暴君秦始皇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陈晓明照样是不遗余力，赞美有加，甚至颠倒黑白，毫无底线地狂捧该小说“超越《史记》”。
对于文学批评的集体堕落，残雪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不是像现在这样违背良心地胡说一气，他们早就应当指出文学的水平已下降得不成样子了。”学者丁帆认为，闭上眼睛或者泯灭良心说话的批评家越来越多：“从《狼图腾》到现在很火的《大秦帝国》，对这些作品的盲目吹捧，实际上是一种反人类的价值观念的张扬，是不符合人性、人道主义原则的文化逆流。”丁帆痛斥这样的批评家：“要么是闭上了眼睛，要么是背叛了良心，在那里胡说八道。”“这些怪现状的背后真相是批评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同样，王彬彬也指出：“现在文学批评最大、最糟糕的问题是：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完全把文学批评当成获取个人名利，建构个人文坛的地位的一种手段。”
陈晓明何以要对《狼图腾》和《大秦帝国》进行拼命的狂捧？这背后的原因，时间将会揭晓。
乱发“福利”，将批评变成谀评陈晓明的文学批评，缺乏学理，不讲艺术性和逻辑性。在他的笔下，文学批评早已不是批评，而是一种福利和馈赠给作家的“羔雁之具”。
陈晓明称，杨炼的长诗《易》不只是诗人过去作品的集大成，更是它们的精髓与升华：“毫无疑问，这部长诗就作为史诗，或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史作象征性的叙述而言，是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不管是就其艺术形式的宏伟奇迹，还是就其艺术冲动（不再会有后来者有如此雄伟的史诗冲动）而言，都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诗篇。”果真如此，杨炼岂不是早已超过了屈原、李白和杜甫？
概而言之，陈晓明在捧人的时候，总是使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极限用词，诸如登峰造极、首屈一指、最精彩、最极致啦，等等。我们不妨来欣赏这样几段“妙文”：
很多年后，我们会为这个时期有东西这样的作家而感到幸运，他使我们侥幸地逃脱了彻底的平庸。作为当代最有韧性的小说家，东西有能力把握独特的小说叙述意识，并且能够通过饱满的语言执拗地揭示历史和生活的真相，这使他的小说始终保持艺术和生活的直感。
陈染一直被看作90年代女性写作最早的典型代表。1996年，陈染出版长篇小说《私人生活》，这应该是当代中国最为鲜明的女性主义作品。
在当今的女作家中，林白也许是最直接而深刻地表达女性意识的人。她把女性的经验推到极致，无所保留地把女性的隐秘世界呈现出来。《一个人的战争》（1994年）应该是林白最出色的小说，也是90年代初中国女性写作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徐小斌的女性主义姿态并不强烈，但她却是最为执着探究女性内心性特征的作家。
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字，其实就是陈晓明文学批评的常态。既然文无第一，陈晓明文中这些极限之“最”的结论，究竟是怎么捣鼓出来的？
无理纠缠，把顾彬当成假想敌曾经，德国汉学家顾彬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名言，就像一把利剑，刺痛了众多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神经。他们义愤填膺，群情激奋，血脉偾张地撰写出了一篇篇批顾檄文，对一名热爱中国文学，数十年潜心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学的汉学家，进行恶狠狠的吊打。
在痛击顾彬的“战斗”中，陈晓明青红不分，皂白不辨，凭着一股“愤青”的颟顸劲，迅速冲在了最前面，就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成巨人一样，把顾彬当成了前进路上的假想敌，不容分说地挥起长矛直刺过去。陈晓明痛斥顾彬说：“首先，不管如何，我都不会同意把作家写作的东西称之为‘垃圾’，我觉得这是对作家写作的不尊重。如此笼统判断，也是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不尊重。”陈晓明还故意歪曲事实说：“顾彬这样的汉学家没有认真读过汉语文学作品。”
顾彬真的像陈晓明所说，没有认真读过汉语文学作品吗？作为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顾彬多年来一直在辛勤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向西方译介中国的文学作品。他先后翻译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百花齐放》，巴金的《家》和《寒夜》，以及《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和《鲁迅选集》（六卷本）。顾彬对当代诗歌情有独钟，他翻译过北岛的《太阳城札记》，杨炼的《面具和鳄鱼》和《大海停止之处》，张枣的《春秋来信》，以及翟永明的《咖啡馆之歌》等众多中国诗歌作品。除了翻译之外，顾彬还著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
陈晓明就像一个“八卦”记者，随意编造事实，无中生有地将“垃圾论”的帽子扣在顾彬的头上，故意制造文坛冤案，而且还霸道地上纲上线，指责顾彬是“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不尊重”。作为一个大学教授，陈晓明难道不知道“乌台诗案”？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狱究竟有多少人下狱、多少人脑袋搬家？
事实上，所谓“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完全是某些新闻媒体无中生有的一次恶搞。当“垃圾论”在各种新闻媒体上铺天盖地、甚嚣尘上的时候，顾彬先生就做了澄清，说明自己从来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人民日报》也于2006年12月22日发表了鲁平的文章，把真相告诉读者：“笔者查阅了顾彬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的全文，才发现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假新闻！”
面对陈晓明的痛斥，顾彬表现出了罕见的冷静和良好的素质。他根本就没有去反驳陈晓明的信口雌黄。或许顾彬知道，陈晓明们用“垃圾论”来与自己胡搅蛮缠，看起来义正词严，实际上恰恰是内心虚弱的可笑表现。
根基浅薄，各种硬伤多如牛毛说到当今学人的素质，我就会想到程光炜；说到程光炜，我就会想到陈晓明，甚至想到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以及那些行走在江湖上的游医。这样的当代学人的素质，实在是令人堪忧。
在文学这个江湖上，陈晓明经常游走在各种作品研讨会、学术峰会，和书商的作品推荐会上。但我不能理解的是，陈晓明在大学里讲授当代文学这么多年，居然连许多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都搞不清楚，如将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写成“许三官”，将莫言《檀香刑》中的主人公“眉娘”写成“媚娘”。如此恍兮惚兮、一头雾水的人，想不出洋相都不可能。
在陈晓明的许多学术文章中，甚至连“差强人意”“屈指可数”“始作俑者”“大器晚成”“厚积薄发”这样的常用成语都总是用错。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成语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只要逮住，就随便乱用。词不达意的表达，让陈晓明出尽了洋相，丢尽了中文教授的脸：
莫言从80年代中期《红高粱家族》暴得大名以来，他的写作始终在他自己的道路上展开，莫言小说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先锋小说的）始作俑者可能是马原。
在汉语中，与“暴”有关的词，含义往往都是负面的，比如暴病、暴跌、暴涨、暴风、暴乱、暴虐、暴利、暴富、暴君，等等。“暴得大名”的意思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煊赫的名声”，显然也是贬义。“始作俑者”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在孔子看来，所谓“始作俑者”，就是那种断子绝孙的人；后来，这个词用来比喻某种坏事或恶劣风气的肇始人。陈晓明使用这两个词语，与其说是在赞扬莫言和马原，倒不如说是“毒舌”一般咒骂他们。
对贾平凹小说《怀念狼》中一段女人在怀里摸出个虱子的描写，陈晓明评论说：“这一段描写显然是要把粗陋、龌龊写到极端。这不就是扪虱而食吗？比庄子的‘扪虱而谈’还要更进一步。”“扪虱而谈”出自《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陈晓明张冠李戴不说，还要假装高人，附庸风雅，把贾平凹小说中那种肮脏龌龊的描写，栽赃给庄子。看到陈晓明这种浅薄无知的瞎扯，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到他的学术根基的深浅。
阅读不仔细，文史功底浅，对于普通人来说无可厚非，但可笑的是，像陈晓明这样在学问上捉襟见肘的学者，竟然不以为耻，反而以为很牛，到处高谈阔论。我猜想，如果陈晓明稍微有一点敬畏之心，做事认真一点，他的书中是绝不会出现如此的硬伤的，而他的批评也不至于成为文坛的一个大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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