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更：走得近及其他
走得近并不完全属于开后门。学术界走得近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是褒义词。走得近，是礼貌，是修为，是虚怀若谷，至少也是人情世故。
走得近，让别人更好地了解你，关怀你。共同的圈子会有共同的文学理念，互相切磋，共同提高。许多文学流派，就是走得近的结果。民国时期，走得近就是同仁，同仁刊物、同仁出版社甚至成为一种主流。不过，现在的走得近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比如，某人希望评职称，希望得奖，希望参加笔会，希望加入作协系统旅行团，甚至希望在作协这样的单位谋个差，也就是体制内了。体制内那就不得了啦，就是专家，就是德高望重。某地方作协主席，原来就是在企业混不下去，除了痛骂资本家，别无他法。终于一天，和领导走得近，领导正好想文学一把，他热心快肠帮助领导修改作品，甚至干脆当枪手，替领导代笔。他自己则未经任何公务员或事业编考试，就到了文联，并且当上了主席，马上就“一览众山小”了，评级评奖的，当然不在话下。除了评级评奖，一些认为自己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作家诗人，就开始想下一步怎么进入文学史。
相比起评级评奖，当代文学史是个更让人焦虑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离得很远或者比较远，大家也就无所谓。要有让人望得到的目标，这些目标不是说唾手可得，起码也是有希望的。先实现一个小目标，去找一下评论家。
过去，文学史，那可是历史啊，怎么也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目标，不是立竿见影的。改革开放以前，写新中国文学史的书屈指可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文学界最大的开放，似乎就是放开了文学史的写作。各个大学，各个作协，重写文学史、改写文学史成为一种时髦，甚至连个人也用自己的观点来分析总结，主要是解决自己熟悉、喜欢的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结果是震撼的，各种文学史如雨后春笋，五花八门，光怪陆离。而且，那些“三本”的学校学院更加积极，只要老师愿意写、能够写，都可以在费用上给予支持。有位矿山地区学校的老师，写了本武钢方面的文学史，但是侧重点却是该老师所在的矿山的作家。这老师开始是自费，后来学校方面表示，如果我愿意挂个名，可以拨款支持。我告诉那个老师，本来写企业的文学史是产业文化的一个空白，是非常好的项目，但是，你写武钢，武钢那些主要作家都没有正面评论，甚至连武钢出去的池莉都没有认真去写，就近水楼台写你的左邻右舍，你这个文学史还有意义吗？
这些年，希望入史的作家们非常焦虑，那些编写者很多也是给与自己走得近的作家相当篇幅。走得近的那些，基本上是长袖善舞的中青年作家，他们拿到的评论，比自己的作品还多。这其中，那些手上有刊物报纸版面的作家，当然要和编写者“勾兑”一下。作协主席副主席自然也是走得近的人群。就我所知，很多地方文学史就是在这些人指导下“创造”的，甚至费用都是这些人去找的。
结果，很多老作家被自然遗忘甚至故意漏掉，给你一个作品存目就算很好的了。而其实，这些作家才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留下过影响，并有着强烈自尊自爱的文化人。
我们姑且把那些在“撸奖”中焦虑的作家理解为还在生计路上奔波的旅人。那么，有没有完全不在乎这一切的作家呢？
有。
2019年5月5日，百度新闻有一则——《〈匿名〉：王安忆，费了那么大劲，就是要写一部别人读不下去的书》。这个新闻让人陷于“罗生门”，同一个事情引发不同的理解——
首先，有人理解为作家的狂妄。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王安忆有这个资格狂妄。到了这个地位，决不能迎合读者，不能大众化，而要“化大众”，应该引导读者的阅读口味。
其次，有人称赞她的坦白。其实今天的作家大部分都在写别人读不下去的书，尤其是拿到作协扶持费用的作家，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更加味同嚼蜡。
第三，到了王安忆这个份上的作家，当然不屑于低档次的读者。她又不是写儿童读物的，儿童文学看上去有那么多读者，其实都是无效人群。在西方，很多纯文学作家是十分厌恶市场的，甚至极端地认为，凡是畅销的，都是通俗的，越畅销越俗不可耐。
第四，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黄金十年”的影响，主要是受到西方现代派思潮影响，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一辈子一定要写一部晦涩难懂甚至故弄玄虚的作品。就像每个美国总统在任上都要决定一场战争一样，否则这总统就白当了，没有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第五，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本来就写不出什么了，但是为了保持自己领军人物的形象，挤牙膏；甚至，本来就没有多么高妙，怕读者看穿，故意在文本、叙述、结构上意识流，目的是把水搅浑，让人看不出深浅。
第六，渴望创造一种新的文体。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一辈子至少要为这个时代留下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一句格言；如果能够留下一个崭新的文本，就可以永垂不朽——至少至少，要留下一个词组吧？……
通常，在公共新闻中很少有关于作家诗人的消息，因为今天的中国文人已经因为自己的不作为而被社会边缘化。这个新闻，至少引发了关于王安忆的小小热度，出现了大量关于《匿名》的评论，对于一本书来说，是非常好的营销了。今天的文坛，所谓正能量，通常说的是正面表扬式宣传，它已经不能起到广告作用了，甚至越表扬就越负面、越帮倒忙；而质疑和争议，甚至绯闻、丑闻，却是非常有效的宣传。人们喜欢积极主动地去传播所谓不良新闻。
王安忆很幸运。她不需要丑闻，也不需要绯闻。刚刚好，在质疑争议的范围以内，人们开始议论她的作品。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读者不断讨论你的作品，如果成为街坊邻居家长里短的话题，你的作品就真正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就像旅行者提起来，巴黎有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伦敦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王尔德，而上海，有我们的王安忆。
还有人说，王安忆的霸蛮气不仅来自于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还来自于她的文化世家背景。很多人质疑她当教授，因为大学门槛不低，比如留洋背景、读博身份、核心期刊的发表量。当年谢有顺就因外语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关，他只好找陈思和开后门去读博，结果在中山大学引发巨大争议，前无古人地成为一边当博导、一边读博士的名人，为中国文坛留下一段佳话。
事实证明，教授王安忆不比作家王安忆逊色。她的关于文学的课题，远比那些空头文学理论家来得实在，操作性更强。事实也证明，谢有顺教授关于文学的课题，也比更多的空头文学理论家来得扎实，实用性更强。
我个人极其佩服王姐的坦率。现在要想写本可读之书，对体制内作家而言难于上青天，大概只有网络写手才能达到，因为人家面对的是网上自由选择作家的读者，而体制内作家的读者是那些职业评委、专家。有作家直接说，自己的作品是写给某主编某评委某教授的。所以，花钱买读者是体制内作家费尽心机的事，因为这些人非常清醒，真正的读者只是作家本人。
多元化的中国当代文学抛弃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作家的定向思维。作协仍然有标准，但是已经不再保持判官地位，因为读者并不在作协，读者在民间。民间的标准，有人说就是相当于电影的票房，票房决定一切，市场是残酷的。但是，市场也不是一切，连好莱坞也不是把票房看得至高无上，尽管票房概念就是好莱坞创造的。
仍然应该有艺术标准，仍然应该有技术含量。只是山头林立，各行其是，各庄的地道都各有高招。越来越多的地方、报刊、行业的文学评奖可以证明，“另立中央”的大有人在。各村各庄都认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文学标准。
那些在国外流浪多年的所谓“公知”诗人，甚至推出来自洋人的标准成为其“马首”，比如一个叫顾彬的标准，连莫言在这个标准下都成为泥沙俱下的语言垃圾的制造者。
于是，文学不是用来读的，而是像考古一样用来研究的。体制内作家诗人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都“内销”了。消化那些作品的，基本上也是拿着各种各样课题费的作协专家和大学教授们，他们共同的工作就是垃圾分类，然后也做一些干尸样的标本。
当年我非常喜欢王安忆，清新明快，我是每篇必读。同样风格的铁凝、池莉、赵玫我都喜欢。到了《小鲍庄》，我觉得王安忆就用力过猛了。她有些着急，迫切希望百尺竿头。她的写作面临天花板，急于换个发展模式。她说她喜欢高晓声，但她一点也没有走高晓声路的意思。她小说中的人物越来越模糊，刻意模仿成为表述的小脚老太。《长恨歌》已经因为刻意张爱玲而变形成拾人牙慧的标本；当然，有人说了，《长恨歌》可是获得茅盾文学奖了。没错，可获奖了又如何？茅盾文学奖有多少可以留下的？甚至，有多少还可以今天一读的？
王安忆获得茅盾文学奖，我认为有追认的意思；同样的情况还有莫言、贾平凹、苏童、格非、王蒙等，等待追认的还有余华、王朔、赵玫、池莉、方方、蒋子龙、叶兆言、周梅森、阎连科、刘慈欣、韩石山、韩少功、韩寒、冯骥才、叶梅、胡发云、邓一光、张承志等。被彻底遗漏的也有，比如，二月河、周而复、王小波。
可能我是错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安忆彻底抛弃了她的小清新，抛弃了让读者有阅读快感的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描写，变得越来越大师状了。
作为一个获奖无数而且获得过中国文学最高奖的作家，一览众山小，没有必要再去写应试教育式的作品，完全可以安静下来，寻找自己真正想写的题材，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文本。
这也许是一个作家必要的成熟过程吧。
2019年12月18日，于武汉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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