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科祥：拙劣的找茬和徒劳的抵赖
高质量的驳论无疑会推动文学研究走向纵深，但低水平的找茬与抵赖非但无益于学术探讨，反倒会浪费有限的期刊资源，耽误读者宝贵的时间。2021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上，连发航宇和周文艳的两篇文章，对笔者刊于同杂志第3期的《路遥研究的失范与荒唐》一文吹毛求疵，就属于明显耗费公共资源的行为。
如果这两篇文章能提出超越笔者的高见，贡献可令事件反转的稀见资料，并辅之以逻辑严密的论证，笔者会向他们表示敬意与感谢。但令笔者大失所望并悲哀、愤怒的，却是两文无中生有的乱放空炮和缺乏常识的无端指责。
无论是航宇还是周文艳的文章，其所指出的问题一概都不存在或不属实，加之两文皆回避笔者重点考辨的几大疑点，也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反证。就凭这三点，这两篇文章就没有任何刊发和传播的价值。
航宇在《我与路遥照片背后的真相》一文中说：“我还是不明白邰教授从哪里‘侦察’出我和路遥在病房里的合影是‘拼接’的，或者时间上有问题？”可是笔者的原文是：“照片的真实性可能问题不大，但拍摄时间绝非他强调的1992年11月14日下午7时，因为同时同地的其他照片中的背景、路遥的睡姿、口罩都与之不同……这张照片显然经过了拼接，至少是航宇把其他日子拍摄的照片有意标注为这一天。”
很显然，笔者根本没说照片是拼接的。那么，航宇由此来反驳笔者，明显就属于无的放矢和废话连篇，而且以虚无的问题来混淆视听，也是在侮辱读者的智商！
至于“照片与时间的拼接”嫌疑，小学生都能分辨，航宇却想把这个谎编圆。他说：“医院有严格规定：病房里不能放任何无关的东西……不清楚是医生还是护士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非常严厉地把我批评了一顿……路遥病房的那盆花，就是这样消失的。”
几张与文章有关的照片
可事实是，路遥与女大学生的合影中，就有一名值班的护士，菊花并未被指责；接着是航宇照相时，菊花却“被消失”了；而到九娃在航宇之后与路遥合影，菊花又回来了。是菊花自己会动，还是根本就无护士干涉，这不明摆着吗？
航宇的书中，关于11月14日这一天的活动，有长达五十多页的详细记述，其中并无康医生安排给路遥输液的细节，航宇也在这段描写中反复强调这一天不用输液：
路遥是一位争强好胜的人……甚至以讨价还价的方式，同医院达成隔一天给他输一次液的协定。
——航宇：《路遥的时间》（以下简称《时间》），第344页路遥说：那几个月忙着输液，狗日的把人给烦躁得，没一点心情……医生同意我隔一天输一次液，这样起码就有人的活法了。
——《时间》第346页远村也证明，这天没有输液。可奇怪的是，路遥突然在与航宇照相的瞬间要输液了；更奇怪的是，那些学医的女护士为了与作家合影，竟然可以置路遥的生死于不顾，把正在输液的架子搬走！航宇还要反问：“医生要求给他输营养液……我就把输液架拿到他跟前。这应该没什么不对吧？”有无不对，还要笔者来做判断吗？
关键是，航宇11月14日根本不在医院，他如何能有这一天的照片？而且照片的背景还与同时同景的照片完全不同！他丝毫不敢反驳真正的在场者——远村的记述，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他勉强找到的一个间接证据是11月13日，他曾陪人去了医院，可是这与他14日在医院没有关系啊！
所以，苍白的抵赖完全是徒劳，所谓越抹越黑，欲盖弥彰。如果，航宇此次发文为自己的这些虚构诚恳地道歉，笔者可能会原谅他，毕竟我们要重点讨论的是文学史料的真假，而不是人品的高低；况且笔者与他素不相识，犯不上为此结什么梁子。但航宇既然死不认账，还要倒打一耙，笔者就不能不再亮出一个证据。
航宇曾以自己在路遥去世后做了无数功德为由头，反问：如果他被路遥兄弟赶走之事属实，他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答案其实很明显：为钱。他抬出很多省部级领导如王巨才等为自己站台和打掩护，也就是为自己敛财多加几层蒙人的光环而已。
在《时间》中，航宇描述自己是给路遥穿殓衣的人，并将此“消息”传递给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巨才，让其在他1993年版的《路遥最后的日子》的序言中对他大加称赞，反过来，再以此蒙骗读者。然而，真正帮忙穿衣的人却是陕西省作协的徐子昕。航宇说：
那么，谁给路遥穿这些衣服呢？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九娃给他大哥擦洗完身体，就和我一起笨手笨脚地给路遥穿衣服，可他身上的裤衩和背心怎么也脱不下来……然而到哪里去找剪刀呢？病房里只有一把削水果的刀子，再什么也没有，用手撕也撕不烂，费了很大劲才把他衣服脱下来。
——《时间》第398页医院怎能没有剪刀？根据当事人李秀娥证实：
他（航宇——笔者注）这是胡说……路遥去世的殓衣是由我和《延河》主编徐子昕、编辑王观胜三人去解放路民生大楼买的，也是由徐子昕亲手穿的，因为路遥当时穿的内衣是套头的不好脱，子昕用剪刀从前面剪开才脱下来的。
——笔者与李秀娥的微信聊天记录而且路遥当时所穿衣服，航宇的记述也与别人大相径庭。这一切都在证明，他当时并不在场，但航宇却要津津乐道：
一顶黑色呢子礼帽，一件灰色长衣，一件白色衬衣，一条藏蓝色西裤，一双亮铮铮的黑色皮鞋，不同颜色的衣服，整整给他买了三套。
——《时间》第397页晓雷则回忆：
朋友们为他买来了新衣，我们一一为他穿戴，穿上洁白的内衣内裤，穿上暗绿条纹的涤毛长裤，穿上水洗绸的浅咖啡色夹克，穿上纯毛的灰大衣，穿上中美合资制造的现代味儿的旅游鞋。还有一顶深蓝色的博士帽，放在他的枕边。
——见李建军《路遥十五年祭》，第18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1月
路遥遗容
根本不用费劲去一一订正，只需看一张图就能明白。晓雷提到的这顶深蓝色博士帽，有航宇自己《路遥在最后的日子》的插图为证，而航宇说的“黑色呢子礼帽”却完全是随口乱编。所以，到底是谁在拉大旗作虎皮，是谁一直在欺骗领导和读者，还不清楚吗？
周文艳在《谁才是真正的“失范与荒唐”？》一文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抠出笔者所谓的两个“问题”，同样是无稽之谈。第一个问题是：“《荒唐》一开篇，就错误连连。对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会议，他连主旨都完全弄错，内容的叙述也搞得面目全非，出现如此之多的明显而严重的错误。”
“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的主旨，就是为《时间》做促销。笔者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议预告的留言中，就提醒出版社“《路遥的时间》最好不要宣传了，免得打脸”。当时会议信息的发布者马上询问：“怎么讲？”可见，他们毫不否认笔者对会议主旨的理解，也担心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纰漏。
不只是会议预告，包括议题的设置、会议现场《时间》一书赫然在桌的陈列、臧永清社长的引言、大会中九位专家的发言、会后的综述稿，特别是《时间》责编的收尾，从头到尾所有环节，哪一个不是帮助《时间》促销？难道只有挂上“《时间》研讨会”的横幅，才算是专为《时间》推广？先看会议的预告：
今年是路遥诞辰七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作家航宇的非虚构作品《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航宇是路遥的同乡、同事、朋友，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他如亲人般陪伴、照顾路遥，也见证了路遥最后的沉重、抗争和无奈。
值此作品出版之际，为了纪念路遥，为了开掘他的文学经验，为了总结他的文学成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陕西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上午9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第一会议室召开。
——“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2019年10月19日再看臧永清社长的引言：
最近我们又出版了航宇先生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我读了以后非常受触动。在路遥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他的生活、他的一些困惑等等，写得非常好。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像厚夫先生的《路遥传》一样受到欢迎。
——“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9年10月23日最后看会后的综述，除去相关单位领导，发言的专家共二十一位，其中有九人（臧永清、周明、曾镇南、白描、程光炜、吴俊、赵勇、鲁太光、仵埂）谈到这个话题，而且几乎全是赞扬之词；还有一人（即王兆胜），会上未见说到《时间》，但在会后却写了长篇荐评。近乎一半的人都直涉这个话题，难道这里就没有主办方的引导？难道这还不算会议的主旨，构不成会议的主要内容？
如此多的专家用这么多话语替《时间》吹捧，周文艳竟然说会议中“只有个别专家偶有涉论”。她大概未做足功课，只依靠网络的简单报道，或偏隅西北的《小说评论》落后半年的会议发言摘要、转述某些参会者的片言只语，就指责笔者“忘记了做基本的史料工作”，这是不是有点太狂妄无知呢？
周文艳指出笔者的第二个问题是，将“文字进行剪辑、拼贴”并改动引用文本，这更是胡说八道！谁规定引用文字就可以不管有用无用，连汤带水全部照搬？而把不同段落相关的内容用省略号连在一起，这就算拼接？再说，周文艳难道就没发现，笔者所引文字与她所引之一根本不是同段。笔者是把同页两段有关的内容连在一起，而她所引为前后相连的两段，这两段话怎么可能完全一样？何况，恰恰是周文艳所提到笔者引用的这段文字，没有任何错误！
那么，周文艳难道不是故意找茬，或鸡蛋里挑骨头？请问，这种无中生有、捏造话题的行为，把学术底线放到哪里去了？她有什么资格来写这篇反驳文章？
周文艳不但发现问题、搜索和整理学术资料的功夫很差，而且小学数学和语文似乎都不及格。她说：“以上面这段文字为例，短短不到一百字，他在引用时，就有多处错误。”明明问题是“零”，她却说是“多”！她从笔者的文章中，非常勉强地捏造出两个所谓的“问题”，却说“错误连连”“如此之多”，这里又把“二”当作了“多”，连“三者为多”的概念也不懂。如此水平，还喜欢拾别人的余唾，总想用笔者的话来制造反讽，只可惜用错了方向。
更可怕的是，她竟然连航宇的文章都看不懂。明明是航宇故意篡改路遥从延安转院西安时搀扶者的姓名，连航宇本人都不敢反驳这个问题，而周文艳自己也认可路遥下车时是由“晓雷和王天乐”搀扶，这等于支持了笔者，可是她却忘记了，《时间》一书中航宇明明写的下车时是“晓雷和林达”搀扶路遥，而从车站走向广场的搀扶也是为了照应这一点。也就是说，若承认下车时是哪两人搀扶，就等于承认在广场上还是他俩，这是航宇需要保持的逻辑。因为，航宇强调搀扶者的“一直”性：“那时多么刚强的一条汉子，可是现在突然变得弱不禁风，基本上连路也走不稳了，摇摇晃晃，一直由接他的晓雷和林达搀扶……”（《时间》第302页）请注意这里的“一直”两字，航宇怎么可能写成一次是“晓雷和王天乐“，另一次是“晓雷和林达”？航宇就是要造成从始到终都是“晓雷和林达”搀扶的事实，这样才能实现他要表达路遥很讨厌王天乐的意图。
谁料想，周文艳却自作聪明地替航宇圆谎，说航宇的本意是后来这次才是“晓雷和林达”。这不等于给航宇下巴底下支砖吗？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周文艳的阅读理解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太差！关于这个细节，不光笔者质疑，2021年7月15日的《中国作家网》王仁宝的文章《路遥传记中传主的形象塑造与疑点辨析》，也同样对这段描写做出了判断：“无论这一事件的真相是前者还是后者，作为事情亲历者的作者至少在一次叙述中说了谎。”
周文艳指责笔者使用“醒目”“滑稽”“圈内最具权威”“遍请全国研究路遥的专家”“大型推介会”“顶级出版社”“专门召开”“为之推广”等语汇，是“精心挑选，故意造一些耸人听闻的句子”。笔者倒要问问，这些词语哪一个不是对现象和事实的客观记录？由此可见，周文艳实在既可怜又可笑！她连最简单的常识都不具备，就欲逞好斗之勇。
还有，她质问笔者为何只相信王天乐的证据而不相信航宇，答案很简单：因为王天乐的文章在路遥的笔下，包括在其他人回忆路遥的文章中，都能得到支持和印证，而航宇的文字却恰恰相反，总是自说自话且矛盾重重。
所以，笔者奉劝周文艳，要好好恶补一下自己的专业基本功，或者干脆回炉，再重修三年硕士课程。只图一时嘴快，不但不能替自己增光，反倒会自取其辱。
无论是航宇和周文艳，都在怀疑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险恶用心”，那么，笔者就简单回顾一下此文写作的缘起，也借此阐明笔者聚焦航宇《时间》的学术动因。
在李建军《路遥“兄弟失和”的原委》一文发表之前，亦即2019年8月左右，笔者根本不知航宇为何者，更没有把他与王天乐提到的人联想到一起。可是，李建军文中的诸多疑点，促使笔者详细阅读了航宇《路遥的时间》和《路遥最后的日子》两本书；由于发现了其中太多的漏洞，笔者在梳理史料真假的同时，查阅了大量其他相关资料，这才发现航宇确实有一些很不应有的作为。
笔者之所以发表此文（包括相关文章），只是出于对路遥研究未来的忧虑。笔者先是质疑李建军一人（可查看《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7日笔者的文章《多点并证是路遥研究的正途》），至于航宇《时间》一书中的问题，笔者只想点到为止，实在不愿伤害他的尊严，更无意挡他的财路。但是， 2021年2月，程光炜先生还在以航宇的《时间》为基础，企图连续探讨路遥“兄弟失和”事件的真相；特别是王兆胜先生竟然在2021年3月发专文《与研究对象同呼共吸——读航宇〈路遥的时间〉》，对此书中很多不实的记录持全盘肯定与接受态度，并给予高度评价，笔者就不能再任这种荒唐蔓延。这就有了上篇文章。笔者当时的想法是：若任《时间》这本书中所专意强调的许多事件被当作“信史”而且泛滥，就必然会产生某些资料的误导，以至于引发路遥研究根基的部分崩塌与动摇。此前被很多路遥传记学者以及其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的王天乐所提供的背景资料，可能面临重新审视的情形，同时也将增加对航宇所提供的大量可疑资料的简单引用。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显现，著名专家都已经被带入，那么，年轻学子被误导的情形就更可能发生。周文艳不正是现成的例子吗？还有几位博士、硕士专门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组基本是肯定与赞许的评论（《长安学术》第15辑）。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最严肃、最有声望的顶级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为国内权威的研究机构，周明、白描、李建军、王兆胜、程光炜、赵勇、吴俊、鲁太光等作为路遥研究的著名专家，航宇作为所谓“路遥去世前关系最密切的见证人”，这几个“品牌”的力量，已经对此书中所记录的不实资料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反作用，即他们的不当肯定与赞许，已经成为替《时间》一书宣传的“虚假广告”。如若再过十年或二十年，路遥最后日子的见证人相继离世，真相可能就永远无法还原了。
所以，如果他们想深化路遥研究的学术话题，就应该老老实实做资料的考证，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窃鈇”似地怀疑笔者的“用心”，并捏造问题，混淆视听，诋毁笔者，做这些无聊、更无任何建设意义的胡搅蛮缠。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5期。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