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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母亲,也作为她自己 |书写母亲

和妈妈聊天的 青年志Youthology 2021-05-16

「书写母亲」栏目和母亲对话,并记录她们人生中,和丈夫无关、和子女无关、只和她自己有关的部分

从我们出生时起,对母亲的认识、和她的相处,从来都离不开她作为“母亲”的角色。作为子女,我们好像时常忘记这只是她的一个身份而已,也很少学着去发现她作为“母亲”之外的生活。这个身份带来养育生命的喜悦,可有时也带着社会的要求与规训,有时“xxx妈妈”的身份庞大得甚至压过了她作为“自己”。
 
母亲节前夕,编辑部展开了一场和妈妈的对话。我们想暂时抛开“母亲”这个身份,看看她们作为一个女性、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的是一个怎样的自我。我们聊了聊她们年轻时的梦想、子女不在身边时的生活状态和经历,也聊到了她们人到中年,如何面对衰老、如何思考即将到来的晚年。
 
我们听妈妈讲了讲自己的故事,那故事和丈夫无关、和子女无关、只和她自己有关。
 
对话结束后,我们写下了这些故事。这一次,我们不歌颂“母爱”,不是作为孩子去写自己的妈妈,只是作为一个近距离参与了她们生活中的人,写下一位女性的故事。在母亲节,不只看见“母亲”,也看见她作为“汤女士”、“健子”、“小李”的存在。
 
我们也希望,读到这篇文字的你,可以接力下去。尝试开启一段和妈妈的对话,聊聊她“母亲”身份以外的人生,写写你眼中的她。

©《你好李焕英》


01

一个“健步如飞”的女人


汤女士,1972年出生在农村,家里排行老三。她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最小的弟弟。在那时候的观念里,孩子越多越好,尽管随之而来的也是望不到头的贫穷。
 
小学和初中,汤女士成绩都不错,可上学带来得更多是阴影。“当时我们村子只有我一个女孩上学,放学的时候没有伴儿一起回家,冬天天黑的早,路上没有灯,一个人走夜路特别害怕。”所以有时候汤女士会和班上玩得好的女同学回家,到别人家住。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到后来,女同伴们一个个辍学,汤女士也不想再上学了。
 
17岁,汤女士又成了村子里唯一一个去北京的人。她想逃离贫瘠的农村,想摆脱笼罩着童年的贫穷和恐惧。听说隔壁村子有人可以带她去北京时,她下定决心离开,揣着50块钱——那是家里能给她的全部资金支持,坐上火车。
 
初来乍到的那几年,汤女士过得很辛苦。偌大的北京城里,她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怯生生的小姑娘。她做过餐厅的服务员、当过商场的导购,在陌生的城市里居无定所,还常常担心派出所查户口遣返回乡。
 
但这段经历中也有令汤女士引以为傲的部分,“我很机灵,干活儿也特别利索。当时还用算盘算账,我跟着店里的会计学了一阵,就能打得特别好,算得又快又准。当时餐厅老板很看重我,让我做领班,隔壁老板还想加钱挖我。”于是凭借着一点小聪明,以及察言观色、与人周旋的技巧,汤女士慢慢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方式和生存智慧。
 
渐渐地,她不再满足于给别人打工。了解到有乡亲在做生意,加上之前自己在商场做导购的经验,汤女士开始利用攒下来的一点钱,做起了服装生意,投资、进货、看行情……她慢慢在生意中找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当时也正赶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情不错,汤女士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每个月赚得钱比体制内的上班族还多。
 
有了钱一切才终于变得容易起来。汤女士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爸)当时正在读大学,他家里没法支持太多,汤女士就补上剩下的钱,让我爸顺利地念完书。家乡的弟弟妹妹们也因为汤女士,纷纷从农村走了出来,来到北京,逐渐安家立业。
 
28岁,汤女士生了女儿。婆婆知道是女孩后,脸色一下就变了,然后对汤女士说:“把这个女孩留在老家吧,过两年在北京再生个儿子。”汤女士没答应,和婆婆翻脸了。坐完月子她就一个人带女儿回了北京。于是,我才幸运地没有成为“被牺牲的女孩”。
 
其实在我成年之前,我几乎没有主动了解过汤女士的故事,也不曾知晓我婴幼儿时期,那些尚未有记忆时的生活。在我心中她的身份是“我妈妈”,做饭很好吃、会唠叨我要收拾房间、工作很忙··· 
 
这两年,我开始主动和汤女士对话,想要试图描摹一个完整的她。于是我不厌其烦地听她讲述自己的“奋斗史”、那些曾经吃过的苦。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对话像是田野访谈,个体和社会间的勾连生动地呈现。我从中听到一个女性所切身经历的时代变迁、出身和阶级的挣扎、性别的束缚与突破,以及其中的反抗和力量。我看见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
 
现在,汤女士49岁。白头发染了一茬又一茬,药盒上的小字不带老花镜就看不太清,我也曾偷偷听到,她发现自己快要绝经时,轻轻的叹息。
 
但我惊喜地发现,在无法抵挡的衰老中,那种坚韧的生命力好像一直都在,并且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触动我。有一次我和汤女士一起出门上班,从家到地铁站大概一公里的路。令我非常意外的是,汤女士走路极快,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急事,这就是她平时的步速。可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根本跟不上她的脚步,走一会儿就落后,要让她等我。到地铁站时我已经气喘吁吁,汤女士却一点事儿没有,还说“一般人走路都跟不上我”。我觉得又意外又好笑。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抛却年龄、职业、母亲的身份,我又该怎样形容汤女士呢?我一直想不到。那次一起走路后,我想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词:汤女士,一个“健步如飞的女人”。毕竟,她也曾“健步如飞”地走出了自己的人生。
 
©《孔雀》


02

她的冈仁波齐


在今年3月看到她的朋友圈之前,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她。那是一条她更新的视频号,内容是在河南老君山顶拍摄的日落与云海。我怔怔地看着那条朋友圈,感到惊讶,便私信她问了一句是什么时候去的河南。没过几秒,她回复:“前两天。那时运气好,我是2月2日龙抬头那天登的山,一整天都有云海。但是条件很艰苦,只能吃泡面。我今天到成都,明天进藏。”
 
我的惊讶程度未消反增,但早已习惯她不太按常理出牌。这言简意赅的回复,捉摸不透的行程,风风火火的性情,就如她的名字一样。她姓“矫”,名“健”,喜欢朋友直呼她的大名,或者称呼她“健子”。在日常的用法里,“矫健”二字常常用来形容灵活的身手或步伐,但在我的印象里,这两个字的意义更多在于是她的名字。
 
健子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进藏,但记得每一次遇见好风景时的兴奋。趁着疫情后的第一个春天,她要赶在好时候去拍摄波密的桃花和西藏的雪山。这趟行程有二十八天,从川西进藏,一路南下,海拔不低于4500米。随行与她的,有几个摄友,以及二十来斤重的摄影包和脚架。那个由镜头和快门望向的世界,成为了她一辈子最着迷的东西。
 
那时,她们一行人住在藏民家,要赶在日出之前下山到湖边拍摄佛晓时萨普神山的倒影,海拔落差有120米。下山时不费劲,但是等到拍摄完毕,上山路程的困难程度令她感到绝望。“我背着摄影包和脚架,一度觉得自己快爬不上去了。后来我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在前方锁定一个目标达到的点。大概距离十几米,有时候可能只有七八米。我储存好体力,把气喘匀,一口气跑到那个点,再找下一个目标点。”
 
2006年,健子以同样的方式转完了冈仁波齐神山,全程57公里。十一年后,《冈仁波齐》这部电影上映时,她稀松平常地与我追忆起了这段经历,“那会儿青藏铁路刚刚通车,我和同事决定一起走阿里线,有人转山,有人不转。转山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事,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看能不能转下来。”她将那次朝圣作为给予自己生命中的一回挑战,顶着大风、睡石头屋、淌过冰河。依循着自定目标点的轨迹,健子最终花了两天完成了朝圣,也抵达了她至今再没突破过的海报高度,5700米。
 
“但是你让我现在去转山,可能就转不下来了。”
 
再次回忆起朝圣冈仁波齐的经历时,健子感知到年纪渐长为自身带来的影响。今年54岁的她对此没有太多办法,不时会为自己的衰老感到不安。前段时间,两根白发从她依然乌黑的头发间隙中钻了出来。她发现后,耷拉着脸,冲着家人埋怨,也总问我有没有发觉她的皮肤松弛、眼皮下垂。“这长了两根白头发就不得了啊。我听别人说,长两根,就开始长一撮,越长越快,越长越多了。”
 
我明白,她害怕衰老既是因为爱美,也是因为害怕和她母亲步入老年时的状态如出一辙。
 
每个周末,健子都会采买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给她的母亲送去。她的母亲在老伴去世之后就患上了老年痴呆,记不起家人朋友,说上了胡话,渐渐地也无法自理生活。每每逢年过节,她都把母亲接到身边来聚餐,一边一口一口喂她吃饭,一边对我说,“你看看,我现在还是要多动脑、多出行才行。”
 
但她总有些不甘心。就在今早我给她打电话之前,她刚刚和小区里的邻居们做完了晨练。“我还是得每天锻炼,还要给自己的皮肤做按摩。尽管体力没有以前好,还是想尽力做到和以前一样的事情。比如要拍到风景,该背的设备还得背。要找好角度,该爬的山还是得爬。”
 
健子始终觉得自己只不过走在最普通的轨道上: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国企工作一直到退休,脾气火爆又总为家事操劳,不善与人交流,亦从未有过什么理想或追求。当我想追问一些问题时,她用撒娇一般的语气对我说,“哎哟,我不想说那么多了。”
 
没一会儿,她又给我发来消息: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环游世界。
 
这个愿望听起来还挺奢侈的,但当我看着她的护照本上添了一个又一个戳,地图上关于目的地的标记越来越密集,跟我讲着一段又一段旅途故事时,我忽然有点动容,也总觉着她可以完成。一个强烈的念头刻进了我的脑子里:健子有一个隐形的冈仁波齐,它离世俗并不遥远,却法则质朴。山上立足了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目标,实实在在,却渗透着关乎她的坚韧的生命力。那是只属于她的山,她不紧不慢,只专注于眼前。她有所忧虑,但依然浑朴天真,一步步用行动丰富自己的生活。

©《女儿》
 


03
她一路唱着歌
 

长江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是小李的家乡。往来的船舶鸣笛声,是她儿时最熟悉的声音。
 
她排行家里老幺,说不清是被喜欢弹钢琴的母亲所影响,还是受到了兄弟姐妹们对音乐的感召,小李打小就喜欢唱歌。
 
一副百灵鸟的嗓子,让她很快成为了小县城里的红人。县城里听过她唱歌的人都记得,身边有个长着小圆脸、烫着黄色卷发的“小李谷一”。周围人的肯定让小李开始渴望去到更大的舞台,她不住畅想,那些往来的船只究竟通往什么样的大城市。
 
“我需要接受专业的音乐教育。”那时的她,心中生出了一份坚定的念想。
 
作为最早的一批艺考生,小李并没有太多考取音乐学院的经验可供参考,她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凭着一份自信与坚持,她考去了四川音乐学院的美声系。
 
1991年,小李终于离开了她的小县城,去往了成都。在这一年,她的世界变大了很多。远离了山城的陡峭崎岖,小李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在课业之外,她会和朋友们一起骑车去参加大学生联谊,正值青春的她慢慢对爱情生出了一种向往。也是在这年,小李开始和几百公里外的母亲写信。一月一封的家书,承载着她对家的全部思念,也是她获取家中所有大事小事的唯一渠道。
 
临近毕业,小李再次站到了人生分岔路的路口。专业老师很喜欢她,希望她能保研继续学习。但读研意味着家庭还需要承担很大一笔她的学习费用。想着每月母亲和大哥给她寄来的生活费,小李决定接受学校分配的工作,尽早替这个家庭分担一些经济的负担。
 
20岁的那年,小李再次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音乐老师。不久,小李就在迎新会上遇到了同是大学生毕业的小曾,“他当时愣愣的,前辈介绍道,他是才来的大学生,搞水利的。我一问,发现和我一样是生在一个小县城。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许有着相同的经历,也许是小李心中那颗向往爱情的种子悄然发了芽。两年后,两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夫妻。
 
他们都默契地不想为双方的家庭增添负担,两人的生活因此过得很清贫。最开始,她们租在没有卫生间的出租屋里,每晚起夜,小曾都要陪着她摸着黑走上五分钟的路。怀上孩子的时候,小李还居住在地下室里。孕期潮湿的环境,让她落下了风湿的病根。
 
但这一切的苦难,都随着一个女儿的降生而慢慢消解。他们咬着牙,东拼西凑买下了一套二手房。终于,小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家。这个女儿活泼外向,家里始终都很热闹。说起来也巧,大概是遗传了母亲,孩子也特别喜欢音乐。每次听到音乐,她都会跟着节拍手舞足蹈。在孩子有限的记忆里,狭窄的客厅中,摆放着妈妈的钢琴。开心的时候,妈妈会弹圆舞曲,她就站在妈妈旁边,跟着音乐打转。
 
时间过得真快。小李有时候也意识不到,原来匆匆地,时间就不回头地往前狂奔了好远一段距离。小李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老李。在学校里,那些新入职的老师,她的学生们,会尊称她为李老师,有的甚至叫她“李妈妈”。
 
她真的变老了吗?小李不是看不到自己脸上的皱纹和发间的银丝,但她不知为何总觉得自己好像越活越年轻了。她爱上了喝咖啡看电影,甚至还加入到了追剧大军的行列中。她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年轻了,有90后,00后,甚至还有10后。闲暇的时候,她会约着朋友们一起去打卡网红店,还总是走在学习网络语言和科技产品的最前沿。
 
音乐一直伴随着她,无论是小李的时候,还是老李的时候。每个春天,她都忙着跑到全国各地学习交流带合唱团的经验。岁月带不走她的那副好嗓子,她还是站在舞台上,动情地歌唱。
 
小李就是我的母亲。我喜欢叫她小李。
 
去年年底的时候,小李又参加了一个合唱比赛。那是我没有长期陪伴于她身边的第六年。我看到她发给我的照片里,她穿着华丽的演出服,和晚辈们一起比出了当下最流行的自拍姿势。我突然很想念我的母亲。我想起四岁的时候,妈妈弹着钢琴,我在旁边打转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弹奏的是什么乐曲。我问她,为什么我听到这首歌这么开心呢?妈妈说,因为你听到了我的喜欢。
 
©《诗》


谈谈你的母亲吧,
作为妈妈之外的那个她
节日快乐。


撰文 | Lydia、Sharon、小曾
排版 | 小七
设计 |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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