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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杀流浪狗背后,被激化的“仇狗”情绪

李厚辰 青年志Youthology 2023-10-26
上周,在成都崇州市一小区内,一位两岁女童被罗威纳犬扑倒撕咬,导致肾挫裂伤。事件先是引发了舆论对于狗主人的声讨,大家呼吁严惩“遛狗不牵绳”和“养禁养犬”。随后各地又陆续发生了多起捕杀流浪狗的“应激式执法”,网络上也随之出现了大量的“仇狗”情绪。
短短一个星期,事情和情绪都被推向了更为撕扯的方向。然而其中涉及到的诸多问题,从养狗牵绳再到流浪狗的安置,似乎都有多个环节尚未被说清。以所谓“禁养犬”为例,全国多个城市的“禁养犬名单”便不统一,此次也出现了有人遛法斗,狗却被突然带走的情况。网上热衷讨论的“禁不禁,罚不罚,乃至杀不杀”,也体现了在当下观念水位中,大部分人还是认同“硬纪律”是维持生活秩序的主要方法。
在翻转电台主播李厚辰看来,解决问题的视角,更在于人与人的容忍与更为细致的行政管理。而在公共资源缺乏和管理手段不到位的情况下,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存难度,反而映衬了当今社会的薄弱环节。

撰文|李厚辰

编辑|阳少



粗放的行政手段,解决不了养狗问题


宠物的问题,当然很大程度来源于主人的疏失和失德,例如缺乏管束,以及弃养所造成的流浪动物泛滥。在这个时候,“谁疏失就惩罚谁”是直觉上最为有效的应对方式。例如在德国,遗弃动物者会遭到从罚款到监禁不等的严惩。然而这套监督方式的前置条件,是城市中拥有芯片的动物数量足够多,因为在法律程序上,只有宠物首先注射了芯片获得登记,才能确定它是被特定主人所遗弃的。


怎么才能提高注射芯片的数量呢?一些国家都会简化流程并减少收费,例如在美国达拉斯,宠物每年的注册费用为30美金,但如果有芯片,则会每年享受10美金的折扣,如果有芯片且动物已经绝育,可能注册费用会低至5美金。但在国内,办理狗证的费用仍然相当高。在上海,养狗人每年需要缴纳500元,有些城市更是高达1000元,这明显超出了狗主人获得狗的成本。在当前财政的背景下,减免费用很难。另外,建立全国联网的动物芯片登记系统也需要时间,目前仅在少数大城市实施。


强制登记当然更不可取,这只会减少办证的宠物数量。每个城市都有立法对不登记的宠物进行警告、罚款、甚至没收,但这个领域又常常采用“运动式执法”。城市养狗人群非常分散,如要完成一定的执法力度,需要匹配的警察数量甚至可能要超过交警——很多城市之所以能实行“禁摩”,便是通过大幅度增加摄像头的数量和质量,实现自动化执法之后才变得可能的。而面对不登记的宠物,所需的成本和复杂程度会比摩托车更高。

由此推演可见,宠物的治理问题,远超”失德——处罚——问题解决“的模式,实际上,我想不出哪个公共问题可以依靠“失德——处罚——问题解决”的逻辑来完成。这种简化思路背后,是复杂得多的社会机理和巨大的行政成本。因此你也可以理解,为何很多行政手段会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这是在有限行政人力和投入下,可以较容易实现结果的手段。


不仅处罚机制如此,其他与宠物配套的行政服务、宠物主人的培养、认证、基础设施,公共场合宣导,社会资源投入都与此相似。我们当然可以引荐国外相对完善的宠物行政措施和配套,却不能设想这一切可以在目前的社会快速落地。这让我们面对一个两难问题,如果要介入,那么政策大概率就是一刀切的;如果不介入,社会就得学会与这些问题共存。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




让狗学会不被牵,反而更安全?


我们就从最近频引争议的“宠物狗伤人”,来审视“共存”的可能性。这件事的解决方法看似很简单:如果所有公共场合的狗都拴绳子,攻击人的可能性不就大大减少了吗?


然而事实可能与此相反,什么样的狗比较安全呢?其实是充分社会化的狗,这一点和人是高度类似的。我想诸位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街上迎面看到一只宠物犬,主人发现要和你擦身便开始紧张,礼貌地将狗拽到路的一侧并用腿隔开,当你经过时,那只狗便开始向你狂吠。我每次都替这样的主人感到同情和难过。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很多狗没有完成社会化,对其他狗和人都充满戒备和敌意。对狗而言,敌意和攻击不是一种“玩耍”,更多是安全感缺失导致的“紧张”。所以一只狗从小就需要与其他狗和人充分接触,这种“社会化”过程其实会让狗变得安全。而这个过程无法在牵绳的情况下完成。也就是说,要求户外遛狗必须牵绳子,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紧张而具有攻击性的狗。


此外,狗与主人最信任、最安全的状态,就是唤回与随行。即狗在外面玩耍,主人希望其停下,回到自己身边,狗就可以完成;随行就是指即便不牵绳,狗也可以一直在主人旁边贴着行走,而不是兀自跑开。这样的同样也需要在不牵绳的情况下完成。现在为了向牵绳政策妥协,一些狗主人会使用10米甚至30米长的狗绳,在这样的条件下,真遇到意外也很难起到保护的效果。


从一个养狗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养狗不牵绳”其实是被忽略的刚需。绝大部分犬种都需要奔跑,和其他狗玩闹,而像球和飞盘这样的玩具,也都是用于在户外和狗不牵绳玩耍而设计的。当然问题在于,我们缺少这样让狗撒开腿跑的场所,也缺少足够彼此信任的“狗与主人”。


城市空间层面,在公园等地方设置与路面区域和其他人隔离开的“狗公园”,当然是不错的办法。东京市内有超过20个较大的可以把狗放开运动的“狗公园”,小规模的更多。但即便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狗公园”的数量也远远不足。当一个城市没有高密度的“狗公园”之时,我们就没办法用足够的空间来缓和“人狗矛盾”。而对于其他公众来说,不牵绳的狗,看上去又比牵绳的狗更有风险,这该如何解决呢?


我想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描述这种“共存”。当我还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每天会在永嘉路的一个街心公园,放开我的狗,和她玩球类和飞盘,并让她和她的朋友追跑打闹。好几年,这个街心公园依然约定俗成可以放开绳子,甚至周围的人都会称呼这里是“那个狗公园”。很多小孩子天天来到这个街心公园,他们很喜欢狗,但家里没有条件饲养,便缠着他们的父母买狗零食和玩具,来这里和狗玩耍,也有喜欢狗的成年人和老人,每天来这里撸一撸熟知的狗。这个公园的多元和和谐,甚至成为上海市城市建设的一个样板,经常周末有人来此进行田野调查。


重点不在于这个地方有多温馨,而是风险如何被排除和控制的。在那个街心公园,我们随时保持对自己的狗的注意。她如果有接近任何人的举动,都先行制止,等对方觉得没关系后再让狗前去嗅闻一番。实际上,如果周围的人可以感受到你持续在管束你的狗,注意和控制其行为,担忧就会减少很多。不仅如此,在那里我们还会对其他人放开缰绳的狗保持注意。我当然也见过有人把狗放开缰绳然后开始坐下划手机,丝毫不管自己的狗在干嘛,为了不让这些人的狗影响这个区域的秩序,就得开始注意这些狗的状态,并在有些时候提醒他的主人。


到我离开上海时,这个小小的街心公园至少每天都还会有固定的狗去到那里,放开,疯狂玩闹,并接受他们人类朋友或狗朋友的探望。在经过足够多的训练和主人保持注意的情况下,一只放开绳子的狗,不会比高空坠物的风险更大。


但同样,这个地方秩序的构成,与上海整体市民的素质和包容程度也有关,我虽然展现出共存且温馨地共存的可能性,却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轻易推广的经验。并且即便表象上一切都好,我想也一定有人住在那附近,但因为害怕狗,所以选择不来这个街心公园,这对他们也并不公平。


电影《犬之岛》





“仇狗”情绪是如何被激化的?


现实远比这个街心公园复杂的多。让问题更加严峻的是,在公共资源缺乏的社会,这种“不公平”让人尤其气愤。这不仅让所谓“共存”不可能,很多人还会用他们的方式解决这种“不公”。


此次事件进一步刺激了一部分本就极端仇恨动物的群体,来表达他们愤怒的“合法性”。他们经常投毒或在香肠中包裹裁纸刀片来杀死宠物狗,更有甚者提出“全国禁养狗”的目标。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一个公共资源缺乏、人与人互相倾轧的社会。而这些人虽然想法极端,手段残忍,但他们所感受到的问题却有真实的那一面:人与人的共存尚且困难,还要与狗共存?这恰恰是很多人支持“一刀切”政策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根本就不应该面对这些问题。


这让谈“共存”变得异常困难,也与很多问题很类似。早些年“禁摩”、“禁电动车”在网上也是一边倒的支持。不骑摩托车,不骑电动车的人,如同不养狗的人一样,这些东西是纯粹的“公共资源侵占物”——于我有害。同样的逻辑还可以推演到禁露天活动,禁夜晚营业场所,禁奇装异服,禁特定生活方式。我这么说倒不是为了拉拢有其他生活方式的人同情养狗的人,形成“反一刀切禁绝”联盟。而是说明,一些在其他社会很容易共存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为何这么难?

我们面对的是社会的三层“薄弱”,一是社会素质的薄弱,很多人非常疏忽于管教自己的宠物,缺乏有效的知识和训练,他们无法让自己的宠物狗足够安全,甚至还让他们自己下楼而不去管束,更有甚者直接弃养,这都让宠物问题凸显。

二是行政服务的薄弱,不管是“狗公园”的设置,宠物配套公共服务和制度设计的缺乏,还是公共资源本身的紧张,人力与技术的缺乏,让很多人抱怨国内的狗证不仅昂贵,且没有匹配任何服务,形同一种”养狗罚款金“,这让很多可以解决问题的行政手段无法推行

三是社会宽容的薄弱,我们是个大量人口,社会差异巨大,公共资源贫瘠的社会,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存在巨大的怨气和憎恶,我相信这种戾气的存在不需要再进一步论证。


电影《三块广告牌》




人狗何以共存?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此次事件的后续是,为了避免流浪狗伤人,大量流浪狗被捕杀。这当然很残忍,但问题的答案不是“同情和爱”。由于行政机构有限的资金和人力,以及管理不善,我们难以设想一个机构能够长期托管大量流浪狗。因此,如果无法快速找到领养者,流浪狗往往会面临安乐死的命运。这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世界上许多大城市每年都抓捕和安乐死大量的流浪狗,在我能找到的数据中,纽约每年约有7000只,全日本约有26000只,全美国甚至高达67万只。


也有人主张捕获、绝育并放归流浪狗,以避免其数量不断增加。然而,这必然需要更多的资源、人力和管理投入。在当前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社会资源的干预,我们的城市能否实现这个目标?


同时,狗对人类的伤害冲动要远小于其对其他狗的攻击性。这意味着,大量流浪狗可能会使养狗人变得非常困难。这些流浪狗在与人亲近的情况下可能表现得温顺,它们依赖着菜市场或餐厅的好心人的投喂来维持生存。然而,一旦遇到其他狗,它们可能会攻击,因为这被视为领地争夺的信号。很多养狗者也会因此支持捕杀流浪狗的决策。

这是一个挺反直觉的事情。养狗者对流浪狗的厌恶似乎比那些不养狗的人更强烈。作为一个养狗者,即使出于反对残酷的理由,我也不支持屠杀伴侣动物。然而,面对"为何人类问题尚未解决而要忍受和解决动物问题"这一诘问时,又该如何平衡呢?

有些人主张人类优先,认为安乐死动物无关紧要;而另一些人认为人类是地球的“癌症”,支持反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动物比人类更可爱和珍贵。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简单化,天平两边同样沉重,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显得过于轻率。

当然,反狗组织与动物保护组织可不具有相同的合理性。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道德差距,因为前者致力于破坏,而后者致力于建设。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为什么“仇狗”能够在网络上形成浪潮,吸引大量共鸣?除了残酷与邪恶,还有对“公平”的敏感需求。因此,仅仅批判其残酷和无知,而不回应其需求,可能只会使反狗群体更加激烈。

总之,在流浪狗这样的问题上,我需要承认,自己暂时没有“简单”的答案,也得承认其他人不都是疯子和恶徒,这样问题才能够有一个宽容和理解的空间。维持社会整体宽容的决心,需要和问题共存的勇气,而不是寻求一个“被净化”的世界,或是要求一键解决所有问题。

这是我们社会的第四种“薄弱”,在公共舆论中忍让的薄弱:丑陋的永远是他人和世界,自己则是真理的掌握者。但正因问题复杂地交织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才需学会与问题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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