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他们曾努力互助，是真正的烟火气 | 建投读书会回顾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
第十季
上海烟火
<第五讲>
来自工人新村的上海表情
作为北外滩上的一张人文名片，“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自2017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了9大主题季，并汇编江南系列讲稿出版了《江南纪》一书。
如今，“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系列读书会将邀请6位不同的学者嘉宾，从地域历史、信仰风俗、饮食习惯、书信记忆、社区文化、服饰时尚等6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共读“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季【上海烟火】主题系列第五期，建投书局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张怡微老师，为读者们述说来自工人新村的上海表情。
*以下回顾内容根据张怡微老师讲稿整理，基于篇幅略有删减和改编。完整内容请通过【建投书局官方微信视频号/官方微博】收看活动的直播回放。
“新村”概念的缘起
关于“新村”这个词的来源是非常多义的，也是需要厘清的概念。这是个许多国家都会用的词，但指涉的概念不同。
去年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中能看到马来西亚怡保这个小城也有新村，是1950年代英国殖民地时期设立的一系列华人集中定居点，现在已经变成旅游景点。韩国也有新村运动，1970年代韩国政府开发农村，使之现代化、城镇化的一个建设，换句话说，是农业现代化的意思。而从概念缘起的角度来说，日本20世纪初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新村运动”可能和我们国家“新村”的关系更紧密。
日本的新村运动是由日本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实笃是日本近代文字的先驱，他深受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崇尚托尔斯泰的“躬耕”，希望以他为榜样来改造日本社会。托尔斯泰是贵族出身，以不劳而获为耻，提倡劳动主义，认为劳动本身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是人生最大的义务和善行，并提出人人参加劳动是建立平等社会的前提。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不论什么人都没有剥削他人劳动、掠夺他人成果的权力。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照片来源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1918年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儿汤郡的一个偏僻乡村石河内村购置了40多亩耕地，组织起20多个人，盖了8间房屋，创办了日本第一个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町村——新村。不久，他又在东京、大阪、京都、神户、长野、静冈、北海道、横滨、福冈等地建立了新村支部。具体的规定，是每日值饭的人5时先起，其余的6时起来，吃过饭，7时到田里去。11时是午饭，下午2时半吃点心。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下午5时，洗了农具回家，晚上可以自由，10时熄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形式背后的哲学内涵，歌颂劳动、歌颂互助和平等，生活规律，像个“寺庙”一样。
1920年代，“新村”这个词传入中国。李宗武、毛咏堂一起翻译了实笃的《人的生活》，译稿经鲁迅校订，于1922年出版。作为来自东洋的现代主义思潮一个很小的支脉，“新村”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知识分子化的理念，它的精神与劳动、平等有关。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接触到了“新村“理念。毛泽东在湖南上中学时有一位老师叫江亢虎，他在江西主张纯粹社会主义，还曾经计划把上海的崇明岛作为社会主义研究试验基地，发展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也支持新村运动。1936年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曾回忆到这个人。“新村”在那个时期，其实并不具有城市的特征，毛泽东后来把农村生活的理想化投射到“新村”这个试验基地上，在他设计的“新村”里，学校、家庭、社会是连成一片的，通过施行新教育，即工读生活达到创造学校的目的，新学校培养出的新学生为新家庭之成员，若干新家庭组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社会。
赵泓：《中国人的新村梦》
上世纪20年代初的“新村”概念具有外来的基因，也带有世纪初知识分子对“新社会”乌托邦式的想象。而1949年以后，“新村”则带有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面纱，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慢慢转换为基本的生产、居住需求所衍生的集体性认同，地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新村”的概念也演变为了“工人新村”。
上海的工人新村
如今的人们可能已经逐步淡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曾经是一个大型的工业城市。大型工业基本都沿江而建，为的是方便货物运输。
工业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许多工厂，使厂内工人集中一处，从事生产工作，也带来了经济发展。上海解放以后，工业化与口岸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步被淡化，工人先锋的历史作用被凸显出来。
黄浦江畔留存的塔吊
张怡微老师供图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应对战后工业发展和工人阶级住房短缺矛盾，上海市开始规划工人新村建设。工人新村居民背靠单位，更像是社会大分工之下的标准化产物，通过集体性的群居来培养对单位或集体的认同，从而建立其特有的身份标识，另一方面，也是方便生活与管理。工人新村里的生活，最大的特点可能是“平等”，厂长和员工住的也不远，没什么隐私，但有助于互相帮助。夏天一个小孩站在谁家门口，都能吃上一块西瓜。兜一圈回到家里基本可以吃饱。
上海有的工人新村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浦东。浦东因为地大，便宜，空间设计的余地也较浦西更为从容。以位于浦东的上海第三钢铁厂为例，鼎盛时期，上钢三厂有引以为傲的2平方公里的厂区、2万余员工。
有一则拍摄于1985年的纪录片《上钢三厂技校》，从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地方钢铁厂的风貌。有几个特征很有意思，原上钢三厂的厂区内(现在几乎位于梅德赛斯奔驰文化中心的原址之上)曾经有烟囱、有交通，有小铁轨，有厂区码头，有民用轮渡。
纪录片还不断强调数据，佐证厂区内的学校之大，教学空间分类之细腻，且男女生兼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重工业培训单位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存在。
纪录片《上钢三厂技校》画面
1971年打浦路隧道通车，1979年上南新村和雪野新村兴建，团聚了征地回迁农民、南市和徐汇的动迁户和在浦西上班的工人，协同上钢新村，逐渐形成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上南地区工人新村的生活风貌。
这当中还有一些居民，是产业职工“双调”政策产生的。所谓“双调”，指的是本着有利生产、便利群众生活、群众自愿的原则，调换职工工作地点和调换住房。一般而言，无论拆迁还是双调，对上海人来说，去浦东唯一的原因就是可以调到更大的房子，不是大一倍、多一间，就是多几个平方。调换也带来了其他产业的工人入住上钢新村或上南新村。现在位于昌里路上的浦东商场，原来就叫三钢商场，有“浦东中百一店”之称。在地老居民，还是习惯性会称之为“三钢商场”，对附近员工，曾有许多折扣福利。
和其它工人新村相比，上钢新村的特点来自于钢铁工业特殊的群聚文化，它不是如曹杨新村等通过选拔入住，而是将单位完全当做一个大包大揽的大家庭、大家长。
改革开放之后，工人新村逐渐和工人脱离关系。上钢三厂真正关闭是在世博会期间，整个厂区也做了大型改造，成为了现在的世博公园与后滩公园。如今唯一可以看到昔年端倪的，一是世博大舞台，二是两个塔吊，再次是码头。世博大舞台原为上钢三厂的特钢车间。原特钢车间的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保留了屋顶上标志性的三个高炉风帽。此外，原有的钢炉、冷却管、巨型螺栓等构件，被制作成大小不一的雕塑，分布在大舞台内外。塔吊的对岸就是原来的江南造船厂。世博大舞台原为上钢三厂车间，地处浦东滨江部分贯通区域。因此，我现在还是觉得，上南新村、上钢新村除却学区来说，仍是相对比较宜居的地方。
上钢新村
张怡微老师供图
作为上南、上钢地区整体社区文化的一部分，改造后的“三钢里休闲街”和“昌里路夜市”闻名遐迩。前者是世博后的空间建设，似乎是为了纪念钢铁厂而建的商业空间。而后者显然更有历史，象征多重居住文化的聚合。
“昌里路夜市”不只是小吃摊，卖什么的都有，从睡衣睡裤到武侠旧书，从手机壳到羊绒衫……这些摊贩包裹着百货商场，小吃摊又包裹着打烊的中型饭店。愈夜愈欢乐。十多年来，它与周边居民的矛盾也如浪奔浪流，整顿后扶持，扶持后又整顿，岁岁年年。现在很难追溯它是怎么形成的。
昌里路夜市
张怡微老师供图
工人新村的烟火气
我猜想在讨论到工人新村的问题时，我们还是没法回避说，其实它记录了上海人生活的不容易，写了上海人的清贫、辛劳和没有远见。程乃珊、钱佳楠的一些小说，都能读出这种苦味。而我作为曾经居住在工人新村的普通工人后代，我的小说，从《家族试验》到《细民盛宴》，几乎就是这类苦恼的总纲，含有很多压抑和不开心的历史。
读《繁花》时，读到工人阶级最喜欢红木家具和王盘声的唱片，想想的确是这样。我甚至在电视剧《孽债》里卢家伯伯家里，看到了一张和我家一样的红木椅子，是外公生前留给我的。我们可以发现，《孽债》故事里最穷的两家人，反而是对红木家具很热衷的，因为关键时候可以卖掉筹钱看病。
电视剧《孽债》中的红木椅子
和历史中那些枯燥的刻板印象不一样的是，工人家庭有那么强烈的感情、那么深沉的欲求，因此也在文学中开凿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起点是家庭，边界则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虚拟世界，也许在多重宇宙。也许书写家庭的初衷是为了反家庭，但它自由下行，兢兢业业地抒情，最终，又回到了对“家”的沉思中。
在我看来，所谓烟火气，就是人气，是人与人生活的联结形态。今年四五月，我在网上见到两位年轻人，他们住在工人新村，帮助社区里老年人买东西，后来我想办法联系上了他们。其中一位住在上南新村的男生，叫“也先生”。他在一楼贴了一张纸条，希望帮助不会使用微信的老年人一起团购。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主动帮助楼里三个老人买菜，老人家都一定要付钱，不接受免费的菜。但有时也会让他帮助不相关的事情，比方“修眼镜”。也先生是一个山东人，他听不懂上海话，老人家给他发语音，他也只能说“阿姨麻烦打个字，我是山东人，我听不懂上海话。”他告诉我，楼里一共30户人家，有8户需要帮助的老人，比例还是挺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工人新村的居住情况，可能是老年人和新上海人。他们之间存在着互助的情况。
也先生所贴的纸条
张怡微老师供图
另一位女生狄小宝，也是在全职工作之外，用业余时间参与社区服务的热心人。她所在的工人新村，离我家很近，老人非常多。她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建议，“老人的团购/生活，最好由那种年纪稍微轻一些的老住户阿姨来负责，然后年轻人里有人专门对接阿姨，随时了解老人需求”。在她们那里，有一个200人的团购群，但是群里人数多，老人肯定跟不上节奏。因为有的老人没有手机，有的老人虽然有手机、但是他们无法跟上团购群接龙、登记、二维码付款的速度，他们只能看到是肉菜团还是水果团蔬菜团，需要订购还是需要年轻人的帮助。
狄小宝提出要合理分工，“很多年轻人需要的物资，比如盒饭可乐熟食之类的，老人不需要，后者是要青菜。最好按区域来，比如1-10栋由谁负责，年轻人买网上的东西，阿姨们做线下需求统计管理”。团购来的菜只能送到社区门口，要进社区还涉及到消杀、分发环节中的风险。狄小宝说，“我邻居这几天一直在给我送消杀装备，她也就比我大十几二十岁的样子。”她当时在虹口。现在已经离开上海了。
生活在工人新村的老人
张怡微老师供图
狄小宝说，“前段时间看邵氏电影。主角路遇不平，给一位吃不上饭的陌生人买了两碗面，为她几十年的痛苦提供一个短暂的避难湾。对方离开前询问主角的姓名，主角说：天下有心人，都是无名氏。” 狄小宝和也先生都是很好的年轻人，他们曾经生活在上海的工人新村。希望不管发生怎样的事，他们又去了哪里，我们能记住他们。他们曾经努力互助，是真正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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