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藏生死书》：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出生是封面，死亡是封底。
我们虽无法改变封面前和封底后的事情，但书里的故事，我们却可以自由书写。
学者萧功秦曾感叹：“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太单一了，大家都像一个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原因很多，但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了死亡教育。
“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
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都被抢救回来了。
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其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
王一方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
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
去医院检查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王一方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老人火冒三丈，要打王一方：“说话不吉利。”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
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
《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我七岁时，外婆意外中风去世。
去世前三天，我被带到她病床前。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死了。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
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注意时，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
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
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人为什么要死亡？”
“人死后会去哪里？”
“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
“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
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作家张丽钧也讲过一段美丽经历。
那年，她跟团到德国旅行。早上起来遛弯时，突然发现：“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
同行者愤愤，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吃早餐时，张丽钧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
“我们才知道，德国墓园多建在城镇黄金地段，他们不怕鬼，愿意与死人朝夕相处。”
他们的墓园好美呀！
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苹果树下，是一条条原木长凳。
长凳的边缘还发着幽幽亮光，这是人们常年光顾弄出来的“包浆”。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常带着书，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
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钧感叹不已：“徜徉在这样的墓园里，我没有恐惧感，相反，这里静谧安适的氛围，竟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
于是，我在这个墓园里留了影。那张照片，至今都是我的最爱。”
而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充满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阴森气息。
没人愿在这里安放长凳，安放了也不会有人来坐；只有在那个法定假日里，大家才来意思一下：
看重金钱，就送去面值大得吓人的冥币；
看重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
看重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车。
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乔布斯一生颠覆了四大行业：用iMac颠覆了电脑，用Pixar颠覆了电影，用iPod颠覆了音乐，用iPhone颠覆了手机。
正如iPhone开启智能手机时代一样，这四大颠覆，各自都开创了一个时代。
乔布斯为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因为17岁时，死亡教育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从那时开始，过了33年，我在每天早晨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会不会完成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呢？”
于是，他决定“向死而生”，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生活，如此才有了震惊世界的四大颠覆。
所以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的最伟大发明。”
乔布斯为何说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
“很多时候，尽管生命依然在进行新陈代谢，但我们并没有活着，或者说并没有真正活着。
只是在死亡刹那，或经过死亡体验后，我们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生命。”乔布斯说。
为何说经过死亡体验后才有了真正的生命？“死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知道生的可贵。
一个人只有在认识到自己是有死的时候，才会开始思考生命，从而大彻大悟。
不再沉溺于享乐、懒散、世俗，不再沉溺于金钱、物质、名位，然后积极地去筹划与实践美丽人生。”乔布斯说。
孔夫子有句老话：“未知生，焉知死？”
就是说生的事情还没搞明白，谈论什么死？
但死亡教育开启了新角度：未知死，焉知生？
冉克雷维说：“提早认识死亡才会深刻人生。”
巴雷特说：“只有认知死亡，才可以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
蒙田说：“预前考虑死亡就是预先考虑自由。”
萨瓦特尔说：“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
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作家曲冰讲过某电视台记者袁君的故事。
那是2010年，一位富豪的妻子找到袁君，“想请您给我老公主持葬礼。”抑郁症，夺走了他老公45岁的生命。
读完富豪的生前日记后，袁君深深震撼。他决定在这次葬礼上做一件事情。
那天葬礼上，袁君公布了富豪一天的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及中产之家小孩子一天的花费。
“他不是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不是在自己会议室，就是在别人会议室。天天应酬，天天开会，天天拼命赚钱，但他并没有享受到金钱带来的愉悦。”
他最大的快乐竟来自于一次汽车抛锚，“我让司机等拖车来，自己步行去公司。那天太开心了，我在路边看到了迎春花。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一次看见它，应该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同学们看到迎春花开了，一起去踏青。”
那一天，葬礼结束后。
另一位参加葬礼的富豪握住袁君的手说：“谢谢您，这场葬礼让我的灵魂开了窍。”
那一天，袁君回到家后，没有像平常一样看片子找选题，而是破天荒地下了厨房，做好饭，然后在楼下等老公和女儿回家。
“这场葬礼，也让我的灵魂开了窍。幸好我还有时间、还有健康，还能好好地善待人生和生活，好好地善待每一个重要的人。”
2012年，心理学者陆晓娅，在北师大开设了“生死课”，教导学生认识死亡，认识生命。
一开始，她并没抱什么希望，因为中国人太忌讳谈论“死”了，“没想到来听课的学生会这么多。”
她对“生死课”的作用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但没想到它的作用竟然会这么大。
“陆老师，上了这个课，我重新拿起了画笔。”“陆老师，我去报了个架子鼓班。”
有一位学生，学了别人很羡慕的专业，但她自己却很抑郁，觉得毫无意思。上了“生死课”后，她学起了烘焙面包。
烤得非常漂亮，还教给许多人。
她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我找到了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去画画不一定要成为大画家，去学架子鼓不一定要成为伟大鼓手，去学烘焙面包不一定要成为糕点大师，而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生命热情。
“我为什么要开设‘生死课？，就是想通过讨论死亡，帮助学生找到热情所在。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对人生负起责任来，需要去寻找能够让你燃起热情的东西，找到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大意义。
在《西游记》中，我们大呼过瘾的情节之一，就是美猴王火烧阎王府，勇销生死簿。
我们惧怕死亡，因而妄想逃避死亡。
但正如史铁生所说：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盛大节日。
它终将到来，我们无从躲避。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出生是封面，死亡是封底。
我们虽无法改变封面前和封底后的事情，但书里的故事，我们却可以自由书写。
很喜欢毕淑敏的一句话：“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
面对死亡，我们都要补课。
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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