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江湖》| 村庄里的爱恨情仇
“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邻居和邻村，而是来自一种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现代力量。这种力量并不跟他们斗殴，有时还给他们一些甜头。农民一生追求的稳定，就这样在这些小甜头中突然烟消云散了。”
——张柠《土地上的黄昏》
农村有个习惯，建房子房基在面的话，上手在前，下手不好。
——村干部壁宏
村落社会中的纠纷事件通常起源于村落的日常生活，其产生及演变的过程包含了村落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套逻辑和规则。这里，生活世界不仅仅是背景，而且是行动者互动的对象。在生活世界中，规范如何出现以及秩序感如何建立都依赖于行动者的理解过程和情境定义，而这恰恰是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人们通过何种途径来看待、界定和确认现存的规则和定义？人们如何利用他们对于现存的定义和规范的信念来彼此描述进而建构社会秩序”。
对此，常人方法学指出，人们需要运用一套共同的方法为互动建构起情境秩序感：人们在对社会行动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会借助手头上类型化了的库存知识（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会溯及自己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一个行动者所在的任何一个情境都不仅仅是‘现在’，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它还是‘历史性的’，即一个人进入的这个情境是和他所有以往主观经验的积淀密不可分的。”
沿着现象学社会学以及常人方法学的研究路径，我们可以将那些发生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纠纷事件置于生活世界之中进行考察。此时，纠纷已不再是一个个独立事件，而是由一系列情境构成的事件链，并且纠纷事件本身已嵌入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网络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其产生、升级以及最终解决都与纠纷事件各方在生活世界中积累的库存知识、经历的生平情境勾连在一起，关涉他们对纠纷情境中何为事实、何为正义的理解和争论。换言之，纠纷当事人对日常生活情境中纠纷的理解乃至对事实、正义的评判是以普通人（常人/俗民）在生活世界中积累的一套当然如此的习惯性知识为参照图式。（当然，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这套习惯性知识往往是模糊的，存在着矛盾性。）因此，纠纷事件的出现本身意味着纠纷当事人“想当然”的自然态度遭到破坏、手头的库存知识失效，导致生活世界中互动所在的情境秩序出现紊乱。
就本章的研究议题来看，这种自然态度或者习惯性知识便是滋贺秀三所说的“情理”——“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村落社会中的纠纷常常与这种情理失衡有关，其背后是人们对是非、对错的评价，对道义的追求。
情理：
妯娌建厕所纠纷引发血案
在南村的周家，王凤芝和董孝英这对妯娌就因为在宅基地上建厕所的事情而产生暴力冲突，导致王凤芝被剪刀刺死。早年的时候，周家的父母在祖宅地上为两个兄弟每人建了一座平房，受地形限制，房屋并不是比邻而建的，而是前后错开的。老大周健家常年在外地做卤菜买卖，年收入也有五六万元；老二周平家做裁缝生意，日子也过得红火。兄弟二人通过自己的打拼也一起在平房上加了一层，盖起了两层小楼，在当地也算体面得很。2009年春节前，周健夫妇俩从外地回老家过年。妻子王凤芝觉得之前两家共用的厕所不好用，提议在自家的屋后面修建一个标准化的新厕所。于是周健就到老二家讲了自家的想法，但周平和妻子董孝英并不同意，因为周健家的屋后就是周平家的屋前，在那里修建厕所，就相当于在周平家门前修，这是周平夫妇不能接受的。在村落社会中，厕所作为排泄污秽的地方本身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建在偏僻的角落里，并且离住宅有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有卫生方面的考虑，而且包含了民俗上的污秽禁忌。因此，尽管周健夫妇强调是在自家的宅基地上修建厕所并且会尽量往边上靠，但周平家还是难以接受这种做法。为此，两家吵了几次，原本关系亲密的兄弟生了嫌隙。在亲戚们的劝说下，兄弟两人的态度缓和下来了，用他们的叔叔宝根的话来讲，毕竟他俩是一个妈妈养的，不能撕破脸。但周健的老婆凤芝并不买周平家的账，坚持要修一个厕所，她说在自家的宅基地上修厕所不犯法，谁也管不着。
对于凤芝强硬的态度，宝根这些亲戚也只能是劝说几句，没有办法。宝根跟我说：“凤芝太要强了，他们家做卤菜生意，赚了不少钱，生活水平高了，改善生活条件也能理解，但是在老二家门前面修厕所，还是要慎重的，尽管离他们家有一段距离，那是人家大门口啊，一打开门就能看到，让人看了不舒服，而且夏天的时候，会有味道，一刮风，就不好闻了，你说孝英能答应吗？要是孝英在她家门前建厕所，她也不会让的。凤芝有点不通情理了，就算是邻居的话，还要考虑一下子，让一让，更何况是家里兄弟，又不是外人，不应该搞这些名堂。在农村里，不能自己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很容易起矛盾。现在，人就是生活好了，太有个性了，太倔了，不听人劝。凤芝能赚钱，会过日子，在家里地位比较高，好多事情老大还得听她的，她坚持要建厕所，老大也只能帮着搞。”
后来，在没有经过周平夫妇同意的情况下，凤芝就开始买材料，请瓦匠，张罗着修厕所。周平尽管气不过，但由于春节临近，又碍于哥哥的情面，他不好直接跟大嫂起冲突，就在家里生闷气。孝英觉得委屈，在大门口骂起来，指责凤芝如何恶毒、如何野蛮，吐诉自己的愤恨。凤芝也不示弱，开了后门，跟孝英对骂起来，最后俩人相互诅咒，邻居们都不敢上前劝和。孝英回到家里后，看到自己的男人缩在屋子里，遇到事情不出面，让她一个女人去争吵，这种委屈感就愈发强烈了。她骂自己的男人没用，这个年没法过了，但当时正值年底，上门定做新衣的人比平时多了很多，孝英也只能忍着自己的委屈，继续接生意。这场口角也就暂时平息了。
几天后，凤芝家的厕所在新年的氛围中开工了。凤芝请了好几个瓦匠和工人，打算在短时间内完成工程，因为自从跟老二家发生矛盾后，她家已经不去用两家共有的厕所了，她琢磨着赶紧修好厕所，这样也不用在过年的时候还跑去借人家的厕所用。
看着一帮人在自家门前捣鼓，正在做衣服的孝英恼火起来，连手上的剪刀都没放下，就跑出去阻止瓦匠，与正在忙活的凤芝再次发生争执，两人扭打起来。在打斗中，孝英用剪刀刺中了凤芝，旁人见状赶紧将她俩拉开，打了“120”急救电话，将凤芝送到医院，但因为刺中要害，凤芝不治身亡。结果是，孝英被逮捕入狱，最后判了无期徒刑。就这样，导致两家争斗的厕所最终还是没有建起来，两家的生活也因为这个厕所发生了改变。
在周家的这起纠纷中，如果说孝英用剪刀将嫂子凤芝刺死多少具有一些意外成分的话，那妯娌俩为修建厕所而大动干戈却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当凤芝打算在屋后修建厕所时，无论是从村落的民俗习惯，还是从对生活环境的实际影响来说，都已经为冲突埋下了伏笔。在自家宅基地修建厕所看似只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但在村落社会中却时常关系到其他家庭的正常生活。村落社会对人们的日常用度尤其是关涉他人的事项通常有一套“应该如何”、“应当如此”的定义，这种定义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为个体的库存知识，个体基于这种知识来理解和评判自己的生活境遇以及生活中的困扰，违背这种库存知识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失礼的、野蛮的，会破坏人们习以为常的秩序感，纠葛也随之产生。
命运：
妯娌为孩子争吵自杀
在朱湾村，嫂子陈世颖就因为弟媳邹玲嘲笑自己家没生男孩，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陈世颖是大哥朱烨强的老婆，家有两女。邹玲是弟弟朱烨银的老婆，家有一女一儿。两家比邻而居。平日里，两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但小的磕碰一直不断，比如一家养的鸡鸭跑到另一家吃食，一家小孩打了另一家小孩几巴掌，等等。
在当地，香火观念依然很浓厚，一个家庭是否生男孩被认为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命运。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生男孩是生育的一个终极目标。一旦生了男孩，家庭举办的宴席、庆祝仪式通常会比较热闹、丰富，亲戚们也会积极地道贺，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恨不得让全村的人都听到；而生了女孩的话，家庭通常会比较寂静，甚至都不办酒席，亲戚们也会心照不宣地回避公开谈论相关话题。按照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在五年之后，可以再生第二胎。对于第一胎都是生女儿的朱家两妯娌，弟媳邹玲第二胎生了个儿子，而嫂子陈世颖第二胎依然生了个女儿。公婆自然对这个小孙子倍加疼爱，这使邹玲在朱家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世颖的郁闷可想而知。
导致妯娌俩发生激烈冲突的导火索是邹玲家的儿子在世颖家门前晒晾的谷物上撒尿。世颖看到之后，吓唬小男孩说，再乱撒尿的话，就把他阉割了。这话刚好被邹玲听到。邹玲也不管世颖是不是玩笑话，就破口大骂，于是两人起了争吵。邹玲认为世颖说这样的话，纯属是嫉妒她生了个儿子，并嘲笑世颖只会生女儿，没本事生儿子。这些话像利剑一样狠狠地刺向了世颖，让她招架不住。无论世颖是有意还是无心说了这番话，她都无法为自己辩白，毕竟已经讲了这样的话，冤枉也好，委屈也罢，她只能往肚子里吞。
朱湾村的村民跟我说，当时的情况是，邹玲得理不饶人，话说得很难听，世颖被气哭了，跟她打了起来。邹玲的丈夫烨银跑出来，将邹玲拉回了家，这才使吵斗停歇。世颖回屋后就喝药自杀了。当时她的丈夫烨强在田里干活，傍晚回家时才发现情况。
对于世颖的自杀，村民们认为，要不是受了邹玲的气，世颖也不会那么想不开。用妇女主任任慧的话说：
邹玲养了个儿子，当然很得意，当宝贝一样。邹玲生了儿子，在朱家平日里就不太把世颖当回事。发生这样的矛盾，不管世颖对不对，你也不应该拿她没生儿子的事情来说，这太伤人了。人家本来就不好受，你还揭开伤口，往上面撒盐，过分得很。谁听了都会生气，我们都听不下去。在农村，由于农民的封建意识，这个事情很敏感，生男生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没生男孩的家庭有时候会被人瞧不起，在村子里可能直不起腰板。对于那些没生男孩的家庭，这个事情是很忌讳的，人们一般都不会提，提的话，会引起矛盾。邹玲就是故意提这个事情，让世颖难堪。
在村落社会中，类似的冲突不在少数。不仅那些滋扰个体正常生活以及家庭命运的行为极易引发争执，而且提及甚至影射那些与个体和家庭命运紧密相关的事情往往也会导致纠纷。
人格：
羽飞被冤偷钱自杀
笔者在皂圩村做访谈的时候，村民们讲述了一件7年前的纠纷——羽飞被父亲毒打之后喝农药自杀。事情的起因是村子里的陈亮兵家发生盗窃事件，被偷了600元钱。在7年前，600元钱在普通农家还算一笔不小的财产。亮兵和妻子陈晴在村子里到处明察暗访，最后怀疑是羽飞偷的。当时羽飞15岁，正在上初二，在村子里比较调皮捣蛋，与村子里的几个孩子在学校里也经常惹是生非。亮兵和陈晴的判断与羽飞平时的行为状况不无关联。为了找出证据，陈晴跑到羽飞念书的江庵镇中学，说自己是羽飞的母亲，向羽飞同学打听羽飞最近在学校里的花销，还跟羽飞的同学说羽飞从家里拿了不少钱，她跟羽飞的爸爸很生气，但陈晴并没有从羽飞的同学那里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当天就有同学告诉了羽飞这件事。羽飞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背着书包就跑回了家。当时羽飞的母亲在上海打工，家里就父亲带着他和弟弟两个人过活。陈晴从学校回来之后，就到了羽飞家，跟羽飞的父亲定华说她怀疑羽飞偷了她家的600元钱，要求定华查问羽飞。在村落社会中，偷盗是一件极损名声的事情，不仅偷盗者在村子里会抬不起头做人，而且偷盗者的家庭也会被人家指指点点说闲话。因此，当得知羽飞涉嫌偷盗时，定华非常暴怒，觉得很没面子，跟陈晴发狠愿，一定将事情弄清楚，如果是他家儿子干的，一定赔钱并赔礼道歉。
陈晴离开羽飞家之后，定华就开始审问羽飞，问他到底有没有偷人家的钱。羽飞说没有，但鉴于羽飞一向吊儿郎当、惹是生非的状况，定华并不轻易相信，仍然一个劲地逼问他，罚羽飞跪扫帚，拿棉花枝子抽打他。在父亲的暴打下，羽飞痛苦地叫唤着，但坚决否认自己偷了人家的钱。弟弟羽军在一旁哭喊，求父亲不要再打了，但丝毫不能影响局面。隔壁的邻居虽然听到了羽飞家的哭喊声，但由于是定华教训儿子的私事，他们也不好过问。一番打骂之后，定华罚羽飞继续跪着，自己去煮晚饭了。当晚饭快煮好的时候，定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审问。正在气头上的他用火钳夹着做饭剩下的热木炭烫羽飞的手和胳膊，尽管羽飞恐惧地求饶，但近乎丧失理智的定华并没有心软。在酷刑之下，羽飞仍然没有屈服，坚持说自己没有偷钱。此时，定华方才有些相信自己的儿子没有干偷盗之事，但出于教训羽飞的目的，他毅然不许羽飞吃晚饭。父子之间的这场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也暂且结束了。
晚上的时候，羽飞给母亲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诉说了自己的冤屈和恐惧。第二天一早，定华做好早饭之后，便打算到亮兵家告诉陈晴自己的儿子没偷她家的钱，在出门之前，他让羽军在家看门。但当定华离开家不久，羽飞就抓起药瓶要喝药，羽军上去阻拦，但拦不住。惊恐的羽军赶紧跑到门口大声哭喊，喊父亲赶紧回家，但当定华赶回家之后，一切都已经晚了。年轻的羽飞就这样在陈晴的指控和父亲的毒打之下以死雪冤。
羽飞死后，悲痛自责的定华与亮兵、陈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村委会、派出所、司法所以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村子里来来回回地做处理工作，整个村子一下子嘈杂起来。派出所给羽飞的母亲发了电报，派车子将其接了回来，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哭了一路，在别人的搀扶下回到了村子。羽飞的死在皂圩村引起了极大轰动，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件大事，很多附近村庄的村民也赶来看个究竟。此时，人们已经十分肯定羽飞是被冤枉的，受到了错怪，而不是畏罪自杀，因为陈晴的调查手段本身就不正当，而且她也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并且羽飞在父亲的酷刑之下仍然坚决地否认偷钱之事，这些足以为羽飞赢得道德资本和同情。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羽飞是在陈晴的无理指责、羞辱以及定华的毒打下才去喝药的。只有受了很大冤屈而没有办法让人相信的情况下，才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只有那些性子刚烈的人才能做得到，因而人们对羽飞多了些敬畏。
在确定死亡的性质之后，派出所开始在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的两家之间进行调解。村子里的舆论是向着羽飞的，毕竟把人逼死了，再有理也不对。亮兵和陈晴知道自己理亏，所以也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只是承担多少的问题。最后，调解的结果是亮兵家一次性赔偿定华35000块钱，两家签了书面协议将此事了结。事后，定华带着小儿子羽军跟着妻子去了上海，离开了皂圩村。两个月后，亮兵也举家迁移，搬出了村子。
羽飞的邻居芽子在提起羽飞的死时说：
要不是陈晴和定华逼的，羽飞也不会喝药。陈晴可以怀疑羽飞，但不能冒充羽飞的母亲去学校闹，这太过分了。年轻人都要面子，这让羽飞怎么在学校待下去。你又没有亲手抓到羽飞偷你家的钱，你怎么可以在外面瞎讲呢，这不是毁羽飞的名誉吗，让他以后怎么做人？羽飞本来就受了屈，在家里又遭到了定华的打骂，心里更加委屈和难过。定华实在太要强了，怎能那样打孩子？大人都受不了，何况羽飞呢。羽飞也可怜，妈妈在外面打工，也没人帮着拉，帮着劝，受了屈也找不到人诉，心里憋屈，死了才能还自己清白。
从纠纷的角度来看，羽飞的死包含了村落政治中的冤屈和正义问题。这种冤屈往往涉及个体的人格和家庭的脸面，因而显得沉重。村落政治与家庭政治、公共政治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尽相同，但混合了这两种政治类型的一些特征。首先，村落政治中的人际关系虽然不比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亲密，却不像公共政治中人际关系那样冷漠。村落政治通常是在邻里、同村村民这种熟人之间展开。其次，村落政治与家庭政治一样存在情感因素，只是家庭成员之间注重的情感因素与熟人之间重视的情感因素有所不同而已。另外，与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一样，村落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生活，包含政治逻辑，由一系列的权力游戏组成，涉及正义问题，只是这种正义以地缘关系（或者地缘/血缘双重关系）为出发点。在村落的权力游戏中，家庭之间形成特定的权力义务结构，维系基本的平等和尊重，唯有在这种平衡中，村落生活才能有序地继续下去。
另外，羽飞的死还与家庭政治中的委屈有关。试想，如果没有父亲的打骂和不信任，仅仅是陈晴的羞辱和指责，羽飞可能不会想不开，不会绝望到喝药。吴飞说，家庭是一种政治性存在，过日子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状态，这个政治状态与公共政治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家庭政治存在情感因素（不像公共政治存在真正的敌人，以彻底消灭对方为目的）。“委屈就是家庭中的不公和挫败，同时也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失败。”自杀便是对这种委屈的矫正。纵使普通人的自杀所诉求的道理往往不值得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而且自杀往往也并不能使自杀者获得幸福，但自杀行为背后包含着自杀者捍卫自身尊严和面子的诉求以及对其所认为的“正义”的争取。
如果我们将陈晴、定华以及羽飞之间的互动看作一场权力游戏的话，那么，陈晴的指责使羽飞及其家庭在村落政治陷入不利局面，定华的打骂虽然是给陈晴一个交代，但更是强化自家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地位，可是定华却没有把握分寸，他的手段摧垮了羽飞在家庭政治中的尊严和权力。羽飞在村落政治和家庭政治中的双重挫败使其采用自杀的方式来扭转自己在权力游戏中的失败局面。他的死去会让他的家人以及村民明白他的委屈和冤屈，家人会悲伤、自责，村民会为他惋惜，陈晴也会受到各种谴责，总之，他在权力游戏中的对手将会遭受惩罚。
当然，在村落政治以及家庭政治中，绝大多数的争吵、纠葛并没有使各方的权力游戏彻底失去平衡，没有上升到需要一方用暴力或者自杀来重新平衡权力游戏的秩序。一个熟悉村落政治和家庭政治中的规则与逻辑的人，会谨慎地把握这种权力平衡，维系应有的尊重和对待，以使日子得以继续。
小结
在这些纠纷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意义系统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一种是基于伦理共同体的情理道义，另一种是基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当然，对固有的一套意义系统的破坏，本身可能意味着一套新意义系统的生成。这正如黄应贵所提醒的，现在的农村社会可能在形成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有鉴于此，对于这些僭越、冲击村落社会伦理共同体惯例礼俗的“越轨行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现代性对独立人格的宣扬，使个体的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膨胀，愈益强调自身以及自己家庭的幸福和权利，不需要对他者以及村落共同体的福祉承担责任。在激变时代，个体及家庭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关联度在下降，甚至可以从村落社会中“脱域”出来。在遇到纠纷和委屈时，人们已不太担心因撕破脸而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村民之间的命运丧失了连带性，水利和安全上的合作需要，不再是刚性的。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从市场中获得，谁离开谁都可以照样生活得很好。没有对彼此的需要，也没有了对村庄生活的长远预期，村庄生活伦理迅速发生变化，人们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为了利益不惜把事情做绝。”共同体的集体良知、神权以及村落的传统权威已难以束缚个体自由意志的冲动，原子化的个体对自己的命运与存在不再谦逊，其欲望突破伦理道义的界限，在村落空间中横冲直撞。正如在调研中，一位村干部不无感慨地说：
现在人都富了，有点钱，谁都不服谁，遇到一点事情都忍不了。人富裕后心理没有调适好。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吴飞在家庭领域中观察到的现代革命对过日子的纲常和等级的摧毁，同样也发生在村落社会中。村落社会的“语言混乱”和“结构混乱”使村落政治更加复杂，人们在村落的权力游戏中更加难以保持关系平衡。此处，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当个体难以平衡村落权力游戏中的关系时，缘何外部力量不能对其施加影响，将这种失衡的关系重新推向平衡状态？换句话说，村落社会内外的各种整合力量为何对这种失衡的关系失去控制力？产生这一状况的根源在哪儿？毕竟，在我们所调查的纠纷故事中，除少数暴力纠纷是在短时间内爆发之外，绝大多数的纠纷都有他者的介入、劝说和调解，经历了一个演化升级的过程，最终才以暴力方式呈现出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在村落社会中，人们为何要以暴力方式来获取他们所追求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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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江湖 : 村庄里的怨恨、冲突与纠纷解决》
邢朝国 / 著
定价：79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3月出版
ISBN：978-7-5201-4297-7
内容简介
本书所说的江湖，不同于士大夫寄情养性的归隐之地，不同于梁山好汉聚义抗争的山林，不同于江湖术士游走谋生的世界，更不同于地痞流氓混世的社会，这是一个由普通人构成的世界，即普通人的江湖。在这个江湖里，我们可以看到由宗族姻亲等关系纽带结成的各种派系网络，看到普通人的冲突纷争与怨恨不满，看到野蛮暴力与秩序崩坏，看到道义的丧失与追寻。虽然是普通人的江湖，但江湖里的人和故事同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有理解大时代历史进程的线索。
作者简介
邢朝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博士；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社会学研究”；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等刊物发表论文2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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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普通人的江湖：村庄里的怨恨、冲突与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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