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刊 | 《家庭与性别评论（第12辑）：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实践》

内容简介

《家庭与性别评论》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集刊之一，展示了海内外围绕家庭与性别领域相关专题的多样化视角和最新成果。本辑以“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实践”为主题，分为非常态婚姻家庭类型及其实践、非常态亲密关系及其实践、非常态生育观及其生育实践三个专题，探讨了跨国婚姻、不嫁不娶婚姻关系、同居、婚外亲密关系、丁克家庭、单身生育家庭等非常态的家庭与生育模式，呈现了中国家庭与亲密关系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为调整家庭福利政策等提供了更多的参考。

家庭与性别评论（第12辑）：

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实践

马春华 主编;

吴小英 执行主编

ISBN：978-7-5228-0954-0

2022年12月出版

主编简介

马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及兴趣为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性别关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家庭政策、农村贫困。

吴小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前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家庭社会学专委会前理事长、性别社会学专委会副理事长。研究领域主要是性别研究和家庭社会学，也是《家庭与性别评论》第3辑和第6辑的执行主编。

目录/contents

当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日益常态化（代序）

吴小英

第一部分  非常态婚姻家庭类型及其实践

成为“家庭主妇”的高学历移民女性

——基于在日中日跨国婚姻女性的访谈

赛汉卓娜 著　项江南 译　赛汉卓娜 校

姻缘与利益：中越边境的跨国婚姻实践

——以广西宁明县N屯为例

胡静凝

进阶的主妇：凝视视角下的“独立女性”

——基于某化妆美甲培训机构的田野调查

王宏燕

并家模式下的家庭权力重构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苏南农村的并家经验考察

纪芳

成家：“不娶不嫁”婚姻关系下的家庭继替

——基于丽江坝区的案例分析

和文毓　刘爱玉

第二部分  非常态亲密关系及其实践

未婚同居: 当代都市流动青年的亲密关系实践

赵璐

“我的钱”还是“我们的钱”？

——转型期中国城市青年同居的经济实践分析

于志强

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

肖索未

在自由与安全之间: 社交媒体中介下的亲密关系

田林楠

制造亲密: 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董晨宇　丁依然　叶蓁

第三部分  非常态生育观及其生育实践

“无后为大”：现代青年丁克家庭的成因、压力与对策

齐鑫

未婚怀孕：意外还是计划之内?

——流动青年同居者的怀孕意愿与经历研究

张亮

“羞耻感”的语言学超越: 基于未婚妈妈的个案研究

高碧叶

女人当家？——单身生育和性别角色的重新协商

高晓君　魏伟

内容摘要

当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日益常态化

（代序）

过去十多年来，社会学中家庭研究领域的繁盛几乎可以用“火爆”来形容，堪比20世纪80年代国内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的家庭社会学——这一现象既出乎意料，也仿佛在情理之中，用现在网络流行的说法，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许我们可以简略地将之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即市场需求（家庭问题丛生待解）+政府重视（治理工具和角色呼唤）+学科契机（社会学本土化的号角）。然而如果回溯过去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不难发现当时婚姻家庭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同关切点，是因为它标志着从阶级斗争回归人性、从社会政治化向社会生活化的转向。也就是说，家庭在那个时代意味着普通人从公共生活返回私人生活、通向更具烟火气的幸福之路的价值取向。而回观近十年来人们对家庭及其研究的这波热潮，来自坊间和学界的关切点却异口同声指向“家庭究竟怎么了”的感叹、困惑甚至无奈。无论是抱着一种积极寻求“拯救之道”的思路，还是摆出接纳并拥抱家庭“新世界”的“躺平”姿态，它们都在提示我们，当今的家庭已绝非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所受困扰和批判的家庭，亦远非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民众或学者所想象和期望的家庭。

然而，一切依然是最好的安排。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极其社会学的。国内社会学与其他相近学科相比极具辨识度并引以为傲的专业成就之一，就是关于市场化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和探讨。不过一直以来主流的转型研究多集中在公共领域，而对于私人领域的关注不够。同样，家庭社会学自身在很长时间内也将主要关注点放在社会变迁对于家庭结构、功能和关系的影响上，仿佛家庭只是被动的社会变迁接受器。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每每看到来自家庭及其观念的驱动力，在推动社会变革中默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正是一个个普通人代代相续并在变动中不断革新的家庭实践，既塑造了他们个体和家庭生活的丰富样貌，也塑造了社会变迁和转型的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当下堪称“家庭革命”的种种，也是理解当今社会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命题。而这正是本辑《家庭与性别评论》集刊选择多样化的、非常态的家庭与亲密关系实践作为主题的深层次考量。

家庭的“常态”与“非常态”

在确定本辑专题的题目时，我曾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家庭类型的表述上纠结良久，也跟圈内一些同行朋友讨论过。最早曾想用“非主流”或“另类”来归纳本书中选择的家庭形态及其模式，因为它们或者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新出现及一定范围内新近流行的家庭和亲密关系形式（比如同居、丁克、单身妈妈、两头婚、网络亲密关系等），或者是自古就有但一度中断、如今再现江湖而被赋予新的含义的婚姻家庭模式（比如全职主妇家庭、包养关系等）。这些家庭和亲密关系形式与当今占主流地位的婚姻家庭类型相比，不仅在数量上处在相对少数或者由少及多的过渡阶段，更重要的是在婚恋、家庭和生育的观念上往往超出了传统的预设。抛开隐藏的对错立场、避免以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主流—另类”的二分法来定义它们，是我最终决定放弃前述词汇、选用更加中性的“常态—非常态”之说来加以界定和表述的主要原因。毕竟，常态与否更像一个在宏观分布意义上的观察和判断，也更接近日常的叙事方式，尽管这套说辞也并不能完美地免于价值指向。

然而社会变迁本身就是一些非常态的东西逐渐为社会和公众所接纳进而转变为常态，同时另一些常态的东西可能逐渐从习以为常转变为非常态甚至消逝的过程。这一过程有时是在漫长的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但有时也会在短期内以巨变的形式出现。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变迁显然属于后者。尤其是过去十多年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全球村真正成为可能，新的生活方式在观念传播与诉诸实践之间几乎不存在时间差。这种时空的压缩感带给人们的眼花缭乱，大约在家庭生活中体现得最切肤而又深沉，每个人都感觉身在其中难以逃逸，以至于很多学者觉得无论用“变化”还是“变迁”都已经不足以描述这些正在发生中的变动。一些学者借鉴人口学中的人口转变理论，提出了“家庭转变”的概念和说法，认为转型期中国家庭发生了“不可逆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趋势性的变化”，这种转变尽管在模式上千差万别，但都可以定义为“家庭的传统性逐渐被现代性替代的过程”，表现出“去制度化”和“个体化”的显著特征和趋势（宋健等，2020）。

不过，过去十多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家庭的这种变迁或转型并非单线条和不可逆，而是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复杂面向和悬念，以至于人们往往一边感叹“家不像家”，一边却发现“家还是家”——家庭并未像有人所担心的那样走向衰败甚而消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依然是具有统摄意义的共同体（刘汶蓉，2021：323-336）。只不过学界过去一直将关注点集中在“变”的部分，而对其中“不变”的部分熟视无睹，如今经历经济与社会的起伏波折，才发现表面上看起来风雨飘摇、似乎自身难保的家庭，其实一直以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默默护佑着中国人的生活。因此许多学者关注到了家庭千变万化的弹性中所蕴含的不变的东西——无论是城市的“啃老”式代际协商，还是农村的“半工半耕”式代际分工与合作模式，都呈现一种集情感、功能与伦理于一身的，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家庭韧性（刘汶蓉，2021:323-336；杜鹏、李永萍，2018）。进而有学者指出家庭变迁本身就应该理解为内在地包含了未经改变的“恒常”部分（杨善华，2021），这些以家庭及其伦理规范为依托的非正式传统一直以隐秘的力量发挥着作用，构成了一种具有深厚根基的“社会底蕴”，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秩序运行的重要机制（杨善华、孙飞宇，2015）。它们以“习焉而不察”的方式渗透在中国人的生命意义以及文化底蕴中，从而也构成了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和社会基础，其核心就是基于家本位文化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只可意会”“内外有别”的关系伦理（周飞舟，2021；付伟，2021；刘亚秋，2022）。

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家庭的常态与非常态，并不能仅仅视家庭的结构和形态而论，还得考察家庭成员之间、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模式呈现怎样的传统及翻新。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基本上属于前一种类型，也就是在婚姻、家庭或亲密关系的外在形态上首先呈现与众不同的非常态面貌，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相对小众化或处于过渡状态的家庭和亲密关系类型所表现的功能、模式的探索和分析，恰恰赋予了它们更加富有深意的内涵与重新阐释的可能：在丰富多样的外在结构和关系形态下，是否隐藏着一些恒久未变的家庭内核？所谓非常态家庭或亲密关系的出现，真的寓示着未来家庭的衰落甚至终结吗？

家庭的终结抑或“单一家庭”意识形态的终结？

有关家庭正在走向危机或终结的感叹与争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停息过。其中女性主义算得上是对西方主流“正统家庭”最猛烈的抨击者与挑战者，它毫不留情地撕下了家庭作为“爱之庇护所”的温情面纱，将对家庭的关注点从结构、功能等表面特征转向家庭内部深沉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从家庭的性别分工入手探讨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和根源，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爱与支配的相互纠缠”的复杂性，并重新定义了母职及其照料对于女性的双重意义，打破了以异性恋的核心家庭为唯一正统的意识形态，为婚姻与家庭的多元化理解和亲密关系的拓展研究打开了空间（吴小英，2022）。

因此与其对非常态家庭的存在讳莫如深或视若洪水猛兽，不如审视一下家庭的多元化实践不断涌现背后的观念变动——正在走向终结的或许只是“单一家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非婚姻家庭本身。女性主义曾将这种“单一正统”的家庭意识形态概括为三个假设：一是将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看作女性正常、自然的生活方式；二是宣称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满足妇女的天性，并且认为她们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三是责怪那些无法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到满足的女性个体（帕美拉•阿伯特等，2022：202-203）。也就是说，这种家庭意识形态预设了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唯一自然、合理的家庭形式，能有效满足个体和社会的需求。然而女性婚后的家庭生活经验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些不一致打破了女性对于婚姻生活的浪漫想象，也加剧了人们对于家庭角色规范和责任的无限绑定的恐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年青一代中流行的“恐婚恐育”并不仅仅是一种带有前卫色彩的情绪表达，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实实在在的脱困策略，这在韩国学者张庆燮那里被描述为“规避风险的个体化”（Chang，2013）。

与之不同，经历过中国式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洗礼的中国家庭，在市场化的转型社会遭遇的不是妇女该不该走进职场、能不能走出家门的困惑，而是妇女该不该选择回家、能不能全职回家的争论和纠结：回归家庭的主妇尽管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全职太太”名号，却面临着可能会失却“独立女性”身份的嫌疑。本书中的研究发现，无论对于流动人口中低学历出身的家庭主妇，还是对于跨国移民婚姻中成为家庭主妇的高学历中国女性来说，都面临着在所谓“男人的人生”和“女人的人生”中做出艰难的抉择。她们一方面受困于家庭照料和完美母职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受困于被矮化的家庭主妇身份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因而都不约而同将全职主妇视为一种临时的身份状态，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渴望通过拓展职业和个人发展通道来实现新的“开挂的”人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女性”。这种想法不仅仅来自她们的生活处境，也来自成长于所谓“性别角色共担社会”的经历（赛汉卓娜，2021；王宏燕，2022）。因此有学者指出，倡导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独立女性”话语如今为消费主义所裹挟，业已成为凝视女性的一种新的压迫力量（王宏燕，2022）。这种“独立女性”话语所包含的内在张力，通过女性自身围绕着走出家庭还是回归家庭的私人选择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女性主义认为首先得打破有关性别、家庭和工作的主流规训，释放出批判的力量，然后通过去私人化的方式，诉诸更完善的社会体系，才能在职场和家庭中实现持久的平等（奥加德，2021：274-276）。

然而诉诸公共话语和制度的改造，是个漫长的过程。本书中呈现的苏南等地流行“不嫁不娶”的“两头婚”或称“两家并一家”的新型婚姻模式，尽管是在改革开放后独生子女政策的特殊背景下局部出现的习俗和婚配模式，未来会走向何方尚且是个未知数，但是在民间以实践的方式形成了对于传统“单一正统”的父权制家庭模式的冲击，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其“非常态”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从夫居被代以流动性的双边居住模式，同时在姓氏继替、财产继承、育儿和养老功能期待等方面都形成了男女双系的分配格局（张欢，2019；袁明宝，2021）。然而这种在结构形态上看起来双方平起平坐的制度安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父权制并实现了家庭内的平等，在学界是有争议的。如有学者认为，并家婚姻中最大的突破是赋予女儿继嗣与继承家产的权利以及养老的义务，这代表着传统父系制度的松动以及女性自主地位的上升（黄亚慧，2013）；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这种婚姻实践中女性的主体性有所彰显，但它是以计划生育背景下独女户的男性继承人缺位为前提，目的是实现双边的家庭继替，其制度安排并未颠覆传统的家庭伦理，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着父系家长制的核心原则，因而也有学者称之为一种由父代持续向子代输出资源的“温情脉脉”的“新父权”（和文毓、刘爱玉，2021；纪芳，2020）；还有学者从代际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模式形塑了一种以宗亲与姻亲相结合、双方合力向上的“新联合家庭结构”，但在资源整合的同时也削弱了小家庭的边界，并导致子代“啃老”的后果（张欢，2019）；更有学者直接将这种并家模式命名为“双系父权结构”，指出其清晰的资源和责任边界使家庭关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契约的性质，并家过程中核心小家庭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情感共同体，父代的强势介入使得子代的婚姻表现为“形合神分”的“去核心化”状态，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袁明宝，2021）。

上述研究表明，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情感、伦理等不同关系面向并非总是保持一致，而是呈现出彼此分离与交错并存的取向。家庭成员之间的价值观或伦理张力，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在家庭功能上的凝聚力；反之，家庭共同体内部灵活多样的结构形态与功能性互助，同样并不会减弱彼此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冲突或观念距离。因此在本书提及的各类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外衣下，究竟保留或激活了多少常态的家庭传统，又有多少新观念和关系形态假以传统的名义被重塑？无论如何，这意味着那种理想化的“单一家庭”意识形态正走下神坛，迎接充满烟火气的多元家庭实践。

寻找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点

吉登斯曾将现代社会中家庭的多元化变迁称为亲密关系的转型，认为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纯粹关系”的理念，而婚姻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徘徊在自由与安全之间，人类最终希望的无非“努力把我们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愈益看重的个人自由，与同他人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系的需要相协调”（吉登斯，2009：197-202），而这就需要在亲密关系中通过协商达到一种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点。本书中所呈现的许多亲密关系类型都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尝试，比如同居、丁克、网络亲密关系等。

同居现象在伴侣关系中的普遍化和去污名化，算得上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亲密关系变革的首要体现，尽管不同阶层、性别和代际之间还存在差异。例如无论对都市还是农村流动青年来说，工具主义的物质和情感功能需求与个体主义的爱欲满足，是他们选择同居不假思索的共同理由之一；而因婚姻传统规范的压力被迫选择不婚或等婚的过渡状态，以及同居过程中以“未婚夫妻”模式进行“拟家庭化”的资源共享与分工规划，则表明家庭主义的价值观在这些看似开放的亲密关系选择背后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赵璐，2018；于志强，2021；张亮，2021）。这一点在流动青年的未婚怀孕以及处置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张亮的研究发现，流动青年的同居怀孕固然有意外的成分，但同时计划内的怀孕也在不断增长，成为结婚的必要前奏。一种关于“同居、怀孕和婚姻的联合决策模式”正在流动青年群体中形成，尽管打破了组建家庭的传统先婚后育顺序，但由婚姻来组织生育行为的社会规范并未被动摇（张亮，2021），同时女性被视为生育工具的核心定位并没有松动，因而这种模式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同居女性的风险。

与此相类似，丁克家庭可以视为两性之间建立更加纯粹的亲密关系的一种尝试，因为它主动消解了素来为女性主义所诟病的女性因生育和母职导致的在经济社会各方面遭遇的不公与惩罚。丁克作为一种自愿不育的理念能在有着儒家传统生育文化的中国社会落地发芽，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尽管目前丁克人群只占极低的比例，但本书中齐鑫（2022）的研究提示我们，至少在年青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白领阶层中间，这非但不是大逆不道或不可接受，反而被视为富有责任心的理性选择，因为它是部分年轻人基于个体自由、育儿困境、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考量后的结果。在“丁克不需要理由、生孩子才需要理由”的铿锵陈述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生活在这个时代所难以逃遁的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张力与拉扯。

本书中的研究还涵盖了婚外包养关系、单身女性生育、社交媒体下的亲密关系等主题，这些关系类型因不同程度上与主流文化中的婚姻、生育与情感制度及伦理相违背而面临着更大的道德风险与压力，因此当事者往往一方面会在日常生活中采用隐匿身份的手段，不让真实的关系形态暴露于公共世界，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有意识地模仿或摈弃家庭关系主流模式而建构新的身份认同。例如“二奶”们利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关系化策略来塑造和彰显伴侣的男性气质身份，以保持亲密关系中自身的稳定地位（肖索未，2013）；单身妈妈则通过宗教信仰、情感依托、独立人设等不同途径构建了僭越性生育选择的道德基础，但这些女性最终能够在婚姻之外完成自主生育和抚育、实现所谓“女人当家”的关键，还倚赖于日常实践中来自父母家庭全方位的接纳、支持与协助（高碧叶，2021；高晓君、魏伟，2022）。此外，有学者发言，网络技术及其生态为纯粹功用性的“随意性关系”营造了可能，以社交媒体为中介的亲密关系由过去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变成了如今主客体之间的消费行为，它既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化的情感和亲密关系的社会想象，同时也以“被物化的亲密关系”的形式成为网络直播中屡屡被商业化利用的温情游戏（田林楠，2021；董晨宇等，2021）。这些偏离传统亲密关系轨道的新型关系形式，以性、爱、婚姻、生育的各自分离为特征，不仅呈现了个体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徘徊与斟酌、平衡与取舍，也为家庭相关公共政策的走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个体相类似，社会政策也不能妄想在自由与安全、自主与责任之间二选一，而是需要加入其中真正直面二者的博弈与协商。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14篇论文中，除了1篇翻译稿和1篇首发原创稿之外，其他均来自近十年间已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在此特别感谢相关期刊慷慨赠予文章的转载权。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些刊物或许算不上社会人文圈内威震四方的大刊，甚至有一些尚未列入C刊行列；论文发表时相关作者很多还处于籍籍无名的学生或者“青椒”阶段，有的文章在理论探讨的深度上尚显青涩，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的研究议题和田野分析的直抓人心所带来的学术冲击力。这一现象本身也表明，这些来自生活实践的非常态家庭和亲密关系研究在国内主流学界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因而也意味着学界对于家庭变迁与社会转型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尚待发掘，某种程度上也势必会导致公共政策理念上的偏颇或不周全。因此，本书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引子，希望这些稍显边缘化的研究呈现与讨论，不仅能丰富家庭研究的视野，也能吸引更多学者同道和政策制定者的目光，因为它们实实在在关乎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共同体未来的幸福。

吴小英

（节选自本书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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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zh

审校：myx

封面：photo by marvelmozhko on 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