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刊 |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八辑）》

内容简介

《清华社会学评论》是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自2000年创刊以来，始终以“面对中国社会真问题，关注转型期实践逻辑，推动本土化理论研究”为宗旨，刊发了许多在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清华社会学评论》开始以热点主题的形式组稿出版，以独到的视角、精辟的论述，掀起了学界对“面向社会转型的民族志”“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历史社会学”“劳工社会学”“科技与社会”等问题的讨论热潮，搭建起一个交流共进的学术平台。本集刊先后获得2017、2019、2020年度全国优秀学术集刊奖。在2018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本集刊全文转载率位列“社会学学科期刊”全国第一。

本期为第十八辑。设“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视角”“知识社会学”“学术论文”“思想沙龙”“学术书评”五个栏目，共收录学术论文、学术对谈、学术书评等文章12篇，既包括对涂尔干自杀论、鲍曼社会学中的文学性、韦伯金融思想等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理论研究，也涉及对社会需求与知识生产、数字化社会治理、企业用工模式、养老等现实问题的研究。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八辑）

王天夫 主编

严飞 执行主编

ISBN：978-7-5228-1146-8

2022年12月出版

目录/contents

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涂尔干的缺席：民国知识分子有关女性自杀的评述与研究

景军

权威人格与老年人自杀行为

——关于H的生活史与精神分析学研究

辛允星

知识社会学

社会需求、知识生产与知识群体结构变迁

吕鹏 付森

知识是地方性的还是普遍性的？

——以“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切入

吴义龙

学术论文

文学、隐喻与道德

——鲍曼社会学的诗性想象

曹金羽

超越算法的黑箱想象

张博伦

寺院养老与孝道救赎

——超越家庭养老的空间研究

齐腾飞 刘明

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与高等教育回报

——基于中国高校扩招的准实验方法

文桥

“数据化”驱动的社会“监测”

——一个地方政府与平台合作的数字治理实践

陈红宇

时间规训与关系控制：陶瓷产业用工模式研究

——以H县陶瓷产业为例

马玉龙 李婕

马克斯·韦伯的“资本论”

——《交易所》中的个体韦伯、资本市场与现代国家

龚泽恩

思想沙龙

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

宋念申 冯乃希 王笛 刘琪 李浩晖 杨涛羽

学术书评

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社会互动距离量表

——评《社会不平等与职业分层：社会距离分析的方法与概念》

李明

《清华社会学评论》征稿启事

内容摘要

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

对谈人：宋念申  冯乃希  王笛  刘琪  李浩晖  杨涛羽

整理人：冯乃希

2022年4月29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宋念申、冯乃希召集并主持了题为“微观城市：多元权力结构下的日常”的圆桌对谈，邀请了澳门大学王笛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刘琪教授、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李浩晖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博士候选人杨涛羽，共同讨论中国城市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此文在六位学者的对谈基础上整理而成。

王笛：我最近一直强调要从微观角度来看历史，是因为过去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还是习惯于宏大叙事。其实，不只是史学，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经常听到涉及城市的一些说法，比如“宏观管理”“宏观调控”“宏观规划”，等等。我们都习惯于一些比较大的词汇，比如，提到“人”，我们不说具体的人，常说抽象的人——人民、民众、群众，这已经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而且我们很多人，不只是做研究的人，包括普通的读者，也存在喜欢听宏大叙事的倾向。因为宏大的叙事给人一种成就感，因为关注的是大问题，思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这确实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特别是写历史的时候，好像自己在笔下指挥了千军万马，有了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但是最近一些年我总是在思考，这种宏观的视野经常不是以个体的人作为中心的。在宏大叙事中，就像我们站在高空俯瞰一座城市那样，但是我们从中看不到“个人”，即便看到的个人也会像蚂蚁那么一般大小，离我们太远，因而我们失去了解的欲望。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个体的人——无论他是居民，还是快递小哥，或者是一个城市的基层的行政管理人员，或者是一个打工者，或者是在城市中做生意的——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过去假设个体故事只是个人，缺乏代表性。其实我不这样看，因为每个个体的故事很可能代表着后面与之相近的千千万万的个体，也许他们的故事只是稍有不同，但他们的命运经常相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微观城市”就是要把我们过去站得非常远的那种视野、观察角度和问题思考方式，转向更加关注个体的人和个体的命运。这就是我认为的“微观城市”这一提法的意义所在。

我就先讲这些，我想听听各位年轻学者的看法。

宋念申：非常感谢王老师，您的观点对我特别有启发，这些也是历史学里面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先来与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我关注的城市是沈阳，研究的是沈阳的一个小社区——西塔。在对这个社区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就对刚才王老师讲的微观视野深有体会。王老师近年来的著作一直在强调“微观全球史”这个概念，并把微观和宏观糅合在一起。而我也想通过沈阳的案例来做这样一个尝试。王老师强调要把宏观的东西拉近，从而看到个体和个人。我的想法是：我们依旧关注宏观叙事，可一旦把宏观叙事拉近到微观层面，我们就会获得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我今天举出的案例，是20世纪早期铁路资本主义沈阳的多重现代性。

我从一个众人皆知的故事讲起。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刺杀。我研究的西塔社区距离这个刺杀地（三洞桥）非常近。几年前我到沈阳做田野，听到当地人讲起，就去实地看。果然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这是一个铁路空间，在20世纪铁路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产生出新的空间意义。东北，或者按当时所谓的“满洲”，是中国铁路最集中的地方。二战之前，40%以上的中国铁路都集中在东北地区。铁路的到来当然是和俄罗斯整体欧亚地缘竞争这样一个宏观的叙事有关。在跨西伯利亚铁路的东段，俄国为了方便地连接海参崴和赤塔，和中国共同修建了穿过东北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的一条支线，又向南延伸到旅顺、大连，就是日本占领以后所谓的“南满铁路”。这成为当时中国东北整个工业化、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交通线。

刺杀张作霖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也需要用不同的“镜片”去观察它。在这里我也受到王老师一部书名的启发——《显微镜下的成都》。我们需要显微镜，同时也需要放大镜，还需要望远镜，用三重镜片来看殖民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这种多重竞争的想法也来自前期很多学者的研究，比如沈阳建筑大学王鹤、吕海平老师就认为，沈阳的现代城市格局是多重权力介入的结果，包括俄罗斯、北洋军阀和日本。所以只有在多重竞争的框架下，我们才能理解今天沈阳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建设为何是这样的。

我所谓的“显微镜”就是具体关注空间里的个别建筑，从建筑风格上挖掘其竞争性；“放大镜”是看围绕这些建筑和设施形成了什么样的都市空间，尤其是产生了哪些新空间；“望远镜”就是观察整个由不同的竞争性的铁路系统来串联起的一个大的战略性空间。

东北南部最重要的铁路干线有两条：一个是日本人把控的南满铁路，一个是由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控制的京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就在我研究的西塔社区这个地方。日本满铁在西塔南方建立了满铁奉天驿，张作霖父子为了与之竞争，在其东边建设了京奉铁路辽宁总站。这两个地方非常近，跟西塔的直线距离都只有1.5公里。

满铁奉天驿是当时沈阳城最早的西洋风格建筑之一，设计师是太田毅。其建筑风格深受日本第一代建筑大师辰野金吾的影响。实际上，在满铁的整个沿线，包括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辰野风格。因为当时很多建筑师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辰野的学生。

在太田毅设计奉天驿的几乎同时，辰野金吾也设计了日本的东京车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座建筑的风格非常接近。之后的首尔站、釜山站，以及后来的大连站，都延续了这样的辰野风格。这是用一种特定的风格串联起来的殖民的建筑系统。

辽宁总站的设计师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建筑大师杨廷宝。杨廷宝是梁思成的师兄，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设计师。辽宁总站是杨廷宝回国以后设计的第一个建筑。最有意思的是，他当时想把从宾大学习到的那种法国布杂主义的风格带入东北，但是当他拿出设计初稿的时候，东北的铁路管理人员以及他的同事，都觉得不像想象中的火车站。因为那时中国人构想中的火车站有一个模板，就是北京前门火车站，也就是京奉线的起点。于是杨廷宝就依据北京站的样式加了一个大的拱顶，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辽宁总站。所以从风格的延续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建筑的样式也暗含着一种民族的和殖民的之间的竞争，它也有一种延续性和独立性，是一种身份的塑造。这就是我说的显微镜的层面。

放大镜的层面，我们就得谈近代沈阳的城市化进程。沈阳的城市布局非常有趣，清代作为“陪都”的盛京城，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城市布局的样式，由圆形城墙和八座城门围起中间的商业、生活区。但是随着铁路的到来，整个沈阳的城市重心开始往西迁移，来到西郊。日本满铁沿着铁路开设了附属地，其中心就是奉天驿。附属地剥夺了中国的主权，成为治外法权之地。满铁按照非常典型的欧洲城市的街道风格，规划和设计了这个新都市空间。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它非常整齐，从铁路沿线斜着展开了一个正方形区域，其中有广场、发散型的道路，有一个个非常严整的街区。

张作霖为了跟满铁附属地竞争，在老城和附属地之间的空地上开辟了所谓的“商埠地”，引入包括中国本地资本在内的其他资本。从地图上看，商埠地非常不规整，虽然也尽量按照经纬度横竖的道路进行规划建设，但是由于它夹在一个斜矩形的附属地和圆形的老城之间，很难做到街道的整齐排列。今天沈阳的城市布局继续往西扩，铁路以西变成了工业区，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铁西区。但是基本上仍然延续了当时三重权力交错竞争下形成的这个城市格局。

最后我们再用望远镜来进一步理解这个空间的意义。在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区的铁路网线中，日本满铁控制了南满线及其支线，特别是奉天和安东之间的安奉线。安奉线又连到朝鲜半岛的铁路线。所以这是一个跨国、跨区域的铁路网络。当时苏联人还控制着北部的中东铁路，以及哈尔滨—长春之间的铁路。张作霖政府则控制着京奉线，并且在南满线两边打造出一些平行铁路线，试图利用京奉线直通关内的优势，与南满系统竞争对东北的地缘经济开发。而日本人的野心，则不仅仅在于控制朝鲜和东北的铁路。后藤新平的宏大构想，是以朝铁和满铁，将日本连通跨西伯利亚铁路直到欧洲，然后以日本海运线连通美国的跨太平洋铁路，构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全球运输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构想。

作为这两种宏大地缘战略主动脉的南满线和京奉线，其主干线只有一个交叉点，就是张作霖的遇害地三洞桥。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下子就对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的意义不仅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前奏，还是整个20世纪多重资本主义势力和国家势力在这里展开激烈竞争和争夺所必然导致的事件。

从宏观和微观多重角度，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一个城市，一个微观社区的空间意义。以上就是我今天想报告的内容。下面有请刘琪老师。

刘琪：刚才两位老师讲的我都特别同意，我的专业人类学本来就是一个擅长于从微观和具体的故事来看大历史的学科。人类学没有“微观全球史”这种提法，但是从微观层面看宏大历史，是人类学跟历史学所共通的。

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关于人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后来我又在云南的迪庆地区做过比较长时间的研究。相对于中心地区的城镇来说，边疆的城镇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更混杂和更多元。这个混杂和多元性甚至是跨越国界、跨越边境的，因为当地总会跟更大的社会体系之间存在联结。

我的研究是想回应帕克在20世纪初的城市社区研究中所提出的经典问题：如何在混杂的基础上去构建社会秩序？在我们生活的这种个体化程度很高的都市社会里，如何构建一个共同体，一个Community？通俗来说，就是如何形成对这个城市的认同？

我通过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的史料展开研究。独克宗和阿墩子是我关注的两个城镇，也就是今天的香格里拉县和德钦县。中甸现在已经改名为香格里拉，但在史料中仍旧多以“中甸”一名出现。这两个城镇位于云南与四川、西藏的交界地带，人群上很混杂，文化上很多元。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香格里拉和德钦，会看到它们是在山沟沟里的小城，当地人把这种被群山围绕的平地称为“坝子”。每个第一次到这里的人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两座城镇？翻开档案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的兴起，和军事上、贸易上的原因有着密切联系。独克宗曾经是一处寨堡，是各种势力彼此争斗的军事要塞。比如木氏土司和蒙藏联军在清初的时候，就曾经在此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仗。后来，雍正年间，清军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的时候进驻中甸，派设驻军，并建了一座城池。当时，汉人是住在城墙里面的，而藏族是住在坝子上的，他们之间是相对隔绝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在杜文秀兵变中，中甸城被毁，就开始有了汉藏融合的过程。这些汉人驻军被迫要走出他们的边界，要跟当地的藏族进行融合。

从民国期间的中甸县城示意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情况。旧墙是当时建起来的兵寓，当时汉兵住在旧墙里面，藏人就住在墙外的坝子上。汉人的聚居地里面，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汉族的元素，什么关岳庙、灵官庙、观音阁、文庙等，汉人就会去这些庙里拜。藏族聚居的范围里面，藏人所熟悉的东西就比较多，比如转经筒、经堂等。另外，还有鹤丽会馆（鹤庆会馆、丽江会馆），这些会馆是从雍正、乾隆时期开始有的，是地方秩序平定之后，到那里去经商的一些商人所建。会馆里也有神像什么的，他们也会去拜，在当地人的谈话里，这些会馆也被称为“庙”。每个在这个城市的人群都有他自己的空间，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体系。

阿墩（今天的德钦）的城市格局和中甸有着类似之处。当地有一个传说，说木氏土司在出征藏区的时候，得到了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结果到了阿墩那里，佛像忽然变得重达往日数倍，搬不走了。于是木氏土司就在那里建寺召僧，陆续商集成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因为它描述了当时木氏土司被藏传佛教的力量所影响的过程，也是用传说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记忆，即这个城从一开始就是个“民族交融”的场所。

阿墩的中心叫升平镇，民国期间，那里只有三条街：正街、后街、口袋街。在正街的尽头，有一座回民的清真寺。据说在清真寺的隔壁就有一所教堂，这个“教堂”也只是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外国的传教士过去传教的一个房子。另外，它也有藏传佛教的转经台、白塔等。可以说，这里也是一个文化上非常混杂的地方。

那么，这些多样的人群与文化如何形成整合呢？我比较强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规范上的约束。史料中可以找到，从雍正年间开始，当地就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汉藏公约。这些公约都是民间自己制定的，内容非常琐碎，关键是，在公约里会不断地出现“汉藏”这个词。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汉人和藏人两方就开始坐下来讨论，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公约里还会写，不能将己见强加于人，要容忍不同观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从观念上开始教育，要容纳和自己不同的“他者”。

除了社会规范以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整合方式就是仪式体系，这也是人类学关注得比较多的方面。我们通常会认为，在混杂之上如果要形成整合的话，一定要有仪式性的共同象征，或者共同的符号。我也确实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些所有的族群都共同去信奉或者完成的仪式体系。

独克宗比较典型的就是转经筒所在的龟山。这个空间本身就非常有趣。它在城的中心位置，最上面是巨大的转经筒，中间是一个龙王庙，下面是一口水井。这个水井今天已经不用了，但它曾经是所有住在那里的居民都要去打水的生活源泉。我去年去过一次，发现他们又重新把水井这个符号挖掘了出来，旁边还立了块“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标语牌，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传统的发明。而在水井之上的龙王庙，是汉人和藏人都会拜的一个庙，因为他们知道，水是维持整个城市体系的根本。

五凤山的山神庙也特别有趣。这是一个典型的汉藏混合的建筑，有很多汉族的元素融合在里面，但是又拉了藏族的经幡，前面还有两个汉族的石狮子。山神庙前面的烧香台也是两座：一座是汉式的，用的是我们平常熟悉的给菩萨上香的方式上香；一座是藏式的，藏族人就用给藏族山神祭祀的方式去烧香。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这两个烧香台都有人在烧香。我就觉得这个空间非常有趣，他们用的是不一样的方式，但是供奉的又是同样的神灵。

在春节的时候，独克宗的居民要先去水井那里“抢头水”，这是一个像游戏一样的仪式，然后去五凤山烧香，再去百鸡寺烧香，完了再去亲戚朋友家串门。这一套仪式体系就是提醒他们，什么东西对于维持这个城镇是重要的。

最后总结一下：人类学对城市的研究，提出来了一个概念，就是从Anthropology in the city到Anthropology of the city。这其实跟诸位老师的想法是比较像的。我们不是在城市里做研究，而是对城市本身的研究。刚才宋老师讲的也非常接近这个东西，对城市各种人群结构、空间布局，以及跟各大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研究。另外，像独克宗和阿墩这样的案例，就可以回应当年帕克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在个体化的基础上，在流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社会整合。

（节选自本书，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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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lzh

编辑：lzh

审校：myx

封面：photo by Nathan Anderson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