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准牛津生成长记,这个时代的无问西东 | 讲述
从每年11月末到来年4月，几乎所有关心国际教育的人群，都盯着海外大学的放榜。这中间新年第一个月，牛津、剑桥这两所英国最顶尖大学的放榜无疑是一个高潮。
在今年牛津、剑桥的录取中，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的学生有6名录了牛津，3名录了剑桥。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官网图片。
在最近几年名校录取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样的学生能被牛津、剑桥这样的顶级名校录取？我们对这些孩子充满好奇。
在和学校沟通之后，“爸爸真棒”的记者约到其中3名拿到牛津OFFER的同学，与他们畅聊了一个下午。
每年的学霸采访，毫不夸张地说，这些18岁左右的高中学生，无论是思维能力还是知识面，一不小心就能“碾压”自认为读书颇多的记者。不过在被“碾压”的同时，我也不由得在心中对比：
这三名从公立学校转入国际高中，继而考进世界顶尖名校的学生，跟我们在美国高中采访的那些优秀小留学生相比，从眼界到内涵，是否有什么质的差别呢？
结论是：也许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从那些在顶尖美高充分自我探索、找到自己方向的孩子身上，我们觉得，中国真正的精英一代，也许正在他们中成长起来；然而这次在3名“牛津”学霸身上，我们又一次生出这种感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个“准牛津”学生的故事。
刘依麟录取牛津大学数学系，但这个男孩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爱读西方哲学书。“我其实想报数学与哲学专业的。进了牛津后我也打算修一门哲学课。”
刘畅录取的是牛津大学地球科学专业，这个杭州女孩安静的时候似乎有点腼腆，一聊起地球“传奇”、地质、宝石，还有自己平常做的实验时，可以信手拈来许多奇闻趣事，整个人仿佛若有光；
翁雨晴录取的是牛津的历史和经济专业，这个女孩看起来文静、稳重，谈起二战史、民族主义这样的话题不偏不倚，充满思辨。
从这些高中生身上，你能感受到一种和《无问西东》中相类似的内在力量。他们的确更接近我们向往的那种“学者型”学生。
这一代学霸，早已不是那种“流水线”式的考试达人，这部分由于国际课程本身的培养方式，在我们聊下来之后，发现家庭的影响，似乎是更显著的方面。
他们从小就会和父母建立一种开明、平等的沟通关系，阅读面广，对自己的兴趣有非常自主和深度的钻研，这些共性，在三个孩子的成长经历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学术第一三位学霸的牛津面试我们的采访，是从面试开始谈起的。
和美国不同，
中国学生申请美国藤校，通常由本地校友面试官安排面试，或在线面试；
英国名校的面试，必须在学院里完成。
所以一谈到面试，刘依麟、刘畅和翁雨晴就讲开了他们的牛津之旅。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学院建筑给三名中国少年留下深刻的印象。“感觉将来有很多探险的机会，”刘畅笑着说。
牛津的面试都安排在各自专业所属的学院楼，一般会有2-3个面试官，通常会是学科教授或系主任，由他们向学生发问，另有一名面试官专事记录。
这里还是强调一点英国大学和美国大学不一样的地方。同样是面试，
美国大学，尤其是藤校，可能会关注学生个性与学校气质是否“合拍”，
而英国则更看重学生的学术底蕴和思维方式，以及是否能跟得上教授的思路。
“数学面试：证明一下欧拉公式吧。”
“当时主面试的教授只跟我稍微聊了一两句，就突然从桌面抽出来一页纸，跟我说，你把这上面的题目做一下吧。”刘依麟回忆说。他结果考题，一眼扫过去，足足有17道题，“我最后做出来12道题，我计算了下，平均每道题用2分钟。”
在刘依麟做题的同时，牛津数学系的主考教授会一直看着他的解题过程，其中有一道题，刘依麟用了一种跟考官思路不太一样的方法，考官会提醒说，也许还有别的方法。“我知道有另一种解法，于是立刻用第二种办法又做了一遍。”
这种互动过程很微妙，刘依麟自己的总结是，
考官想看到学生的解题思路和基本功，那就尽量让他看到，一旦感觉考官在面试中有所引导，就马上跟进。
面试之后，刘依麟隐约听说，17道题当场解出12道，应该是“答卷”中的上限。
但帮助他赢得面试的，也许不光因为实力，还因为面试现场的机变。在做题的过程中，刘依麟遇到一道欧拉公式的证明题——据说这是数学史上最有名的公式之一，我们也不具体展开这到底是个什么公式了。因为他阅读量大，这道公式的解法他之前就看过。
是当作运气好不吭声解题，还是坦诚告知自己知道解法？刘依麟选择后者。告知考官之后，才按照自己理解的思路解了一遍。
即使见过证明过程，但自己推导一遍，还是能让考官看到你的思维方式。”刘依麟说。
刘依麟这种Hard模式的过关经历，让刘畅也听得紧张不已。他俩不同班，平时只是以学霸之名互有耳闻。
“地球科学面试：说说看这是块什么石头？”
刘畅觉得她的面试轻松很多，尽管在我们听起来并非如此。
开始也是聊天，聊着聊着，主考官突然伸手在桌边装化石的箱子里掏出一块石头，递给刘畅，“说说看这是什么石头？”
“说实话一时间也是有点懵的。”每次讲到专业，刘畅个性中“段子手”的属性就会显露出来。她描述自己当时的表现，先是拿一张白纸对比颜色，然后掂量分量、描述纹理。刘畅觉得这块石头相比同体积的普通石头要重，推断里面含有金属。
我觉得是我灵光一现，看到是块米白色的石头，就拿张白纸对比色度，大概就是这个小细节，让考官觉得我还是挺有学术sense的，所以才通过面试的吧。”刘畅聊完，又有点谦虚。
实际上能正确、有条理地陈述石块的特征，并给出合理推断，从中体现的科学素养已经很不简单了。刘畅的举重若轻，来自其对地质学与“宝石”的真爱。在我们的聊天中，她的渊博和有趣是一点点展示出来的。
▲在学业之外，刘畅也有着广泛的爱好。
“历史面试：一场学术上的‘过招’”
翁雨晴是那种典型的文科学霸，博闻深思。她经历了历史和经济两科的面试，但分享更多的是历史，因为她自己觉得在历史面试中有点“受挫”。
牛津大学的历史学面试，需要实现准备一篇命题论文，题目是：
二战中意大利走法西斯路线，墨索里尼有没有实现他的目标？
翁雨晴的观点是墨索里尼想建立军事化国家，继而对外扩张。但她自己觉得这个观点被教授驳得“体无完肤”。
她的观点，更多是根据主流历史观对法西斯意大利做出的结论摆开史实的，但牛津教授却不断从史实出发，引导翁雨晴跳出“墨索里尼想要建立军事国、想要发动对外战争”的一般看法，根据事实推演：墨索里尼最大意图可能还是巩固集权，而并非怀着多么极端的军国主义目标。
“交锋”到最后，翁雨晴觉得自己：
虽然我想尽力坚持自己的观点，但还是节节败退，最后算是接受了他（主考）的观点。”
翁雨晴的总结是，她的优势是学科积累不错，但逻辑思维有所欠缺，让考官“抓住了”她从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但在我们听来，那一大通洋洋洒洒和面试官的历史观“过招”，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高中生的量级。
牛津的面试，是一场综合能力2.0的展示（考试是1.0），没有深度的学术钻研，感觉根本不可能接下面试官的招。
另外英语能力和表达能力要求也很高，感觉从进入面试环节开始，学校就已经按照一个英语母语的专业人士来对待你了。
一般来说，能申进世界顶级名校的学生，阅读量大是意料之中的，但随着采访深入，三个准牛津学生的阅读量，还是让我们略感震惊。
“我喜欢维特根斯坦，因为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和数学有点接近。”
考入数学系的刘依麟喜欢哲学，这在中国学生中大概真不多见。哲学有很多种，高中生对人生哲学有兴趣，的确是这个年龄的特点，但刘依麟告诉我，他喜欢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因为“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和数学有点接近”，也读完了《西方哲学史 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这基本上是大学里西方哲学专业的必读书。他还列举了几本英文版的哲学通论。
刘依麟的阅读面其实很广，不仅仅在哲学一路，数学类的著作也读的，文学也不在话下。他偏爱的文学类型是推理和科幻——他对日本的推理小说流派如数家珍，成立过校内推理文学社，出学生杂志，也自己写科幻小说；在类型之外，像卡尔维诺、毛姆的书他也很爱，存在主义流派萨特和加缪的小说也非常喜欢。
在采访的中间，我很认真地跟他探讨起他的“知识体系”，他告诉我，在他看来，
数学在抽象、理性的一端，美学在另一端，两者都不可描述，而哲学和文学是将两端之美呈现出来，变得可感知的中间路线。
▲刘依麟和他的书架。
“德尔斐神庙的传说，其实可以从地质学上来解释！”
刘畅聊起她在读的地球科学书籍也是两眼放光。地球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到底经历过什么？这个问题像一个磁石，牢牢吸引了她的好奇和探索热情。
比如说，我们在传说中看到地球遭遇过生物灭绝性的地质变化，地震或是火山爆发，如何证明？有时科学家会在深海海床上发现一些孢子化石，这些孢子属于某种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蕨类植物，如果这些孢子化石对应的时间不是地球演化之初，科学家就能证明这里曾发生过地质灾变和生物大灭绝。”
刘畅谈起她最近读的书《How to Build a Habitable Planet》，顿时滔滔不绝。
除了地质类书籍之外，她还非常喜爱希腊神话，以及关于古希腊的史籍。她兴致勃勃地谈起她读到的一个轶闻：
传说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坐落在一个地质断层带上，所以从地下会间歇性地逸出气体，这些气体有致幻效应，会让祭司说出迷狂又费解的话，因而又从中诞生出一些神圣的学者，专门去理解这些“天启”并将之翻译出来。
这种让外行听起来像段子，确实是考古发现的小故事，刘畅能信手拈来不少。聊的过程中刘畅告诉我们她正在学希腊语。互加微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她微信名很奇怪，原本以为是新人类的火星文，结果却是希腊语。
▲刘依麟读的《西方哲学史 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和刘畅读的《How to Build a Habitable Planet》封面。
“作为深度历史爱好者，阅读量必须大一点才行。”
作为深度历史爱好者，翁雨晴的阅读量之大可以想象。她读书涉猎的面也非常广博，《论语》、《古文观止》、古诗词都是打底的阅读，四大名著反复读，中国近现代小说、外国科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都在自己的阅读范围内。
历史政治类读得比较深，翁雨晴看的很多论著都是关于民族主义的，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翁雨晴读的是英文原版。
还有一些书是翁雨晴跟着妈妈一起读的，雨晴的妈妈是英文讲师，有段时间研究《灰阑记》，是一部讲述包公断案的元杂剧，雨晴和妈妈一起读这本书的角度是：从文学作品中看中国古代的法律。
▲落落大方的翁雨晴。
阅读是国际化教育中一条醒目的金线，实际上它无论在哪种教育类型中都很重要，大约仅在“考试工厂”型的学校系统中不受重视。
从三名学生的阅读经验看，读书是一条深度学习的大道，帮他们把自己的兴趣爱好逐渐演变成学术探究。
他们读书的领域，从广博到精深，完成了个人阅读路径的演化过程。他们已经形成为自己建立书单的能力，正如刘依麟对我们说的，当他对一件事感兴趣，他就会尽可能找相关书籍去看，无论是传记小说还是专业论著，都会参照来读，直到研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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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几年在OFFER季采访牛娃，都会为他们的独立和成熟折服。当我们的采访顺水推舟地进入到家庭教育问题，我们越来越发现，平等、开明的亲子关系，是这些孩子的另一大共性。
“有疑惑的时候去问妈妈，她说：你去做个实验好了。”
刘畅在讲她从小对科学兴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出她成长中那“看不见的手”。
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尤其妈妈是化学老师，刘畅从小就出入实验室，看妈妈做实验，有时动手搅搅溶液，看液体变色。
但即便如此，父母所做的，从来不是用提前灌输专业知识，或刻意去教，而是用“专业”的方法去引导她的兴趣。
高一暑假的时候，刘畅有阵子用家里养的芦荟做面膜：掰开芦荟肉汁的叶片，取用里面透明胶质的部分涂脸。
但有一天，刘畅掰下芦荟，放在一边，等想起来要用的时候，发现芦荟的肉质部分变成了红色。
刘畅觉得很好奇，在网上查了下，没看到相关解释，去问妈妈，妈妈说，你去做个实验好了。
实验是在家里做的。妈妈跟刘畅讨论下来的思路是这样：
导致芦荟变红的，一定是空气中的某种成分，那么就可以分解出空气中的成分，分别和芦荟发生反应，看看变红的到底是那种物质。
刘畅和妈妈一起做了一个实验分项列表，然后开始分解空气中的氧气、二氧化碳和水等主要物质，逐一去测试反应结果。
在家里如何获得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问题引发我的好奇。刘畅笑着说：“我在家里做实验，实验器材可不怎么好。”
为了获得二氧化碳，她让爸爸从早上开始做煎鸡蛋当早饭，以便收集蛋壳。拿到很多蛋壳之后，她用“醋泡鸡蛋壳”的方法产生二氧化碳，收集工具则是一只手工排干净空气、扎紧袋口的保鲜袋。
但是真的有效果。经过“超级慢”的时间后，袋子逐渐膨胀起来，让袋子鼓起来的，就是二氧化碳。
这个收集工作做了一周，“转移气体的时候会损失很多”，刘畅说，所以那一周，一家人可吃够了鸡蛋。
空气中的水是纯净水，这用蒸汽就好。水是实验三要素中最容易获得的。
最伤脑筋的是氧气。一开始刘畅想到的办法是通过加热水的方式，但妈妈提醒她，这样收集有问题，而且很难排除水蒸气。
“最后我想到一个很损的办法，”刘畅哈哈笑地说，
我找了一只袋子，套在妈妈最喜欢的一盆花上，然后在早上太阳全上来的时候，把里面空气排掉，把袋口扎起来。植物白天的时候，会排出氧气。”
“实验条件太简陋了。”刘畅笑着说。做了一个星期的实验，但芦荟最后也没有变红。但是如何有章法地做一场实验，如何从生活中想办法解决问题，刘畅是太熟悉这样的实践了。
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也许才是她在牛津面试中根本不怵、对答如流的原因。
▲做实验的刘畅。
“老爸一直喜欢和我‘谈人生’，但高中时我才和他对上了频道。”
刘依麟和父母的关系，我们一边听，一边想象，觉得颇有点反差萌。据刘依麟说，爸爸年青的时候，是个“文青”，虽然主业在金融方面，但从刘依麟小时候开始，就很爱跟儿子聊“人生”。
刘依麟说，自己差不多到了第三阶段，才和爸爸对上了“频道”：
小时候根本听不懂，初中时根本不想听，刘依麟说那是他的叛逆期。
到了高中阶段，刘依麟开始成系统地看小说、看哲学书，终于让爸爸盼到了对等的交流期。
刚开始我是从父亲那里索取知识，现在也会给父亲讲些我的新想法”，刘依麟说。
有点出乎我想象的是，当刘依麟开始有创作小说的想法，也会第一时间和父亲交流构思和情节。
而从妈妈那里，刘依麟学到的是严谨和认真的态度。刘依麟的妈妈做财务工作，她告诉刘依麟认真的价值：
每遇到一件事，首先不打折地做完它，你就胜过了70%的人。
这句话随着刘依麟的成长，越觉得受益无穷。
聪明人下笨功夫，是最见效果的。刘依麟说他在一些不那么擅长的科目上，会默写笔记，甚至默写几遍。这些小习惯让他事半功倍。刘畅也是如此，国际高中里没要求学生做错题集，但她自己记下的错题集册子，甚至被老师“扣”了下来，要给学弟学妹们做个榜样。
“在餐桌上，我们聊《红楼梦》。”
而在翁雨晴家，餐桌文化好比一个家庭传统，一家人在吃饭时间里无所不聊，从最近在读什么书，到如何看教育，谈父母的工作，或是爱情观，都是餐桌上可聊的话题。
翁雨晴也是出自一个文艺和学术并重的高知家庭，妈妈是大学英语教师，但是很爱阅读，带着翁雨晴自小遍览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她们会在餐桌上对《红楼梦》里的一个细节，比如贾元春做了条谜语，最后谜底是炮仗，贾母心中觉得不祥的这一段，和妈妈讨论人物命运和中国文化。
雨晴的父亲是位律师，有时父亲开庭，雨晴也会跟着去听庭审。这种特别的经历，让雨晴了解到很多司法程序和法律知识，但最吸引她的，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在每一例不同的案件中，重要的是筛选证据、呈现证据、对照法律条文，找到对方证据的错漏点。
“这和历史探究的过程是一样的。”雨晴说，在她看来，历史所以吸引她，因为钻研这门学科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
这个过程好像探险，你发现一个新证据，以往建设的整个世界认知可能就崩塌了。一个真实的证据，可能把之前的逻辑推理全然推翻。”
翁雨晴说。在这种探究、讨论和阅读的过程中，她在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一个学霸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有什么样的专业特长、思维方式，以及做人准则，实际上是对孩子补益最多的地方。
微妙的地方在于，父母所长，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给到孩子？这真的很像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父母言传身教，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而不是灌输，或用家长制的姿态去教训。
和孩子做朋友，很多时候家长会顾虑孩子会因此越界，但其实还是要看家长的做法，看家长有没有智慧，去做孩子可以沟通，可以信赖的良友。
采访三位学霸，除了她们学术和个性的特色之外，他们的学业路线选择也颇让人深思：
三位同学都是从体制内公立学校考进A level国际高中，这种转轨式的国际化教育之路，也是十分典型的一种择校范式。
在采访中我特意问到三位同学对两种不同学习环境的体验，以及他们最终走入顶尖名校的经验，得到一些这样的收获。
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三位同学都非常自律，有很自主的学习力。
刘依麟是那种“一贯制”的学霸，所以在光华剑桥维持着这样的优势，
翁雨晴的情况也基本上是这样，
但刘畅实际经历过一次小小的中考失利，所以进入国际高中后，对自己要求是挺严格的。光华剑桥的老师说，她是那种学得很踏实的学生。
但这样的三个牛娃，如果一直公立高中走下去，实际上国内一线大学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天赋发展上，可能会大打折扣。
三位学霸都说到的一点是，公立教育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压得太紧，剥夺了他们想干自己事情的时间。而进入光华剑桥之后，尽管她们也会自觉做题、默写笔记或是做卷子，但是和仍在公立学校奋战的旧同学比，还是觉得轻松许多。
在高中阶段，自主探索其实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能自主安排自己课余时间，也是一节成长必修课。比如刘依麟说，他的周末基本上都会划出时间来看书、构思小说，这实际上也是高中阶段的正经事。
所以，纠结国际化教育路线，又担心高中转轨太迟的家长，这三个准牛津新生的经验，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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