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刘宏涛：The Tao of the Anthropologists

刘宏涛人类学之滇 2022-05-01

回想自己的学术生涯，实在觉得乏善可陈。那些细碎的往事、黑暗里的摸索，不知道被自己审视了多少遍。我厌恶重复，不过，我不得不在这里再次叙述自己的探险了（不要笑）。还好，在我用相机给女儿拍照时，一个自以为有趣的视角飘然而至——根据自己学习摄影与学习研究的经历，让不同领域里的“看”、“构筑”与“表达”隔空喊话。

的确，是尼康DX35mmf／1.8G定焦镜头让我把这一切回望得更清楚。之前，我要么把2870mm变焦镜头用在胶片相机上、要么在数码单反上挂一个1855mm的变焦。在习惯了定焦镜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被劣质变焦镜头蒙蔽了很多年。唉，摄影与学术研究何其神似！

它们都缘起于一种冲动，cook作为raw的现实世界。站在同一地点，镜头和人眼所看到的有很大差别；理论视角下的世界与当事人所感知的生活也不相同。焦点与被研究主体、焦距与理论视角、景深与主题厚度、后期与论文写作，他们如出一辙。如果处理的好，它们都在整体上散发着具有质地、情感和温度的意蕴，都在与他人交流，而不是肆无忌惮的裸奔。

需要冲动

有相机的人，看到美人美景，都想拍下来。处在不同阶段，拍的不同。我在小学时摸过堂哥的相机，2003年大学三年级时有了自己的。凤凰牌，2870mm的镜头。当时新鲜，觉得有意思就拍，而拍出的照片有什么意思，从没想过。那时，有冲动，但冲动没有指向。白费力气。六年后，换了数码相机，我才开始想这个问题，也拍出了几张满意的照片。又六年，入了定焦镜头，我才真正开始理解摄影。

学术研究也一样。本科时，觉得自己啥都不懂，不懂的就学。没怎么想过学了干什么，没有方向。六年后，读博时，才真切地有了想向这个世界说点什么的冲动，而不是自言自语。现今，对学术研究有了更玄妙的想象。

若没有捕捉现实世界的冲动，相机上就会有灰，学术研究就成了苦役。

找到焦点

到底是什么令你我感动？

是色彩、光线、线条、形状、笑容、目光，还是色彩中的温暖、光线中的希望、线条中的优美、形状中的刚强、笑容中的气息、目光中的苦难、还是所有因素混溶之后在自我言说的意义？思考它、刻画它，把焦点放在突出这个主题的人／物上，通过它来构造一个有意义的图像。这会耗费很长时间。

201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骑着黄乡长借给我的他骑了10年的摩托，我闯到海南省东部地区一个叫“凹叉“的黎族村落。他们住的是船型茅草房，房屋结构极其简单，但可容纳三代人。最初，我以为似乎是去了马林诺斯基的田野：与世隔绝的前现代社会。我决心在这里研究当地人的信仰体系及其规则。

半年中，我搜集了关于亲属称谓、家族系谱、血统规则、分家析产、婚丧仪式、治疗仪式、田地耕作、狩猎规则、交换原则、性别权力、日常笑话、个人回忆、人的认识等等各类的材料。我蒙了。怎么处理这些材料？它们在说些什么？还要继续吗？

我停了下来，自拟了两个结构完全不同的写作提纲，以及需要补充的内容。我忘了其中的一份都写了什么，另一份提纲是按照人的生命史来编织的。这种组织材料的方法并不能导向一个最终的结论，也即文章结构本身未能呼应一个主题。我否定了它们。不记得又经过了多少日夜的分析与猜想，最终，我看到了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素材三个要素：身体、灵魂和“花”。

当地人所理解的人分为三个部分。一个人的身体来源于父母，他的血亲身份主要依据父亲的身份来确定。亲属称谓、家族谱系、血统规则、分家析产也呼应着这一点；一个人的灵魂缘于祖先的转世，这就意味着灵魂也附着在身体的身份之上；“花”（类似于汉族送子娘娘所送给求子者的东西）也由送“花”的女神来将相同的“花”反复地送给同一家人。人死之后，灵魂变为鬼。在世者的灵魂无法与身体沟通，但可以与鬼沟通。灵魂与鬼有了瓜葛后，人体便会患病。借着灵媒的检查，他们看到病因何而生，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就是一系列的仪式。人的三个构成部分及其关系几乎统摄了我所调查的所有内容。

焦点找到了，还要捕捉决定性的瞬间。对于布列松的著名理论，我只粗陋地将其理解为能够给静态图像注入动态活力的瞬间。一位衣衫褴褛的伤残军人和一个衣冠楚楚的金融精英在歌舞升平年代的马路上错身而过，后者对前者低垂的一瞥就是那个瞬间。它将各种因素勾连了起来，炮灰与英雄、尊严与等级、幸与不幸相互纠缠。读者就此开始思考了。

尽管身体、灵魂和“花”可以成为焦点，但围绕着它们的那些因素因何而勾连呢？大约花了两个多月，我看到了汇聚黎族人信仰体系与行为实践的空间结构。我无法描述这个过程，因为我忘了。受制于这个结构，同时在这个结构之中，身体、灵魂与“花”以及环绕它们的那些因素得以相互地赞赏和争吵，一并烘托着主题：具有本体含义的信仰体系如何塑造着当地社会，具体的个人又如何在其中策略性地安身立命。

选择焦距

这是怎么捕捉的？对于初学者而言，那要看他们的相机配什么镜头了。是定焦，还是变焦。持变焦镜头的人，基本上是不管自己站在哪儿，调一下变焦环、按一下快门就完了。我用变焦镜头拍照时，差不多如此，只在变焦还不够时，才会想想哪个拍摄位置更好。这真的是拍出坏照片的好方法。

基于本科的哲学学习，我实在是在太长的时间里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拿着变焦镜头。这不怪哲学，怪我不开窍。哲学学习让我一直审视和批判自身的立场。这不是坏事，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可惜，我没有。当时，我觉得站在这儿看世界有立场问题，站在哪儿有意识形态问题。最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冲动都没了。相机蒙上了灰。最后的结论是，自己哲学天分太差，还是学比哲学低一档次的人类学吧，应该可以耍的开，也有意思。2004年就去读人类学了。没想到，人类学比哲学的要求还多，得喝酒、备烟、会套近乎、能闲扯淡，回头，趁人们睡着了还得挑灯写笔记。

更要命的是，哲学的变焦镜头几乎一直影响着我硕士期间的学习。感觉什么文化结构论、实践论、象征论、结构论、功能论全都不靠谱。那时，我从未主动选择任何一种理论来看待这个自己还觉得有点儿意思的世界。还好，导师蔡华强调让没有研究经验的我完成一篇关于社会运行机制的民族志。

根据当时的认识，我几乎翻遍了中国西南地区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但，没有特定的视角，我也没看出在哪里做什么研究更有价值。最后，我就选了个梦想中好吃好在的苍山下洱海边的大理，蹲了六个多月。写成的《不熄的火塘：彝族腊罗巴支系的亲属制度》在2009年也出版了。豆瓣上有人评论说，“一份中规中矩的调查报告”。我深以为然。不过，我所理解的调查报告可能与评论者不同。写出事实的逻辑，而未见理论讨论，可称之为调查报告。若没有将事实锻造成有意义的逻辑链条，那只是材料汇编。经过硕士三年，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人的生活虽然繁杂多样，但生活本身自有其法，此法凌越了理论的管窥而自在言说，它向摈弃先见与偏见的人“现象学“地开放。

其实，我去的那个山头，不好在，也没什么好吃的，还被狗咬了一口，生了一场病。但田野没有白费，我对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有了新的理解、开始真的看得懂马尔库斯、格尔兹、列维-斯特劳斯都在说些什么了。

这些都不是理论视角所带给我的，而是对于新手而言可以捕捉到的亲属制度及其运作逻辑给我开了眼。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可能才刚到门槛前。离真正的跨过门槛、在众人环围的桌前找到一把凳子，坐下来参与讨论，还有一段距离。

在一篇名为“Why did it take me forty years to figure this out?”的软文中，摄影器材推介员Ken Rockwell总结了他自己的FART摄影法：感受（feel）、提问（ask）、精炼（refine）、按快门（take）。在被视觉场景激发了拍照的冲动时，得再自问一下：究竟是什么在触动自己？然后，将它在构图中突显出来，再按快门。使用定焦镜头更能训练这一点。受限于镜头的视角，摄影者不得不前后左右走一下观察观察，站在哪个位置才能从镜头中看到最美的画面，并将主题凸显出来。不同焦段拍出的照片，空间感很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有差异。广角容纳更多的事物，汇聚着空间，制造着紧张氛围；长焦则稀释了空间，给人以疏离之感。当熟练了每一个焦段的时候，变焦镜头才是利器。

理论视角不也如此吗？那些抽象程度较差的理论，视角小，让人觉得离真实生活很远，但相对易于把握。那些宏大的理论，将各种争竞的事实扭送到一起，让它们相互对峙，让人紧张，但却离真实的感受更近。不过，我到博士阶段才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不算太晚。我选了一枚广角定焦镜头：信仰理论。借着它，我得以学习以囊括诸般事实的特定视角来观察思考生活世界，并在它的视野里锁定了焦点与决定性的瞬间。

控制景深

焦点前后清晰可见之物的距离就是景深。一般来说，光圈越大景深越浅。在感光度相同的条件下，若是大光圈，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清晰成像，而且景深很浅；若是小光圈，得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行，而景深较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有最大光圈较小的变焦镜头，虽然我知道景深是什么意思，但从未感受到。在2014年我有了尼康定焦镜头之后，我明白了景深对于摄影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一开始，迷恋浅景深：背景虚了，看不清楚，但很柔和，焦点清晰，主体突出。没多久，我对此就十分厌倦了。这不过是一个没有背景的肖像。是的，他们都穿着衣服，有特定的发式和姿态，这都透露着他们的身份和时代。不过，被摄主体身在何处、与谁有牵连，这些皆被隐去，没有现实感。我更想看到这尊肖像在他的社会空间里活动时的剪影。在合理控制景深后，我们会看到在特定的空间结构里各要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2006年硕士田野期间，我完全是在拍彝族亲属制度的肖像。读者看到的是架空于村落政治、宗教信仰、社会变迁等等的亲属制度。景深太浅。后来，我看到不少学者只拍肖像，而且是成批地拍。2010年博士阶段做田野时，我缩小光圈、拉大景深，囊括了亲属制度之外的宗教信仰。我更想将当地的社会变迁也纳入进来，我把光圈开到最小、曝光时间也不算短，但还是没有发现社会变迁清晰成像的痕迹。这样的结果是，动感不足。可能是我大脑的感光度太低，社会变迁依然隐藏在尚未被曝光的部分。

把景深再拉的大一点，让地方社会之外的因素也与地方社会同在，那是我所理解的可以称之为“作品”的学术研究了。毫无疑问，杰出的人类学家都做到了这一点。在The Age of Wild Ghosts中，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彝族的社会与文化，还看到它在与更大的存在（国家）如何互动时挑选了何种外衣。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会看到，彝族人穿上了彝族社会与文化的衣服，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穿上了国家的衣服，牧歌乐的研究穿上了美帝的衣服。它们不是赤裸的初生儿，不是在罔顾他人地裸奔。

散发意蕴

在杰出照片与民族志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它们所散发的意蕴。

一张主题鲜明的照片，必在整体上饱含着意蕴。那是被摄主体本身的质地、色彩／光线／空间／姿态等所自在言说的可想象的细节、可体会的情感、可触摸的温度。

毫无疑问，The Paper Road就是这样的一部杰作。它讲的是，英国植物探险家在滇西北纳西人的协助下搜集标本的故事。在其中，读者能够看到英国植物探险家的身世、情感与渴望，纳西人的歌谣、文化与历史，还有他们两相交往之时，站在他们背后的科学与经验、帝国与祖先。常常听到有人说，民族志就是讲故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其实，民族志是讲了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冲动、焦点、焦距、景深和意蕴都包含在讲了一个“什么”的杰出民族志里。在博士研究期间，我在民族志的意蕴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但总是遇到“此路不通”的标牌。我期望，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能包含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