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自杀」问卷事件出发，抑郁症筛查如何不走偏？

「最消沉、最抑郁的时候，为了自杀，你的准备行动完成得怎么样？」

最近，上海长宁区多所学校发给四、五年级学生的抑郁症筛查问卷，因含有大量关于自杀的问题，引起了家长的强烈反感和抗拒。

这近40道与自杀相关的题目来源于「贝克自杀意念量表」（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是国外学者编写的用于成年人的测量工具。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小学部家委会为此致信教育局：「问卷满屏讨论近期和以往的自杀念头，反复强化想不想死、想怎么死、什么时候想死......Beck问卷的目标人群为有自杀风险的病人，今天竟然用到了四五年级的普通学生身上。」

对此，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已发布致歉通报，声明已要求停止调查问卷工作：「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我局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引发学生困惑和家长担忧，对此我局致以诚恳的歉意。我局将进一步调查处理，并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严格管理，密切家校沟通，共同守护好学生的身心健康。」

问卷内容设计欠妥，令抑郁症筛查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今年10月，教育部在对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答复函中表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这条新闻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抑郁症筛查被看作是一项积极的回应政策。

然而，此次长宁事件暴露了这项政策可能存在的隐患，原本意在「早发现早干预」的「好心」，如果实施不当，则有可能办了「坏事」。

 科学开展抑郁症筛查， 

 需要遵守专业伦理 

在许多心理教师平台上，经常看到老师提问：「抑郁症筛查该用哪个问卷？哪位老师能提供一下资料？」然而，现在网络上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所谓心理调查问卷，有些可能直接照搬国外资料，有些可能只适用于成人，有些可能时代久远，早已不适合当下的语境......如果未加甄别地使用，则有可能造成类似长宁事件的不良后果。

哪些心理测评工具符合中国学生特点？哪些适合青少年儿童？哪些可以在普筛中广泛使用？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呼唤着专业的标准出台。

然而，科学开展抑郁症筛查，不仅仅是要使用合适的问卷。

在长宁事件中，家委会还质疑道：「四五年级学生在完全没有成人、甚至是专业人士辅助的情况下填写的问卷有效性堪忧。除此之外，数据收集以后的保存使用和跟进由谁来做？如果真的发现有自杀倾向的，教委将以何种方式告知家长？」

一连串的发问也提醒着人们，学校心理健康测评的标准程序尚未建立。

问卷施测前，学校需取得家长的知情同意书，并向学生进行充分的说明和指导；问卷施测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需随时解答学生的疑问，如果学生不愿意答题，也要完全尊重他们的意愿；问卷施测后，学校还要确保问卷信息的隐私安全，并明确结果报告和反馈工作机制......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专家在此次长宁事件的答记者问中表示，心理测评是一件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学校管理者要十分重视建立规章制度，遵循『制度建设在前，培训和演练在中，实施测验在后』的标准程序」。

只有遵守心理测评的专业伦理，抑郁症筛查才能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于2016年更新了《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筛查建议声明》，该组织建议对12至18岁的青少年开展抑郁症筛查，然而，对11岁及以下年龄的儿童而言，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评估对其进行抑郁症筛查的利弊。

由此看来，是否需要在小学生群体中开展抑郁症筛查，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话题。事实上，在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中，「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的主体是「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需要开展的是「心理健康测评」，而非单一的「抑郁症筛查」。

如何在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不走偏，是各地各级教育局和学校正在面临的考验。

 抑郁症筛查测评结果异常， 

 并不代表孩子得了抑郁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曲姗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中表示，学校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就像是社区为广大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假设数据显示某位张大爷血压偏高，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他罹患了高血压，只能提醒他关注血压变化，并建议他到专业的医院就诊。同样的，我们不能单单从学校心理健康测评中的异常数据，判定某位学生患有抑郁症。抑郁症的诊断，特别是青少年抑郁症的诊断，远比几张问卷纸复杂。

前文提到的三大心理协会专家在答记者问中也指出，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都尚未成熟，处于发展阶段的他们容易出现情绪的激烈变化，这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此时的情绪低落并不代表ta得了抑郁症。此外，许多抑郁症筛查量表都依赖于青少年自主答题，这样的主观评估结果并不一定有效。

一方面，儿童青少年自我认知尚未完善，他们很有可能不能理解心理测评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有情绪困扰的青少年可能会担心自己的「问题」暴露，儿童青少年身上极有可能发生如下的情况：那些真正有问题的孩子较之其他孩子更为敏感，他们会尝试隐藏自己的问题；而那些不一定有问题的孩子，可能会因为猎奇心或其他理由，反而表现得存在很多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心理问题的诊断必须由精神科医生按照精神症状诊断标准做出，即使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无权下诊断。除了心理测评结果之外，精神科医生还需要进行一对一的面诊，并综合考量遗传、生理、心理等多方面因素才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抑郁症筛查必须配备 

 充足的系统保障 

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在《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筛查建议声明》强调，抑郁症筛查必须配备充足的系统保障：一旦青少年在初筛中呈现阳性，专业的临床工作者需要确保其可以得到准确的诊断、有效的治疗和适当的跟进。

然而，当前我国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医疗资源不容乐观。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吴金兰教授团队在《柳叶刀》的精神病学分刊发表了文章，《The Scarcity of Child Psychiatrists in China》，他们指出，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稀缺，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且分布极不均衡。

图源：FM1026渭南新闻广播

如此的现实条件给学校，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的抑郁症筛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如果学生在初筛中显现了潜在的风险，那么学校和家长应当如何及时接洽专业资源，帮助学生得到确切的诊断结果和后续的专业治疗？

除了上述专业资源方面的忧虑，不少关注者也对测评结果异常学生的隐私保护表示担心。一旦疑似抑郁症学生的信息被泄露，他们会不会被贴上「有病」的标签？会不会被其他人孤立？会不会在升学考试和其他活动中被歧视？这样的污名会不会加重孩子的病耻感，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光明日报作者在文章《抑郁症筛查，也要做好隐私保护》中呼吁，学校要为学生创造「无歧视环境」，提升教师和学生对抑郁症的认知度，避免「抑郁症就是矫情」、「抑郁症就是脆弱」等污名化现象，为抑郁症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重视和社会媒体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意识到，抑郁症患者并不是怪物，抑郁症是完全可防可治的。于学校而言，我们可以转换看待这个议题的角度——抑郁症筛查的目的不是在于发现「有问题」的孩子，而是找到「有需要」的孩子。看见需求，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这是抑郁症筛查在意识层面最重要的「系统保障」。

 打好「心理疫苗」， 

 提升全体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一提到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人们就会想到「给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做心理辅导」，然而，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远大于此。2012年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在于「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

某场考试的失利，某次自信心的受挫，与某个朋友的矛盾......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受大大小小的挫折。帮助他们学会学习和生活，正确认识自我，增强调控情绪、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就像是给孩子打好「心理疫苗」，从根本上增强了他们抵御逆境的能力。这样的「心理疫苗」，是每个孩子都必需的成长预防针。

延续注重预防的精神，今年7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从源头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管理和保障管理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从《通知》中可以看到，「做好心理健康测评工作」是「加强过程管理，提升及早发现能力和日常咨询辅导水平」的措施之一。在此之前，《通知》明确要求，学校要从「加强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大力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及早分类疏导各种压力」、「增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四个方面「加强源头管理，全方位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孩子们正在上心智素养课

在日慈心智素养课堂上，孩子们说：

它让我自卑的心变得自信又开朗。

别人随便拿我东西时，我深呼吸就不生气了。

我和好朋友绝交了，上了这堂课我和他和好了。

在这里，我们欣喜地看见，孩子们正学习如何跨过学习生活中各种沟沟壑壑，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在将心理课程纳入课程表。学校将不仅仅是孩子们学习诗词歌赋和公式定理的地方，还将是他们探索自我、可能不断犯错却总能从错误中成长的心灵魔法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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