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佐城堡与里尔克一场突如其来的精神风暴
穆佐小城堡
1912年5月,里尔克离开亚得里亚海海滨的杜伊诺城堡,开始了长达10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他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为了完成酝酿已久的《杜伊诺哀歌》,他得依赖有利的条件,此时他需要十分渴求的“配备旧物的乡村房子”,尤其是孤独,以便达到承纳恩赐所必需的极度的专注。正在他打算离开瑞士另寻他地时,一次偶然的旅行发现了穆佐小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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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冯至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曾有好几年总是随身带着一本书,那就是《穆佐书简》(1935 年初版)。的确,此书也是里尔克在穆佐留下的一笔珍贵遗产。那里是瑞士的瓦莱山区,群山环绕,气势恢宏,他最喜欢的西班牙与普罗旺斯如此奇异地融合于当地的景色之中。穆佐小城堡坐落在罗纳河畔一条开阔的山谷里,独处一隅,周围十分幽静。里尔克在信中写道: 这个古老的小城堡,一座塔楼,楼体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搁栅平顶和部分设施(橡木桌、椅子、箱子)出自十七世纪。城堡的上层有一间古老的小祷告室,门框仍是中世纪的,纯哥特式风格,门楣上方嵌着深浮雕,居然是一个大大的“卐”字,让素有东方情结的里尔克怦然心动。在他看来,穆佐的出现无异于一个“奇迹”,他在此如愿以偿,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像当初在杜伊诺城堡,这般孤独“如同一个囚犯”。由此可见,有时候环境对于一个诗人犹如空气和水对于一个生命。
Briefe aus Muzot
1935年初版的《穆佐书简》收集了129封书信(实际数量大概要超出许多倍),时间从发现穆佐的一九二一年直到诗人逝世前不久的一九二六年底。里尔克的诗歌颇难理解,晚期的两部代表作更是给人以“如读天书”的感觉。而在书信中,里尔克常常谈论自己的作品,创作的背景和动机,种种经验、思考和感悟,涉及苦难、爱和死亡这三大主题,语言直接,表达清晰,这种夫子自道自然是解读作品的相当可靠的依据,对帮助读者加深理解大有裨益。例如:第14 封信谈到爱或信仰,从中可以了解他对基督教颇有微词,其道理何在;附录第14 封谈上帝,解释他对神的起源的看法;附录第17 封专论生与死的统一,死与爱的关联,这是《哀歌》的重点,是他最深奥神秘的构想;许多评论家认为《布里格手记》是一部自传体小说,里尔克对此加以否认:“人们没有多少理由把《布里格》当成一座传记材料的矿山来开采。”(第13封信)值得关注的还有第106 封,回答波兰译者对《哀歌》提出的一些问题,填完问卷之后,里尔克似乎兴犹未尽,又用附页深入阐释《哀歌》和《十四行诗》,详细地论述人的此在和爱的问题。
另一方面的内容兴许同样令人感兴趣。在许多书信中,里尔克娓娓叙来,随意道出了个人生活的各个侧面,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和细节甚至在他的传记里也很难读到。他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习惯,他有些什么癖好,喜欢喝酒吗,他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感情,他与莎洛美的知心程度,那么敬佩罗丹却又为何提出尖锐的批评,他究竟有什么心理问题,当然谈情说爱对他也是难免的。通过这些文字,人们可以比较具体比较真实地了解他的性格和气质,他的品行和他作为常人的一面。了解了里尔克其人,人们会发现严峻的诗人比自己以为的更亲切,也更容易接近,可能也有助于读者进入他的作品。
“工作,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罗丹这句话一直是里尔克的座右铭。到巴黎以后他常以“工作者”自称,把自己看得轻了,工作本身便益发重了,所以又才有“学习工作”的说法。在穆佐的最后两年,他已疾病缠身,状态极差。他写信告诉妻子,由于病患和心理问题的双重困扰,那个夏天的末段和秋天(1924 年)是他最恶劣的、内心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我难得感觉舒服,几乎啥事都做不了,在穆佐闲坐度日。”但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仍然完成了以下工作:一小册瓦莱诗稿;一个完整的小型组诗《在玫瑰近旁》,同样是法文;还翻译了瓦莱里的对话集《厄帕利诺》。
Rilke at Muzot (Fall of 1923)
有一桩“公案”似乎也可以在此解决。里尔克多次表示,他的诗句很多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灵授予他的,他不过将其记录下来而已。譬如《哀歌》开篇那十几行诗,据他的说法,便是某一天他从杜伊诺城堡出来,想去散散步,他正走下城堡前的斜坡,这时就听见有个奇特的声音从天上传入他耳中,相当清晰,他赶紧掏出随身带着的笔记本,把他所听到的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而在《哀歌》问卷的附页上,起首一句便是:“我就是有权对哀歌做出正确解释之人吗?它们已经无限超出我之外。”此话与上面的自述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说法给人以神乎其神的感觉,笔者也曾认为里尔克喜欢给自己编造一些神话,但对此推测又不是很拿得准。因为里尔克从来是一个追求真实的诗人,他的诚实应该不可怀疑。而且从中期以后,他也变得越来越收敛和谦虚,这可以从书信中得到证实。他谈到许多人物,如维尔哈伦、普鲁斯特、塞尚和瓦莱里,无一不充满敬佩和景仰;即使对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同辈,他也一贯毕恭毕敬,说自己的诗都是为他而写的。对于自己的作品他却往往评价甚低,如成名作《旗手》,他给出的评语令人吃惊:“这首‘诗’内容如此贫乏,语言如此幼稚……”还说他为之羞愧,恨不得把书全部收回并销毁(该书总共印了一百万册以上)。翻译了米开朗琪罗的十四行诗,他不禁感慨道:“我算什么?”于是笔者有一种感觉,从自我吹嘘的角度去看待“神授说”,大概与里尔克的为人不相吻合。其实我们也许可以把诸如此类奇迹简单地理解为灵感。里尔克既然对神的存在深信不疑,那么他与神相遇,神向他显现并给予他启示(此即真正的灵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还可用经验来解释,处于创作后的低谷,再去读自己巅峰状态时的杰作,不敢相信居然是自己写出来的,似乎未曾酝酿,没有构思(如《十四行诗》),也记不起过程,怎么可能呢?里尔克自己也曾将其形容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精神风暴”,恐怕不少诗人有此经历。或者说就算编造了神话,里尔克想必也并非故弄玄虚。
写完《哀歌》之后,当年为里尔克提供杜伊诺城堡的施主,长期眷顾诗人并关注其创作的塔克西斯侯爵夫人来穆佐探访,在小城堡里面,他给夫人一天朗读了全部十首哀歌,第二天又接着读五十余首《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此前他有意未寄诗稿给她,好亲自念给她听,他说,想到由别人做此事他便心生妒忌。想一想那个场景:他读她听,一首接一首,然后是寂静,面对面的寂静,也许只有盈眶的泪水,和微风吹过窗外的气息。“这对我们俩(在十年之后!)都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感动。”在此我们同样可以相信诗人对《哀歌》和《十四行诗》的自我评价:“这两部作品仿佛不是我的(因为就其秉性而言,它们总归多于‘属我的’),可以说本是赐予我的;侯爵夫人当时惊叹,而我呢,如果允许我实话实说,是的,我也一样惊叹,没有别的,只有最纯粹最真挚的惊叹——一切究竟何以天衣无缝。”
节选自《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年书信选》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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