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上影节的“票王”电影，诞生过程比电影还精彩
《海上花》剧照
上周，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从放票日抢不到票的遍地哀嚎，到正式开幕之后的转票和赶场奇观，这些成了一年一度沪上影迷狂欢之余的助兴节目。而每年上影节的片单中总会出现几部一票难求、黄牛在网上高价售卖不得的“票王”电影，要论今年上影节的“票王”，除了庵野秀明的世纪经典《新世纪福音战士》外，非4K修复版的《海上花》莫属了。
这部拍摄于1998年的杰作改编自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张爱玲曾将其“翻译”成国语，讲述了19世纪末沪上风月场中几对男女之间情感纠葛。导演侯孝贤用绵长的镜头把其时青楼流莺的婀娜与上海的唯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全片的镜头不超过四十个，将其东方式的长镜头美学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本次修复版在上影节的世界首映礼，侯孝贤还特地送来了寄语：
而这部电影本身的拍摄与制作过程也十分有趣，这期微信内容我们就邀请侯导自己来谈谈这部影史经典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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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剧照
《南国再见，南国》完了就是《海上花》，《海上花》是个意外。意外就是我本来是要拍郑成功的，跟日本的平户氏合作，他们要开发一个剧本，所谓的郑成功传。因为郑成功在日本出生，到七岁他父亲郑芝龙才把他带回国内。因为他们想开发观光，所以他们议会通过讨论，找我去拍。我说你们可以先开发剧本，我先帮你们开发剧本，你们再来找资金。开发剧本的钱并不多，他们可以应付，资金就找电影制作公司就可以了。郑成功不到二十岁被他父亲送去南京太学，以前的文人喜欢在青楼这种地方相聚，喝酒啊……秦淮河嘛。我想一定会有这种情景，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青楼的背景，于是就看了《海上花》。
《海上花》描写的是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叫《海上花列传》，是张爱玲翻译，本来是用苏州话写的，张爱玲翻译这个小说翻了十年。我一看这个小说简直是爱到不行，临时就转弯了，决定先拍这个，不管郑成功不郑成功了。
但难度其实很高，也有客观条件限制。拍电影要搭台子，所谓搭台子就是在一个新的地方搭一个台子，在台子上才知道眼前有哪些资源可以用。不见得是地方的意思，因为你随时都要——譬如拍《海上花》，马上要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用。正好美术是从美国回来的，他跟我合作了《好男好女》和《南国再见，南国》，我感觉他有一套，非常清楚，所以我才敢动手拍，不然是非常困难的。
《海上花》剧照
那时候1996年在上海，找到石库门，本来想用实景拍摄，但后来发现整理太费事。于是后来买了两货柜的古董、家具，运回台湾就拍，全部内景拍摄。因为那个小说写得太厉害了，所以剧本我只要截取就可以。那对白千锤百炼，真是厉害到不行。我只要挑适合的演员，然后具体做就好了。
其实早在开拍前一两个月就确定了演员，给他们剧本，要他们练习。除了不会讲上海话的要练之外，像李嘉欣，她妈妈是上海人，所以她有的学，同她对词的又是潘迪华，她的上海话非常好，一个月前她们就常常对词。然后还要学抽水烟，水烟是用纸吹，一般人不会使用纸吹的话就比较难，是用草纸卷的，中间有个孔，然后把它点着，一吹它就熄了，但是熄了还会有一个火苗在那里，一吹就又着了。这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事前练习几次其实很快就可以学会。
水烟要加烟丝，要抽，都比较容易点，但是吹比较难。我记得给李嘉欣的是一个古董，外面有一层皮套，雕刻、镂空的皮套，是铜的。其实我帮她清得都很干净了，用滚水烫过，但她还不放心，她把整个水烟壶丢在滚水里面煮。结果皮煮烂了，她也不敢讲，便一直没有试，如果试过她会演得更好。
其实那时候我的很多香港朋友都不相信她会演，但我跟她吃一次饭我就知道绝对就是她。这种阅历是另外一块，基本上就是你怎么看人，不管是非演员还是演员都一样，你怎么看她能够演。其实这件事情，对导演来讲比剧本还重要。导演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剧本，不能依赖别人的剧本。
拍《海上花》，我会叫他们之前练习好。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怎么恢复十九世纪末青楼的那种氛围——那种气氛谁也没见过。查资料可以查到些细节，但如何让那个味道出来？我把这些演员找好，让他们练习好，就开始拍了。
《海上花》剧照
我并不是一场接一场一直拍下去，直到拍到满意为止。不是，而是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完了之后再回头重拍。这样做下来我发现他们已经有一种调子了，所谓生活的情调，青楼的氛围渐渐出来了。
…………
刘嘉玲，有次碰到她，她说：“听说，你说我很懒。”其实她没听懂我的意思，并不是她懒，而是她太聪明，不去练习，因为她会讲上海话、苏州话，她干吗要练习呢。
还有一个，她太小看那个纸吹了，她是射手座，射手座反应很快，而且是火相星座，在现场拍戏她的反应是很快的，非常厉害的，她有这方面的自信和能力，所以她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练习，花时间练习对她来说是很烦的。而处女座正好相反，会不停地练习，把所有的细节都弄清楚、准备好，这是处女座的做法。本来现在那个日本演员演的角色我找的是张曼玉，她一听讲上海话就“不！”，跑回去不演了。
梁朝伟说上海话，练了几次之后打电话跟我说：“不行，做不到啊。”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紧张，我会有一部分用广东话，因为我把他那个角色的背景设计为广东去上海的买办。与他常常在一起叫洪善卿的那个角色，我找的是个唱戏的。本来是上海的，后来到台湾，在香港也待过。因此他的广东话、上海话都是一流的。在剧中是个生意人，跟着他（梁朝伟），因此这样就可以讲一部分广东话了。然后我设计那个日本演员的角色，基本上她也是会讲广东话的，但是后来去上海的。
《海上花》剧照
为什么选择上海话？因为上海话可以造成距离。假使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高捷，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来讲普通话的话，会发生一个状态就是——南腔北调，一演大家就开始笑了。香港人看了就笑，他可能是笑他自己，他看这些香港演员讲的这些怪腔怪调的普通话，那电影就没得看了。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如果用上海话的话，除了上海人听得懂之外，其他人是听不懂的。因为听不懂，便会产生一种距离感，并且观众的注意力也会转移到那些细节，而不会受偶尔的语言错误的影响。比如你们在香港看电影，广东话讲错，你们是会很敏感的。就像我们看台湾片一样，台湾话讲错了我们也一样很敏感的。感觉就是根本就不对，不像，哪里有人这样讲的。那么观众就会受干扰。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上海话的原因。
（文章内容节选自《恋恋风尘：侯孝贤谈电影》，微信发表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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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运动重要的代表人物，自成风格，享誉国际。侯孝贤在本书中回顾了自己的电影创作生涯，涵盖了《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代表作品台前幕后的经历，并以讲故事的方式分享了自己的美学信念、拍电影的方法，又进一步畅谈了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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