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宇，丁依然，叶蓁 | 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

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董晨宇，丁依然，叶蓁

作者简介：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交媒体、平台社会、中介化亲密关系、数码人类学。

摘 要: 秀场直播已然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中规模庞大的一部分。通过对抖音直播为期7个月的田野调查,将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放置在更为整合性的技术/非技术的环境之中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从界面配置看，直播APP通过亲密度、礼物和主播之间的PK形塑了主播与观众之间高度商品化、性别化的亲密关系；从主播对观众的情感策略看，通过对“一对多"亲友式关系的“招待"和“一对一”暧昧式关系的“推拉”实现了对观众亲密距离的掌控；而在直播观众看来，他们与主播之间更像是一段靠礼物“租续”、排遣寂寞的暧昧游戏。这种被物化的亲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主播这一行业高度的不稳定性。

关键词：网络秀场直播；女主播；公会；商品化亲密关系；暧昧经济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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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5000字

      自2020年3月开始，我们对抖音秀场直播平台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即将结束时，一位叫作Bing的女主播在微信中和我们分享了粉丝写给她的歌曲《电子外卖梦》：“每天都等一个机会，摩天大楼里面排队。每天都等一个机位，已经不是十六七岁。每天都等一个安慰,霓虹灯下独自徘徊。每天都无聊轮回，重庆网红和赛百味。”并留言说：“［他］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卖小哥拿着手机看直播，虽然里面可能是特别俗气的女主播，可能是那些罐头笑声，但他看得特别开心。在大城市里面，其实每一个女主播，不管好的坏的，值不值得被喜欢的，都拯救了一批寂寞的人，安慰他们的空虚。”就像这首歌所描述的一样，人们在“重庆网红”和“赛百味”之间轮回着自己的生活，串联起直播与生活、虚拟与真实，最终一起建筑起这样一个电子情感外卖工厂。

      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之中，作为“情感外卖工厂”的秀场直播经常伴随着“美颜”“土豪”“套路”等负面关键词出现，并屡遭公众诟病。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秀场直播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中一个规模庞大的组成部分。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秀场直播用户规模为2.07亿，较2018年底增长4374万，占网民整体的22.9%。

      当秀场直播在舆论中的污名和经济领域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之时，研究者便开始对其中的内在生产逻辑进行考察。其中大多数研究将秀场直播与“商品化亲密关系”这一理论视角加以勾连：秀场直播本身并不生产任何实体商品，而是通过主播的情感劳动，将亲密关系进行商品化包装后进行出售。不过，这一答案可能蕴含着过度泛化和偏狭的危险：所谓泛化，即少有研究对主播售卖的“情感”进行更为深入而具体的描述；所谓偏狭，即少有研究将这种“亲密”放置在真正的关系视角中进行考察———秀场直播中的另一个主体，即直播观众的主观情感体验在既有研究中往往呈现缺位的状态。这也构成了本项田野研究的入场问题。

一
秀场直播：微名人、联合表演与商品化亲密关系

      我们首先需要对秀场直播的既有学术文献做出梳理，亦即回答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中，是如何描绘主播这一职业群体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回答便是：这是一群制造“商品化亲密关系”的“微名人”。对此，主播Sugar在访谈中表达的观点，可以视为对这种理论视角的通俗表述：

      主播也是一个小的公众人物，大家觉得喜欢这个人，就会关注你。和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你接触不到大明星，但可以接触到主播。你花一毛钱送个礼物，主播都会谢谢你，还能和你互动。你在现实中花一毛钱，就算花三五百，会有人给你这么大的反馈吗？主播表现出来的那种情感，在现实中你根本看不到。这就是“直播”的魅力所在。

      这种观点在我们接触到的主播中达成了较大范围的共识，也恰好回应了特丽萨•森福特（Theresa Senft)提出的微名人（micro-celebrity)这一概念。按照森福特的解释，微名人所进行的是“一种新型线上表演”，他们“通过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或社交网站来放大自己在读者、观看者和线上连接者之间的名声”。与传统名人相比，微名人所拥有的粉丝数量相对有限,表演的内容又多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会被认为更加“真实”；与普通人相比，微名人又将自己的生活放置在公共审视之下。因此，爱丽丝•马维克（Alice Marwick)提醒我们，在理解微名人时，重点并不是它带来的名誉等级，而是一种类似名人的自我呈现方式。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名人，作为微名人的主播对于自己表演的内容往往没有太多的控制权。有研究者将主播所进行的表演称为联合表演（co-performance),意指直播剧目是由主播和观众合作完成的。与传统的视听节目不同，一方面，直播提供给观众的是一种沉浸式的共同体验。主播位于手机屏幕的中心位置，通过个人表演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提升观众的留存时间；另一方面，观众也同时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到表演之中，例如聊天、送礼、投票、做游戏等。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将直播内容看作是一种剧目，那么，它恰恰是由主播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在一份更新的研究中，柯尔顿•迈斯纳（Colten Meisner)等人将这种联合表演进一步概念化为“参与式的品牌塑造"（participatory branding)。他们强调，直播平台所提供的共同表演的关系性环境，使得主播的形象建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观众的劳动来完成的。

      联合表演意味着主播与观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化。陆绍阳与杨欣茹认为，这与移动媒体本身的特质有关：相比电影的仰视、电视的平视，人们在使用手机时往往是俯视状态，这就有可能“使得观众对荧幕里人物的崇拜心理被一种审视的观看心理替代”。这种变迁又可以镶嵌进名人研究的“大众化转向"（demotic turn)之中进行理解。传统的名人研究经常通过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来描述名人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准社会交往指的是大众媒体给观众带来的一种与表演者结成面对面关系的幻觉，认为表演者仿佛处于他们的社交圈之中。

      随着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名人塑造自我品牌的重要平台，晏青和杨帆认为，名人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准社会交往”转变为“准亲属交往”（para-kin interaction)，这意味着社交媒体互动性让粉丝在这段关系中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粉丝与偶像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支持（support)关系，粉丝还可作为家庭成员对偶像实施影响（impact)甚至是操控（control)。这一结论与微名人研究形成了暗合：微名人同样有更多机会与粉丝建立起双向互动的人际关系，进而让“准社会交往”的虚幻变得真实、遥远变得贴近。不同的是，相比传统意义的名人而言，微名人更多是“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放置在公共景观之下”的普通人。这就意味着，微名人需要更多地将私人生活开放给观众，并与个体观众建立起更为独特、贴近的情感关系。

      这种联合表演及其互动性塑造了主播与观众之间的独特关系，即“商品化亲密关系”（commercialized intimacy)，旨在强调亲密关系的独特商业价值。克里斯特尔•阿比丁（Crystal Abidin)等人认为，传统企业通过制造产品亲密（product intimacy)———即消费者对于产品的热爱———来直接提升产品的定价；与之相对应，微名人则在生产人格亲密（persona intimacy)，本质上是将自己的情感陪伴作为商品进行交换。情感依恋是一种没有上限的资源，因此往往可以超越商品本身的价值，获取更多的利润。具体到秀场主播之中，相比于因表演内容本身而受到的打赏，这种亲密关系的制造也可能会为主播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在秀场直播行业，这种“商品化亲密关系”的过程是高度性别化的。大体来说，秀场直播的主体可被描述为一种职业化程度较低的女性劳动。对此，直播平台陌陌发布的商业数据可以提供部分证据：直播行业中的女性主播占比78.8%,非职业主播占比66.6%（这也与我们的田野调查大致相似）。斯图亚特•坎宁安（Stuart Cunningham）等人认为中国秀场直播行业具有高度固化的性别秩序，即女性主播通过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满足了孤独男性的情感需求。这种性别表演体现在整个直播中的方方面面，例如“直播前的化妆、调试其他设备、不断调整节目、在直播中表现得侃侃而谈，并在直播间外仍旧与粉丝保持互动。其劳动强度不仅体现为身体的疲惫，更体现在技术和情感之中”。

      如上所述，秀场主播与观众之间的亲密关系发生在具体的技术界面和职业环境之中。这也意味着，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分析，我们必须将主播的工作实践放置在这一行业中不同技术/非技术行动者之中，进行更为整体性的把握。首先，作为技术的行动者，直播APP作为平台并不直接参与到情感劳动之中，却为主播与观众的相遇提供了虚拟场所和相应的技术配置。这也体现了近年来在平台社会中崛起的一种主导性经济模型：平台通过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收取交易费用或赚取差价等而获得收益。其次，作为非技术的行动者，公会的出现旨在辅助平台,为这一低职业化群体提供了基本的职业管理和培训，并为平台分担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在以上两类技术/非技术行动者的共同建构之下，主播与观众得以相遇。    

      以上的文献梳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秀场直播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视角，不过仍有三点可供突破之处：其一，对秀场主播的分析大多缺乏整体性的视野，亦即没有充分考虑平台技术配置与公会职业培训的影响；其二，对“商品化亲密关系”的定义大多过于泛化，并未对其独特性进行充分展示；其三，既有研究大多聚焦对于主播一端的考察，较少将观众采取的关系策略考虑其中。基于以上考量，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技术/非技术的环境之中，主播与观众通过互动形成了一种怎样的具体亲密关系？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所收集的质化数据主要来自我们对抖音秀场直播为期7个月的田野研究项目，其中包含对5位女主播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对12位女主播、3位公会运营和6位直播间男性观众的线上深度访谈。本研究中所有质化数据的搜集和使用都征得了被访者同意，并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对于公会、主播和观众的考察，我们主要采取参与式的观察和访谈方法。在参与式观察部分，我们对主播的选择采取了一种浮现性（emerging)的方法，最终聚焦到来自A市、同一公会的三位兼职女主播：Wendy、Pearl和Jessie,以及两位在B市的兼职女主播Gill和June。对于前三位主播而言，她们平均每周直播5-6次，每次2小时左右。她们不仅经常连麦PK，各自直播间的观众也会相互流动，从而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小型人际交往圈；与前三位不同，最后两位主播Gill和June则与公会签订了合作协议，需要每天直播6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本研究对于运营和直播间观众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这五位女主播个人关系网络的延伸完成的。在深度访谈部分，我们采取了语音通话或文字的形式，而非面对面的访谈，理由主要有二：其一，这一职业所呈现出的广泛的地理分布，使得难以实现面对面的接触，加之疫情的影响，面对面变得更加不可能；其二，考虑到这一职业本身遭受到的社会“污名化”，面对面的接触可能会对被访者造成不适。相较之下，线上访谈能够尽可能地保护被访者的信息与隐私，访谈的时间和地点灵活，可以增加被访者坦诚的自我披露。

      在对直播界面的分析中，因为难以从平台内部获得足够丰富的质性资料，我们受到本•莱特（Ben Light)等人提出的“漫游方法”（walkthrough method)的启发，转而对界面本身的技术配置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正如莱特等人所言，当研究者对一个APP进行考察时，绝不能跨过它本身的技术特质，去讨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而应该“直接进入到一个APP的界面中，去检验它的技术机制，以及嵌入其中的文化指征，并以此理解它是如何指导用户、形塑用户经验的”。

      在本研究的主体内容部分，我们将在具体的技术界面之中考察主播与观众的亲密关系，凸显技术的能动性在亲密关系商品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考察公会与主播的关系，探析双方如何在商品化亲密关系践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谋”；考察观看秀场直播的观众对主播采取的情感策略，试图理解他们对待与主播之间“商品化亲密关系”的真正态度，从而深化秀场主播行业处境的理解与反思。

三直播界面：亲密度、礼物和PK    

      在本节中，我们拟对抖音APP的直播界面做出批判性分析，考察它在具体的技术环境之中是如何形塑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商品化亲密关系的。

何塞•范•迪克（Jose van Dijck)和托马斯•波尔（Thomas Poell)认为，社交媒体的重要逻辑之一便是“互联性”（connectivity)：在社交媒体的连接性环境之中，即便用户自身可以对内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平台装置（platform apparatus)仍然在中介用户行为，定义连接如何发生。具体而言，我们将通过亲密度、礼物和主播之间的PK这三种界面配置，来考察直播APP是如何生产并最终实现一种高度商品化、性别化的亲密关系的。

      （一）亲密度：一种情感计算方式

      本文所指的亲密度指的是“主播与一位观众的亲密程度”。与人们日常的感知不同，这一概念在抖音直播界面中被操作为具体的数值。这一数值增长的方式，又隐含了情感的商品化逻辑。

      当观众进入到抖音主播的直播间时，会发现围绕着位于屏幕中心位置的主播的，是屏幕上方与下方分别展开的两套菜单。上方菜单的核心是“关系”，其中，左上方的“粉丝团标识”通过“亲密度”来昭示观众与主播的亲密等级。观众与主播的“亲密度”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建立和发展的：其一是加入粉丝团并在每场直播中赠送灯牌。这仅仅需要观众花费0.1元，其作用是建立一种身份标识，即成为主播的“家人”。诚然，观众加团对于主播来说并不具有明显的直接经济贡献，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团这个行为建立观众的“家人”身份感，从而启动观众的消费意识。其二是观看直播20分钟。表面上看，观众的观看时长同样不会直接增加主播与平台的经济收益，但实际上，观众以此在为平台进行流量劳动；同时，通过陪伴时间的增加，提高了自己与主播的亲密感。其三是赠送礼物。这是提高主播与平台收入最为直接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粉丝团的升级无法仅仅依靠观看一次直播的大额打赏来实现，这凸显了平台对于“长期陪伴”的强调。如当一位观众的粉丝团等级为1级时，每日只能有效累积200抖币（合20元人民币）礼物的亲密度，超出的金额不会计算在亲密度的增长之中；到了15级粉丝团等级时，每日限定的礼物价值变为10000抖币（合1000元人民币）。同时，与之相对应，粉丝团升级所需积累的亲密度也随着级别的增高而难度增加：从1级粉丝团升至2级粉丝团只需累积420亲密度；而从15级亲密度升至16级亲密度需要积累的亲密度则比前者高出了约1000倍。

      亲密度的增加方式体现了以下两种逻辑的暗合：对于平台而言，观看时间与礼物打赏分别贡献了免费劳动（free labor）与经济收入；对于主播而言，观看时间提供了亲密关系得以发展的机会，礼物打赏提升了直接的经济收入。在这一相互酝酿的过程之中，主播与观众之间“情感的商品化”得以实现。

      （二）礼物：经济资本转为象征资本的渠道

      如果说亲密度的设定规则解释了主播与观众之间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本质，那么，直播界面下方的礼物菜单则为我们揭示出这种亲密关系的性别偏向。在秀场直播中，观众的打赏是通过购买虚拟礼物及其象征性的视觉效果来实现的。李音认为，赠送虚拟礼物这一行为“顺利地将经济资本转变为象征资本，主播和平台的运营者最终又成为获得实质利益的一方。这是一次经济资本、象征资本、经济资本的完美转换。”一般而言，价格越高的礼物呈现的视觉效果越丰富、炫目。一个快乐水（合9.9元人民币）只会在屏幕下方跳出一瓶可乐，一个火箭（合1000.1元人民币）则占据了大半个屏幕。当然，并没有任何一种礼物的视觉效果会同时遮挡住整个屏幕。毕竟，作为一种互动性的回馈，观众更希望看到主播收到虚拟礼物时的惊喜表情。

      在直播界面的设置中，很多礼物所呈现出的视觉效果都具有高度的性别化暗示，例如“浪漫花火”“浪漫马车”“梦幻城堡”“带你兜风”“撩一下”“做我的猫”“娶你回家”等等。除此之外，不同的亲密度等级还可以让观众获得赠送不同虚拟礼物的权力：只有粉丝团等级达到7级的观众，才可以对主播赠送“一直陪伴你”（合52元人民币）；粉丝团等级达到16级的观众则可以送出宇宙之心（合1888.8元人民币），寓意观众对主播至深的爱。简言之，这种高度性别化的礼物设计暗示着一种主播和观众之间的异性恋关系：男性观众可以通过向女主播赠送豪车、马车、城堡等礼物间接表达爱意；也可以通过“娶你回家”获得更为直接的快感。这奠定了观众与主播之间的性别权力关系。

      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直播界面中的所有礼物都在明示这种异性恋关系。其中一些礼物旨在展示赠送者的物质能力，例如“保时捷”“私人飞机”等等；另一些礼物则将这种亲密关系包装为观众对于主播的支持，例如“为你打Call”“加油鸭”等等。这也意味着，从礼物维度出发，主播与观众之间的亲密关系似乎可以拥有更多元的解释张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主播与观众的关系实践中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三）主播间的PK：亲密关系的变现

      直播平台的亲密度规则和礼物设定为我们展现了技术所遮蔽的商业意识形态和性别权力关系。那么，这一具体的消费行为又是如何触发的呢？在我们接触的主播中，虽然直播内容有所差异，但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的一种表演剧目便是PK（Player Killing）。所谓PK，是指一个主播对另一个主播发起的连线挑战，双方通过连麦的形式将直播界面一分为二。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5分钟），各自收到打赏的总金额是判定胜负的唯一标准，败方要在PK结束之后接受事先约定好的惩罚游戏。对于绝大多数主播而言，这是亲密关系变现最快速的方式。主播Pearl解释道：“其实我们也不想PK,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不PK，就没有人送礼物，收入就上不去。”在我们接触到的一份直播培训文案中，PK更是被称为“直播流水的倍增器”“检验大哥试金石”。其中的逻辑又是怎么样的呢？

      按照上述对于界面逻辑的分析，直播这一职业的核心技能就在于“亲密关系的变现”。PK是平台凭空创造的一种虚设困境，它让双方观众守护的主播陷于非胜即败的困境之中，输掉PK的人不得不接受例如深蹲、带特效、四件套、头上戴塑料袋、脸上画乌龟等惩罚。解救主播的唯一方式，便是在5分钟内赠送的礼物总经济价值超越对方。PK的对抗性往往会激起观众赠送礼物的冲动，按主播Daisy的话来说，这是“一件特别上头的事情”，不到最后一秒，谁也不知道谁输谁赢。因此，在PK的过程中，主播经常会使用“我不想输”“有没有家人救救我”“还有十秒钟大家守一下塔”这样的话语战术，来激发观众的冲动消费。

      当然，多数主播会大致控制每场PK的总数量，因为伴随PK的一个副作用便是让观众产生观看压力，这往往也是观众流失的诱因，因此很多主播都会在直播间忍不住抱怨“一PK人就跑光了”。笔者曾在Wendy直播间做管理员，刚开始做时，曾在直播时通过微信和她私聊：“你开了这么久，怎么还不PK？”她回答：“现在流量多，先聊聊天，直接PK的话，人会很快走的。”可见PK的隐藏意义便是亲密关系酝酿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变现行为，这需要主播具有相当成熟的节奏把控能力。

      以上对于亲密度、礼物和PK的分析可以看出，三种界面功能设定分别起到了情感的商品化、性别化和消费触发的作用。它们之间相互酝酿，最终将亲密关系转化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情感消费行为，在秀场直播中，这也被称为“守护”。那么，这种性别化的亲密是如何被实践为主播与观众之间具体的情感关系呢？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公会在这一议题上所进行的职业培训，并结合主播、观众双方的主观体验，来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四
秀场主播：从“招待”到“推拉”的亲密距离掌控

      在直播行业中，公会相当于主播的经纪公司。对于主播这一职业化程度普遍较低的群体而言，公会存在的价值便在于“将非正式的表演性劳动转化为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由企业组织的文化生产，并将平台中的直播内容生产转化为职业化和标准化的实践”。公会往往会为签约的主播剪辑短视频、配置运营、定期进行培训、组织公会内部的PK和公会赛等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活动。在公会对主播的培训中，“与观众的关系维护”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田野观察和访谈中，我们发现公会的职业培训往往将主播对于观众的关系维护放置在两种语境中分别讨论：直播间内和直播间外。

      这与叶蓁（2020)的发现类似：在直播间内，主播需要维系一种“一对多的亲密关系”（one-to-many intimacy)；在直播间外，主播则需要更多地处理一对一的亲密关系（one-to-one intimacy)。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劳动。

      （一)直播间内：“一对多”亲友式关系的“招待”

      作为平台的辅助者，公会在“情感商品化”这一问题上持有大体相同的立场：主播需要通过将礼物去货币化，用浓厚的“人情味”来模糊她们与观众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直播间中，这种“人情味”的具体体现便是“交朋友”。

      运营Jean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新主播的培训手册，在我们后续接触到的运营之间，这份培训手册已经几乎成为范本，在运营和主播之间广泛流传。其中，“朋友”是其中经常出现的字眼：

网络直播的关键，就是要把粉丝当成朋友来认真对待。对方心情不好时，要做个好听众；对方无聊时，要去尽量找他喜欢的话题。因此，礼物最终是交朋友交出来的。只有当粉丝成了主播的朋友，他才会出于真心地自发地送礼物，礼物并不是送给主播的直播内容，而是因为认可了主播是他的朋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处所指的“朋友”，不过是对“朋友”一词充满工具理性的挪用。在互联网中，“朋友”一词总是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用来指称很多不同类型的关系。人们对于“朋友”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存在不同的理解。此处主播与观众“交朋友”的行为，其核心思想是一种对于情感距离的设定，更具体地讲，其内核是一种非排他性、去性别化、一对多的亲密关系，因此有时也会以“家人”“兄弟”等称谓出现。这意味着，主播需要在直播间内面对不同类型的观众，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招待”（hostessing)工作。

      在Veijola和Jokinen看来，“招待”是一种新工作中的典型表演模式。它“在很多方面都与家庭工作类似……人们不得不同时处理很多不同的任务：关怀、亲密和交流都是新工作中需要进行的表演”，这要求劳动者具备一系列社交和情绪技巧，表现得如同“家人”一般温暖亲近。同时，这也意味着，在这种新工作中，私人与公共、情感与职业之间的界限变得难以清晰区分。

      对于直播间中的亲密关系而言，“招待朋友”这一关系定位是非排他性的。主播虽然会因为本场观众打赏金额的高低，对不同观众展现出不同的情感距离，但大致都会控制在“朋友”的范围之内。

      除此之外，“招待朋友”的另一个意义是，主播需要保证直播间的观众彼此和平相处，甚至成为朋友。在这个意义上，Wendy的管理员Zean认为，女主播“有点像是虚拟小酒馆里的老板娘”。这也意味着，为了保持这种直播间内的“朋友”气氛，主播不能因为某一位观众的打赏而忽略了其他观众的感受。在一个运营培训视频中，培训师如此说道：

      有的大哥的占有欲太强了，直播间霸屏，谁说话就怼谁。主播就要和他好好聊聊，聊不通就放弃吧，感谢过往支持吧，要不没法播。直播间就是一门生意，不能只做一个人的生意，你想想，你开一个饭店，一到饭点上人的时候，他就到大厅，喝得五迷三道的，吐得满地都是，别人还能来吃饭吗？既然做主播，就是面向所有人，不能只给他一个人带来快乐。（如果任由他闹的话）他以后只会更过分。

      PK环节，“交朋友”这一策略会被实践为“家人们众筹一下”，亦即鼓励观众出于与主播的“朋友”关系，进行适度的支持，一起来帮助主播赢得PK的胜利。

      能成功赢得观众众筹的主播，会被运营视为具备较高的直播能力。对于某些成功的主播而言，她们会在PK环节进行“榜五”或“榜十”的比赛，即计算双方在本场PK打赏第五（十）名的礼物金额。不过，对于大部分兼职小主播而言，因为直播观众的数量较少，甚至平时只有三四个人，这种“朋友”关系便无法助其实现经济收入的最大化。

      （二）直播间外：“一对一”暧昧式关系的“推拉”

      尽管上述公会培训方案将主播与观众的亲密关系定义为“交朋友”，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对于女主播这一职业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而言，依靠“招待”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主播June的困惑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当我们和主播June聊到“交朋友”这件事时，June的第一反应是将直播流水的不尽人意归结于自己在直播间中真的在“交朋友”。June是一位深夜通宵主播，平时直播的时间是晚11点到早5点。在她的直播间中，有两位“忠实”的观众，几乎每天都会从她上播陪到下播。June对他们的感情充满了矛盾。以下是对她的文字访谈：

      June：我觉得我太认真了，我应该就像其他主播一样。我觉得我失去了好多，我就感觉我花了时间去和他们真心交友，最后要么就是别人根本没把你当回事，要么就是后面慢慢疏远了。我感觉时间就浪费了，精力也浪费了。我觉得我以后要改变一下，我要做“典型”的主播。

      访谈者：什么是“典型”的主播呢？

      June：就像他们说的，那种找大哥啊，把他像男朋友一样地去撩。他给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给你刷钱的，你要给他一个理由，让他给你刷礼物。你让他把你当作女朋友，然后他就会心甘情愿地给你刷钱，在乎你，觉得你很辛苦。

      访谈者：有没有其他可能性，比如遇到一个拿你当朋友的观众，仅仅想通过打赏支持你？你会感动吗？

      June：我当然会感动了！我之前就是这种想法，但是我从没有遇到过！

      对于主播而言，“交朋友”的优势在于建立不具有排他性的一对多的亲密关系，但它的问题在于：“交朋友”本身很难刺激观众大额的冲动消费。

      个体的经济支付行为往往是亲密距离的一种反映。观众Fire对此解释道：“我可以给你刷‘华子'（即一种叫作“嘉年华”的虚拟礼物，合3000元人民币）吗？不可能吧，如果我给你刷‘华子'，我肯定有所图啊，谁会给一个朋友花这么多钱？”因此，多数兼职主播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如果没有高超的“招待”技巧和较大规模的观众群体，仅仅通过“交朋友”来进行直播，并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此时，公会运营往往会鼓励这些职业化程度较低的主播与少数经济实力较强的观众进行更多的一对一关系维护，进一步拉近与他们的情感距离。这种一对一的交流往往发生在直播间之外，尤其是通过微信来进行。主播是否愿意和自己的核心打赏观众加微信，甚至会成为运营判断她在多大程度上投入这一工作的标准之一。

      在June的想象中，这种一对一关系的本质是“撩”。主播Pearl对此则有更加深入的描述。Pearl最初作为某公会的核心运营进入这一行业，负责大主播的直播内容策划并帮助主播维护核心打赏财团。后来因为“帮朋友完成KPI”，她先后在三个不同的平台做过主播。丰富且多元的从业经历让她对秀场直播拥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在她看来，这种一对一关系的本质就是“暧昧”。

      直播就是一种暧昧经济。对于主播来讲，失去一个大哥或者榜一那就是暂时性丢了饭碗……一般大哥走，要么是两人暧昧期结束，或者见面后发现差距太大，或者大哥没钱了，或者是大哥被其他主播挖走了。

      “暧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感状态，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十分缺乏。在为数不多与此相关的讨论中，学者冯兵将暧昧定义为一种“两性间介于爱情与友情之间的一种非婚恋、无性爱的超友谊情感方式”，它“注重的是心灵的补偿和精神上的快乐”，却“不用负担任何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在本研究中，我们受到这一启发，将直播间中主播与观众的“暧昧”定义为亲密关系的一种中间状态，更具体地讲，是主播与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介于朋友与恋人之间的关系状态，这种状态往往可以帮助主播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大多数情况下，介于朋友与恋人的暧昧关系本质上具有不稳定性。一方面，主播不能仅仅与观众“交朋友”，因为这种相对理性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都与直播中的冲动消费存在矛盾；另一方面，主播也不能与观众确认为“恋爱关系”。对此，在一次线上主播培训中，公会培训师Ming如此说道：

      有人问我要不要见大哥？我建议你不要见。你问问自己，你的情商和阅历能够在线下应付大哥吗？大哥想和你谈恋爱怎么办？对你动手动脚怎么办？你要让大哥保持追求你的心不变，对你有新鲜感，就不能见面。你要用长期的套路，不能用这种短期的套路。如果你非要见，一定不能和大哥有真感情，这样你的直播才能做得好。

      在直播的实践之中，为了解决暧昧的不稳定性，持续获得来自观众的守护和打赏，运营会建议主播进行两个维度的“推拉”。

      其一是直播间内外的推拉。在直播间内，主播需要处理“一对多”的亲密关系，需要采取一种更为非排他性的情感策略———交朋友。因此，在直播间中，主播会采取“家人”“大哥”这样的称谓，并尽量照顾每一个观众的感受。例如，主播Lovely曾因为两位“大哥”争风吃醋而倍感困扰。最终，她不得不舍弃其中一位明确要和她“搞对象”的大哥，选择了那位更愿意在直播间中帮她欢迎其他观众的大哥。在直播间外，主播与大哥之间的情感沟通，虽不一定使用恋人般的语言，但往往会更加深入，以体现主播对此观众独一无二的、排他性的关心。

      其二是“一对一”关系维护时的推拉。面对一些观众“越界”的表达，Finn的运营建议道：观众如果对主播在私下说比较过分的话，主播就假装没看到，等一会再回复一个与此无关的话题，比如分享一下你今天做了什么，把他“推”出去。如果他对你失去兴趣了想要离开，你再和他说一些比较亲密的话，把他“拉”回来。

      “推拉”策略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延长这种暧昧关系持续的时间，并以此刺激观众对主播尽可能长时间的守护与消费。

      （三）商业逻辑：亲密距离的商品化

      在秀场直播中，经常会出现两种样貌不同的打赏榜单：一种被称为“众筹榜”，即观众打赏的分布较为平均；另一种则被称为“断崖榜”，即唯有榜一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其余观众打赏数额稀少（。这两种不同的榜单，与我们上述分析中出现的两种关系策略（“招待”与“推拉”）形成对应关系。

      对于不同类型的打赏群体，主播或者基于“朋友”关系进行“招待”，或者出于“暧昧”关系进行“推拉”。反观之，观众也会出于获得不同亲密距离的目的，进行不同类型的消费行为。因此，秀场直播的商业逻辑并不仅仅是既有研究论述的“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更是“亲密距离的商品化”。相比之下，这一修正可以更为准确地描述主播与观众之间亲密关系的复杂性。

      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流动性普遍较高、职业化程度普遍较低的职业中，只有少部分主播可以将“吃百家饭”作为其生存之道；对于绝大部分主播而言，按照运营Jean的说法，都是“靠一两个大哥撑起直播间”。因此，相比“招待”，“推拉”的成败对于大部分主播来讲，更关乎自己的收入高低。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探讨这种“推拉”的关系是如何被观众所感知和接受的。

五
直播观众：亲密关系的物化本质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项核心结论：直播APP的界面设计鼓励了一种高度性别化的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公会则在职业培训中将这种亲密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为“招待”和“推拉”这两种关系策略。更进一步讲，对于绝大多数职业化程度较低的女主播而言，“推拉”是她们获得经济收益最主要的方式。既有研究往往从经典劳动批判传统出发，将女主播这种情感劳动视作是一种劳动异化的表现。在这一部分之中，我们则从这种关系的另一端，即观众出发,考察他们对于这种“关系推拉”的情感实践。

     （一）情感定位：靠礼物租续的感情

     因暧昧的不稳定性而催生的“推拉”，在部分观众心理上产生了同样的不稳定性。Smoke陪伴了自己的“小主”将近一年时间。对于这段经历，Smoke经常会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我们有些话说得还是十分亲密的，但有时候也会突然冷下来。如果太熟的话，这种虚幻感是很难消除的。有时你会感觉跟恋人很像，但是有时候，你会感觉你其实并不了解她的生活，这种虚幻感突然之间，让关系就有那种拉远的感觉了……如果真的是比较亲密的话，会想办法现实当中可以见见面，线下见面是我们关系很大的跨步。如果她拒绝的话，关系会更加拉远。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信号，表示我们只是那种很普通的主播和观众的关系吧。

     对于Smoke所承受的“虚幻感”，观众Fire认为，Smoke因为太认真就“陷进去了”。看直播一定要明白，主播与观众的相遇“是有原罪的”，本质上是一种“靠礼物租续的感情”。因此,观众如果持续在这一行业中进行消费，就要在这种不稳定中寻求稳定的可能。这需要观众将自己认同为仅仅是一位直播“玩”家。“玩”直播的本质，是将女主播“物化”，变为填补自己心灵空虚感的工具。如此一来，主播便成了娱乐的客体，而不是平等交流的主体。甚至在观众Sky看来，直播不过就是：“一个虚拟夜总会，你会和小姐有感情吗？”

     （二）默会协议：排解寂寞的暧昧游戏

      对于直播间的“大哥”（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这一部分观众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且多数已婚）而言，这种“暧昧推拉”的关系，往往是他们与主播默会的协定，也是与传统家庭责任规范协调后的结果。直播只是“大哥”生活中的一个驻点，就像是出差时停留过的一个个房间,这些房间可以帮助他们的情绪得到休憩，但绝不至于也无可能替代家庭。为了保护自我的身份,“大哥”往往会将自己的账号设置为私密状态，不留下任何能够标识身份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哥”的心理：使用直播间、进行暧昧交往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于女性的权力欲望、排遣孤独，而并不意在彻底排他性地占有主播，或者破坏自己的家庭。因为后者会让他们违背社会的道德期望，威胁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声望和资本。换言之，女主播和“大哥”之间保持“暧昧的推拉”，实际上都是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这种物化的男性凝视，身处秀场直播行业中的多数女主播除了放弃这份工作这一极端的选择外，基本上没有太多反抗的空间。对于一位希望从这一行业获取经济利益的主播而言，她或多或少需要将“暧昧”作为暂时性的商品进行出售，以迎合观众的需要。因此，当我们将秀场女主播的劳动视为一种情感劳动时，我们必须明白，主播与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早期“情感劳动”研究中所观察的“空姐”这一职业仍旧存在差别。空姐的职业性微笑是一种情感劳动，它符合乘机人对于服务人员的礼貌、谦和、温暖态度的期待。相较之下，至少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女主播的情感劳动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索。

      一方面，主播需要在私人情感和观众情感之间找到平衡点。为了获得经济收益，她们往往需要在感受层面作出更大程度的牺牲和妥协，服务于高度异质化的观众群体。这使得她们在与男观众（尤其是“大哥”)相处时更多的是被放置在感情的下位，任由对方俯视。

      另一方面，时至今日，与主播这一职业相关的社会结构性规范尚未完全形成。该行业内的“规范性期待”实则是从中国传统男女性别关系的刻板期待中挪用而来，这一点在以“女主播-男观众”组合为主的秀场直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过来讲，这种高疲惫感且不稳定的情感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主播这一行业高度的流动性。我们所接触的绝大多数女主播都将直播看作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Wendy的说法代表了大部分主播的观点：“这就是一个暂时的选择。总之想先存点钱吧，至少之后生活得有底气一些，选择更多一些。”

六
结语 

      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说道：当研究者发现某些难以理解的举动，以至于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他们一定是疯了才会这样”时，我们最好假设，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其实是有其道理的，然后我们就去找为什么会有道理。从我们最初对秀场直播行业的不解,到田野调查中的一次次出乎意料，再到对主播“招待”与“推拉”不断加深的体味，同样验证了这样一种逻辑。

      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将秀场女主播放置在具体的技术/非技术环境之中，更为具象地考察主播与观众所建立的亲密关系。我们认为，直播平台通过亲密度、礼物和PK等技术配置，鼓励主播与观众之间建立一种高度商品化、性别化的亲密关系；公会则在职业培训中将这种亲密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为“招待”与“推拉”两种策略方式。对于大多数职业化程度较低的女主播而言，对于暧昧关系的“推拉”往往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职业实践；对于那些“玩”直播的观众来说，他们与主播往往也会在此处达成一种默会的协议：这不过是一场排解孤独的暧昧游戏。不过，对于那些付出更多真诚的观众而言，这个“电子情感外卖工厂”所提供给他们的，在短暂的欢愉后，最终往往是一种更大程度的虚幻感。

      在我们即将结束田野调研之时，Gill的直播间大哥Brown通过微信和我说，他这次真的决定“退网”了。几天之后，Gill在PK中被罚做50次蹲起，还被对方的观众语言羞辱。没有人预料到,Brown会在这时突然出现，他没有说话，直接赠送了粉丝团16级观众的专属礼物“宇宙之心”，这个礼物寓意着守护主播一生一世。Gill将这一瞬间录屏，并在第二天作为一个短视频作品发表，感谢Brown三个月以来的陪伴。在短视频的留言板中，另一位主播说自己很羡慕Gill，也想拥有可以赠送“宇宙之心”的观众。不过，之后的日子里，Brown再也没有出现。他在微信中和我说，他最后还是卸载了抖音。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感谢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博士候选人郑肯对公会这一部分研究提供的资料和启发；感谢这一年来在田野调查中愿意接受我们访谈的主播。愿我们有机会在现实中，脱离那些掩护着商业意识形态的平台配置，更真实的相遇。谢谢你们让我学会了：如何在不喜欢这个行业的同时，爱这些人。）

（责任编辑：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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