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解沉疴 仁心树医德——记我的父亲郁解非教授丨重医春秋
人物名片
郁解非（1924.4.28-2017.11.2），江苏吴县人，1949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后进入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工作，师从我国著名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沈克非教授。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医疗队，抢救重伤员并培训志愿军医务人员。1958年，携爱人戚警吾（重医附一院放射科奠基人）与两个孩子西迁重庆，历任重医外科教研室副主任，附一院外科副主任、主任。1963—1977年任附二院外科副主任、主任。译有《临床外科理学诊断》《外科手术学》，参编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协编教材《外科学》（第2-6版）和《黄家驷外科学》（第6版）。
我的父亲郁解非，是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科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7年11月2日，父亲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
因为家里经济拮据，父亲有着辛酸的童年。1924年，父亲出生后28天，祖母便因产后感染撒手而去。曾祖父因病早逝,留下祖父兄弟姐妹六人，祖父作为长兄，肩负着养育5个弟妹的重任，加上他自己的7个孩子，全家老少十多口人。祖父一人撑起大梁，为了生计昼夜奔波。
因祖父忙于生计，家里无人照料，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又极差，父亲的两个小哥哥觉非、悟非，在一年里相继去世。1925年底，家里请到了一位保姆——陈妈。当时家里的4个孩子（二姑、大伯、二伯和父亲）最大的14岁，最小的才1岁。陈妈为人忠厚，心灵手巧，在她的精心调理下，一直体弱多病的父亲渐渐得以康复。
为改变家里的贫穷面貌，祖父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哪怕勒紧裤带、想方设法也一定要让孩子多读书！
祖父的努力没有白费。大姑中学毕业后进入一家银行工作，挣的钱大部分用来接济家里和供弟妹读书，自己到30多岁才结婚。二姑郁采蘩从小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私立金陵女大；三年后，又以第一名考上当时全中国首屈一指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因成绩优异，二姑毕业后被留在协和医院担任内科医师，改写了该院内科高级技术职务历来由外籍男性垄断的历史。1948年，二姑赴美留学，后成为世界著名的痛风病专家。
挣钱接济家里、资助弟妹们读书，是家里的“优良传统”。父亲的学业，也是在姐姐、哥哥们的资助下完成的。
在二姑郁采蘩和二伯郁知非（著名血液病专家）的引导下，父亲立志学医。高中毕业后，父亲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那时国立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的医学教育要比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更专业化些，且学费、生活费较低。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父亲转学到上医医本科专业，和我的母亲戚警吾成为同班同学。
1949年，父亲从上医毕业。当年上医毕业生就业，是先由上医的两所附属医院——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点名要人。被附属医院点名的毕业生是大家公认的优等生。父亲同时被两所医院点中，这更是优等生中的佼佼者！后来父亲分到中山医院外科，师从我国著名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沈克非教授。
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尚未度完蜜月的父母积极响应号召，双双报名参加志愿军医疗队，赶赴我国东北军区陆军医院，抢救转来的重伤员，并承担起培训志愿军医务人员的任务。
志愿军医疗队
前排左五为父亲，二排左二为母亲
1951年，父母结婚照
当时从前线转到医院的重伤员非常多，但医护人员却严重缺乏。父亲常常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做，加上还要护理术后的伤员，几乎每天都工作20多个小时。最长的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手术室。
父亲给患者上全麻
回到上海后，父亲晋升为主治医师，在沈克非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下，参与编译了英文版的《外科手术学》。由于当时的医学书籍大多都是外文版，这本书一出来就广受基层外科医生欢迎。沈克非教授对父亲影响深远，在其诞辰100周年、去世25年之际，父亲曾作《怀念敬爱的老师沈克非教授》（收录于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沈克非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文寄托哀思。
《外科手术学》上册，郁解非等编译
五十年代的医院里远没有现在有那么多的生化检验项目，以及B超、CT、MRI等医学影像辅助诊断。临床医生为明确诊断，除了询问病史，更多的要靠“望触叩听”，其难度可想而知。1954年，骨科专家吴祖尧伯伯和父亲看到一本英文版的《临床外科理学诊断》，其内容对外科医生明确诊断帮助很大，两人决定合作翻译这本书。一番努力后，中文版成功出版！那年父亲刚满三十岁。
《临床外科理学诊断》1954年版，吴祖尧、郁解非合译
为了加快改变内地的落后面貌，1955年，中央决定上海医学院分迁重庆，组建重庆医学院。
父亲和母亲都被选入了支援重医的队伍。1958年，父母带着我和妹妹，全家人来到重庆。父亲任重医外科教研室副主任、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母亲任重医放射学教研室副主任兼附一院放射科副主任。
初到重庆时，困难重重。生活上，上海和重庆两地水平差异巨大，不久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状况可想而知；政治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诞年代，父母时时处处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业务上，重医的工作环境、硬件设施都比上海差很多，特别是信息的闭塞直接影响着教学、医疗的开展。
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父母以及西迁前辈们都没有退缩，他们付出艰辛劳动、克服重重困难，贡献了聪明才智和绚丽人生，使重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1959年初的全家福，到重庆后的第一个春节
1959年，父亲去协助“国营建设机床厂医院”（现建设医院）组建外科，任务完成后对方给附一院外科送了面锦旗以示感谢。谁知此事后来却成为父亲被冠上“走白专道路”帽子的原因之一，还因此被下放到当时四川省的重灾区长寿县进行“思想改造”。当时长寿县正要将几个小医院合并组建县医院，听说下放劳动的医生中有位外科专家，喜出望外，便要求把父亲留在县医院协助工作。在长寿县医院工作期间，父亲白天进行日常医疗、培训人员、外出卫生宣讲等，晚上还要常常做手术到零点以后，任务异常繁重。
父亲在宣讲医学卫生知识
1960年，父亲（右二）在长寿组建县医院外科
1961年，父亲从长寿回来不久，《临床外科理学诊断》英文版再版。出版社来信请两位长辈继续翻译。再版书虽增加的篇幅不多，但有两大难处：一是增添了些新技术、新名词，需要增加许多注释条文。吴伯伯和父亲对这些新东西一开始也并不十分了解，因为那时还不能上网搜索，完全要靠自己设法去获取新信息。二是再版书改为彩色插图（初版是黑白插图），虽然更加清晰，却也涉及到价格问题。出版社征求译者意见，可两位长辈对此并不内行啊！商量下来，两位前辈决定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继续翻译、再版出书。
为了解彩图印制的相关知识，父亲去了当时重庆唯一能印制彩图的重庆印制二厂（位于当时的“遗爱祠”，现鹅岭正街）请教。记得那时附一院附近，只有一家油腊铺可以买点盐，打点酱油、醋，买菜就要到一公里以外的大坪。想买点其它的，就要坐车“进城”——去解放碑周围的商店买。文革以前，父亲和其他长辈们，只要能抽出点空，就“进城”。他们可不是去买什么东西；而是去位于一号桥附近的“科技情报所”，那里面能看到些“过去式”的外文书刊杂志，那是在重庆获取科技新信息的主要来源，父亲译书时就常到那里。
历经辛苦，译稿终于完成，再版出书！
《临床外科理学诊断》1961年版，吴祖尧、郁解非合译
父亲在医疗、教学、科研方面都颇有造诣。1963年国庆节前夕，父亲去北京参加全国外科学术会议期间，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等领导的接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国庆节当天，父亲应邀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观看国庆游行，并见到毛主席。
父亲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游行
回来之后，父亲晋升为副教授，成为他们同年级同学中第一批被提升的。1963年11月，父亲调到附二院任外科副主任，因其手术做得尤其“漂亮”，成为附二院有名的外科“一把刀”。
文革期间，父亲曾被关进“牛棚”。可是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名堂，很快就从牛棚放了出来。父亲出来以后上午看门诊，下午被监督劳动。但同事们仍然信任他，有时手术中遇到疑难问题，就来请他上手术台。
1970年的一天，同医院一位内科同事来找父亲，说他老家有个十来岁的孩子被拖车轧断大腿，股骨开放性骨折，伤口又被泥水污染，县医院和专区医院认为只能高位截肢。家长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孩子连夜赶到重庆。该同事想到父亲是外科“一把刀”，便找来了。当时父亲头上还“戴”着“帽子”，弄不好，又成了新的“罪名”。压力大啊！可是，医者仁心，救人要紧！在父亲的精心操作、细心照料下，孩子的腿保住了！十来年后，我见到过这位患者，完全行走自如！
还有一次父亲值班时，深夜来了一位急性阑尾炎患者，父亲连夜给他做了手术。得知病人是刚从外地分到重庆工作的毕业生后，父亲从家里做好汤、菜带给他补充营养，并且抽时间到病床边聊上几句，加以宽慰。真正体现了“医者仁心”。
父亲对素不相识的病患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释病情，告知治疗方案，为他们治病解惑。但有一次，当我也成了病患时，父亲的“严厉”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2年寒假的一天，半夜里我腹痛而醒，不巧的是父亲出差未回，只能立即去看急诊。原来是急性阑尾炎！医生马上为我进行了手术。当天下午父亲回到重庆，到病房来看我，并仔细询问了手术过程。
次日下午，父亲来查看了一下我的创口，说：“你可以出院了，跟我一起回家吧。”我惊讶得以为听错了！我知道阑尾切除术，如果手术顺利、没有感染的话，一般要住院7天，等拆了线再出院，我术后满打满算才36小时啊！
见我有疑问，父亲说：“你的手术很成功，在家里我照样可以每天观察你的情况，不一定非要住在病房，而且这段时间床位紧张，你这个床位空出来今晚可以收急诊病人。”我看见有护士推来轮椅，以为父亲要推我回家。谁知父亲说：“不用坐轮椅，让他自己走回去好了。”我惊得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居然还要我自己走回去！护士长在旁边开玩笑：“这个爸爸心好狠啊！”没办法，父命难违。一路上我扶着墙壁、堡坎、树干等所有能扶的东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父亲只是在旁陪我走，并不扶我。不过三、四百米的距离，我走了足足50分钟！后来父亲告诉我，因为手术中翻动过我的肠子，及早运动能让肠子自己复位。复位不好的话，今后可能会发生肠绞痛、肠梗阻乃至肠坏死，甚至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之后我留心观察，还真有不少这样的病人！而我的肠子从那以后再没有跟我捣过蛋，伤口也长得好。想想父亲真英明！
60年代到80年代，父亲每年有1/3到1/2的时间不在家。我们家住在附一院，离附二院8公里，并不算远。但那时重庆市内交通不便，公共汽（电）车班次少，还要转车，单面路途至少要花一个半小时。加上经常值夜班，还要常常到周围的县、区医院去巡回医疗。所以除了周末，其它时间父亲一般很少回家，一个人住在附二院的单身宿舍里。
90年代，医院建立了专家门诊，为鼓励专家们深入门诊第一线，挂一个专家号有一定的提成。父亲每次门诊只看10来个病人，总是比别人少些。有人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多看几个？父亲有一句名言：“我更看重的是牌子（医生的口碑），而不是票子”。父亲总是认真地为病人检查，不耐其烦地给病人解释，深受大家爱戴。
都说父亲课讲得好，我没有聆听过，无法感受。但与他讲课有关的两件事，我却不能忘怀。
1966年，文革初期，各地的“造反派”们到处“破四旧”“抄家”；所到之处，一片狼藉！重医的“造反派”，主要是“红卫兵（在校大学生）”。按那时的“划线”，父亲是重医27个副教授（及以上）之一，所以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的二姑郁采蘩是美籍华人，所以他有“里通外国特务嫌疑”。两大“罪名”，必受冲击！万幸的是，我们家是重医所有“学术权威”中，唯一没有被抄家的。据说是重医的“红卫兵”们讲，这个老师课讲得好，待学生和蔼，懒得去抄他家。——躲过一劫！
另一件事是重医60周年校庆时，我陪父亲前往。走在校园里时不时遇到一群群鬓发斑白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重医历届毕业生。见到父亲，他们都会围上来：“这是郁老师！”“郁老师那个时候给我们讲《外科学》讲得特别好！”“郁老师讲课很生动！给我们讲疝气时，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把头钻进栏杆里面，退不出来了’。我一直记得！过后我遇到疝气病人，首先想到的是设法把‘脑壳’退出来，避免坏死”……
原来父亲讲课如此生动有趣，如此卓有成效！
父亲的英文也很好。80年代，父亲在纽约做访问学者，结业时做了一次当堂演讲。没想到的是，回国后不久，父亲竟收到美国环球外科杂志的约稿信，希望他将该演讲稿刊登在他们杂志上。不仅如此，父亲还得到稿费和一块纪念铜牌。
父亲深厚的英语功底也惠及了很多同事、青年医师和学生。文革过后，要求晋升职称的人很多，但晋升职称需要考察被晋升对象的科研成果。那时父亲担任《新医学文摘——外科分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期刊）的主编，他鼓励大家积极向该期刊投稿，在提高英文水平的同时也可以作为本人科研成果成绩的一部分。
那些年父亲常常往重庆市科技情报所和图书馆跑，找来许多篇英文版的医学科研论文，复印后分发给大家，去做文摘。一开始大家交回来的文摘几乎不能用，父亲便逐篇给他们讲解，常常要一对一讲上几十分钟，有时一个人还要反复讲多次。虽然父亲很辛苦，但大家都说这样做提高很快，都对父亲交口称赞、心存感谢！几年累计下来，经父亲亲手选材、辅导、编辑的文摘，总字数在200万字以上，即一万多篇文摘。
退休后，父亲依然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当时外科的青年医师孔令泉完成了《动物外科学》（现《外科学手术基础》）汉英双语教材的英文稿，改来改去总也不满意。其导师吴凯南教授建议他来请教父亲：“郁老的英文好，文笔也漂亮”。拿到文稿后，已年近八旬的父亲逐字逐句地改，并约他来一边改一边讲解。用孔令泉自己的话说，是“改得面目全非，等于推倒重来”。
郁解非教授为孔令泉修改的稿件，包括《动物外科学》《普外科英文讲义》《外科手术学基础》英文稿，部分英文病历摘要等（孔令泉供图）
这些修改稿，孔令泉已经保存了近20个年头。他说：“郁老师单为我一个人就修改了近千页的文稿，改动多的地方怕我看不清，就用老式打印机打印出来，贴在相应的修改处。郁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现在每一届研究生录取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观看郁老师为我修改的手稿！西迁老前辈无私奉献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是我们重医年轻学子最应该学习的。”
因为工作需要，父亲在1991年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又返聘，直到2000年，父亲和母亲同时工作满50年，才一起离开心爱的岗位。也正是在这一年，父亲参与编写的《黄家驷外科学》第6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父亲为其中的《腹外疝》章节执笔。
退休时，父母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他们捐出多年的积蓄2万余元资助学校4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2000年，父亲（右三）和母亲（左三）助学捐赠仪式（右二为时任重医党委书记王丕龙，右五为时任校长金先庆）
2000年，刊登在重庆医科大学校报上的捐赠报道
科里的同事特地为父亲献上一幅字：“春秋半百献黎民，利刀一柄济众生。”庆贺他悬壶济世半个世纪！我想这里的“黎民”，不仅有无数患者，还包括许许多多受到他帮助的同事和学生。
在父亲九旬华诞之际，他的学生、外科主任张才全教授特地作《沁园春 垦荒赞》一首，向父亲表示生日的祝贺！
沁园春 垦荒赞
长风云帆，溯江壮行，剑指巴渝。援西域重庆，百业初启；群英荟萃，众擎举力。银刃祛疴，妙手抚疾，豪书汗青展新业。兴中华，俯首垦荒牛，丹心如莹！
培栽良后贤奇，俏扮学苑风光潋丽，传医送少年，严实厚新；经典四版，业中立极。一世师表，桃李满庭，仁心仁术堪数习。慰宗师，信步百寿翁，夕照霞璧！
这不仅仅是祝贺父亲90大寿，也是歌颂那些和父亲一样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西迁先驱们！
张才全教授为父亲作的《沁园春 垦荒赞》
父亲90大寿，重庆市卫生局领导、医院领导，同事、学生等人来给他祝寿
父亲无论对工作还是对家庭都尽心尽力。母亲一直身体不好，多亏了他多年如一日的照顾。邻居对我讲：“你爸爸侍候了你妈妈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怨言，不简单啊！这种男人太难找了。”
父亲与母亲
年过九旬以后，父母亲把儿孙叫到跟前，一再叮嘱：
一是丧事从简，一位先走，骨灰暂存；
待两位都走了，将骨灰撒入长江，流向大海，魂归故里，不占用土地资源。
二是一旦躺下醒不过来，不行有创抢救，不必过度救治，节约医疗资源，少给同事和子女增加麻烦，自己也少受痛苦。
”2016年8月6日，母亲安详地离我们而去。过了2017年国庆节，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11月2日，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得知父亲去世，他曾经的同事、学生甚至一些古稀之年的老专家们都赶来家里悼唁。父亲曾经所带的一名研究生为了向恩师告别，赶上当晚最后一班动车，到达重庆时已是凌晨2点。
父亲已经永远地走了，我们再也无法亲耳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再也无法亲睹他的音容笑貌。可是他永远都在我们心里！
正如父亲的一位学生所说，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光明磊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榜样！
父亲，我们永远缅怀您！
作者简介
郁盛（1952— ）男，上海市人。198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1981年进入重庆市电大铁路分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教务主任。1989年调入重庆铁路运输技工学校（现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历任教务科长、副校长等职务；期间任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督导评估委员会成员，主持过十多所技校的评估，2012年退休。自2008年起担任重庆（市级）政府招标采购（项目）评审专家至今。
作者：郁盛
编辑：宗华月
排版：黄泳琪
本文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由郁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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