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我们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时代
作者
黑犬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和深焦第二届影评大赛的登场人物, 打算在568秒之内跑过卢浮宫,还没有开始练跑步
编辑
XL
平成(へいせい,1989~2019)年代像一只受伤的鸟雀一样在低谷徘徊,当天空中已经消失了昭和(しょうわ,1926~1989)瑰丽的行迹,它只能在试图起飞的姿态里喟叹。在一声叹息中,这只鸟雀分身为时代中迷茫的人以及看不清方向的眼神。在平成,曾经所拥有的巨大构想已经坍塌。在坍塌后的碎片中,我们或许能拾回几片碎瓦,来重新拼凑它的轮廓……
尽管平成二字代表着日本人对“内平外成(内平かに外成る)”、“地平天成(地平かに天成る)”的美好夙愿,但平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说,昭和是一个脱离了贫困的时代,那我们可以说,平成是一个重返困顿的时代。平成年代的起点正是泡沫经济的崩塌,昭和时代中建立的制度和规范在平成时代崩解,而平成为了回到昭和时期的辉煌,不断地尝试各种努力,可惜它再也没有攀至曾经的高度。在平成,人们经历着“共同前提的空洞化”的煎熬。昭和时代的“政治季节”等运动都有一种浪潮裹挟着所有人的一体感;但是在平成年代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人们凝聚。在世界冷战体制的崩坏和日本国内55年体制的结束面前,某种宏大叙事的坍塌似乎也是可以预见的。当所有的共同体验和共有的妄想与狂热丧失殆尽,人们面对的必然是集体的虚无。
平成(へいせい, 1989~2019)
就让我们从九十年代的起点——泡沫经济的崩溃说起。1980年代后半的泡沫经济期,日元升值,这是一段只要劳动就有所得的时期,全民手握大把金钱陷入消费狂热。但是,由于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塌,许多公司的雇佣条件恶化,年轻人的就职机会被中高年龄层的员工挤占,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财富积累差距增大;同时,《劳动者派遣法》(1985)令公司内产生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区别,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福利落差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昭和时代,日本人的意识形态由进步史观支配着,似乎当时的人口增长、物价抬升及经济腾飞都在证明这个观点。但当相信变化是“进步”的人看见了现实的低迷与堕落,不能接受此情此景的他们开始逃避未来。对于“无可展望”的未来,许多人选择回首过去。于是,他们选择以怀念昭和的方式在幻影里生活。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三丁目の夕日,2005)系列,就以近乎假想的温情构筑日本人心中的“昭和”——它饱含着人们对经济飞腾的昭和3、40年代的追忆。
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三丁目の夕日,2005)
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与阶级固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些难以知晓其动机、源自精神的扭曲与饥饿的犯罪也在不断蔓延。平成年代发生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凶恶事件,例如1997年的神户连续杀害儿童事件,1998年的和歌山毒咖喱事件……与在昭和年代发生的三亿日元被盗(1946年12月10日)等事件相比,在平成年代发生的重大无差别伤害事件并不以金钱为目标,作案者的动机并非来自由贫困引发的贪念,而是植根于难以融入地域的异类感、怨恨等物欲之外的东西。在一系列的犯罪事件中,最凶恶的恐怕当属1995年的奥姆真理教地下铁沙林事件,我们不妨更加深入地去观察它们的细部:在七十年代后由物质上的追求过渡至精神上的追求。
A(1998)
95年地铁沙林事件的始作俑者“奥姆真理教”通过精神控制教徒来破坏社会秩序,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该宗教设立了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鼓吹最终战争,宗教内部脱社会化的倾向更助燃了对立与分裂。在95年的悲剧发生后,许多人开始反思这个复杂的政教合一的集团。抛开日本媒体无止境的妖魔化不谈,有人试图还原地铁沙林事件的始末,于是有了电影《金丝雀》(カナリア,2004);有人选择如实呈现这个宗教的内部生活,于是有了森达也的纪录片《A》(1998)、《A2》(2001);也有人关心95年氛围中日本人内心的恐惧与无意识,于是有了黑泽清的《X圣治》(キュア,1997)。
金丝雀(カナリア,2004)
《新世纪福音战士》(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1995)在95年出现,或许并不是一个巧合。在它之后,被定义为世界系的一系列作品诞生了。与奥姆真理教鼓吹的“最终战争”类似,这类作品中都有一场世界大战。被称为“世界系”的作品群具有这样的特点——主人公(我)与女主角(你)之间的微小连结直接关系着“世界危机”、“世界的终结”这样的大问题(例如新海诚的《星之声》ほしのこえ,2002),“我与你”背后存留的社会历史经济问题被抹除,自我意识过剩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纯爱的世界——同时也充满了被夸大了危机的世界。这样一个抽离了真实社会(及其所包含的复杂人际关系)的世界,这些以自我拯救为目的的故事,它(们)所展示出的封闭性也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个剖面,不止是宗教问题,更有长期闭门不出的宅文化现象。对于沉溺在幻想世界中的“我”来说,他们真正逃避的或许不是社会,而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
新世纪福音战士(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1995)
不可忽视的是,平成年代还存在两场损失惨重的天灾。1995年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及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同时,该地震引起了福岛的放射能污染事故。日本作为一个灾害频发的岛国,日本人每天都生活在它“可能的危险”之中,灾后所留下的痕迹也留在生活之中。道路和建筑物的毁坏导致了社会基础设置功能的丧失,家庭、友人的离散导致了日本人心理状况的不稳定。在一系列的灾后重建工作之后,灾难带来的“物理”创伤得到弥补;但它带来的精神创伤却依旧是日本社会难以愈合的创口。面对这不可抗力带来的创伤,不同的导演站在不同的侧面,或记述,或还原,或抚慰。森达也、绵井健阳、松林要树、安冈卓治等导演赶赴3•11灾后现场拍摄纪录片。当他们的相机在“记录”受灾状况的同时,也引起了有关记录受灾者道德/非道德的讨论。在纪录片导演执着于现场,思考着回避/不回避的问题时,黑泽清选择了更温和的方式,即以他擅长的“幽灵”题材构建震后三部曲(《岸边之旅》岸辺の旅,2015、《暗房秘密》ダゲレオタイプの女,2016、《散步的侵略者》散歩する侵略者,2017),并在其中探讨地震中的“失踪者”身份、生者与死者的界限、死亡的暧昧性乃至人类全体的危机。
暗房秘密(ダゲレオタイプの女,2016)
此外,在平成年代,一股韩流席卷了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2003年,NHK(Nippon Hōsō Kyōkai,日本放送協会)播放的韩剧《冬日恋歌》(겨울연가,2002)在中高年女性中获得了人气。因为这次成功,越来越多的韩剧出现在观众眼前。这是韩流在日本的第一次爆发,相对于韩流对于其它经济发展不如韩国的东南亚国家的冲击,韩国文化进入日本可谓是一个“逆流而上”的过程,这一过程改变了日本对韩国的印象,同时也悄然改变了日影中的韩国人形象。 在2000年后,该类型的电影逐渐偶像化、低龄化。尽管“在日韩国人”的形象是边缘的,但电影讲述的故事其内核是“主流的”;日影仍需努力求索如何令在日朝鲜人摆脱符号化这一问题。
冬日恋歌(겨울연가,2002)
回顾平成的开始,许多电视台的长寿节目陆续完结,歌曲节目也不再有大热的单曲产生,获得高收视率的往往是偶像剧。91年出道的组合SMAP意外在综艺节目中开辟一方新天地。就这样,他们的身影不断出现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里。言及SMAP,怎能不提木村拓哉,这位在平成时代肩负收视率的男星。他主演的《悠长假期》(ロングバケーション,1996)以及《HERO》(2001)等电视剧,都拥有超高的收视率,这当然和他背后的杰尼斯事务所(株式会社ジャニーズ事務所,Johnny & Associates)的运作有关。SMAP的成功,究其原因,是杰尼斯在昭和与平成的更替换代之际,将目光由舞台转向了电视,他们决定朝着歌唱与舞蹈之外的领域——娱乐扩张。从SMAP的大热再到SMAP解散,我们或许可以在过程中一窥杰尼斯帝国的侧影。
悠长假期(ロングバケーション,1996)剧照
对于失落的年轻一代来说,平成初期弥漫着一种虚无感与丧失感。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九十年代的日本文化中充斥着“残酷的现实与在残酷的现实中不能存在的自己”这类压抑的认知,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影像中所呈现的“只存在着幻想、对严苛的日常生活过敏般地排斥”的风气,现实的暴力与撕裂在九十年代的影像中尤为明晰。当然,在日本电影中,不只有岩井俊二等导演拍摄的残酷青春,更有与其对立的、以热血为主题的一系列电影。前者有挥之不去的失败的阴影;后者则以“友情、努力、胜利”为核心,它的主角在挫折中自我发现并“复活”。完全相异的两种情绪毫不违和地存在于日影中,甚至,我们发现有时候日影的青春片在以一个欢快的、毫不在意的语调讲述反复失败的故事。它就像平成在反复“失去”、想回到昭和又受挫的缩影,在接受或成为自己的那一刻,日本人灰败或热血的青春就结束了,平成也将在“成长”中接受自己,并结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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