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权力游戏！这部9.5分神剧讲述一个国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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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柏林：
一个现代的神话
巴比伦柏林
导演: 汤姆·提克威
编剧: 汤姆·提克威
主演: 沃尔克·布鲁赫
丽芙·丽莎·弗赖斯
Berlin Babylon
●
作者 巢越
寻找家园
豆瓣：Either/Or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启示录》18∶1-2)
德剧《巴比伦柏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到目前已播出三季。尽管难以逃脱影视工业和消费市场的痕迹，但这部作品仍是少见的佳作。故事发生于魏玛共和国的后期1929年4月，到第三季结束，时间也只停留在当年10月。就在短暂的时间里，各种思潮和势力在涌动和冲突：按照时间顺序，托派、苏共、民主派（魏玛联盟）、德共、黑帮、保守派、保皇党、国防军以及纳粹相继登场。
和众多影视作品一样，《巴比伦柏林》也采取了散点叙事的方式，它截取了1929年的历史剖面，然后多线展开。在德国历史上，这一年并不像魏玛共和国成立的1918年、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和二战爆发的1939年那样关键，但通过这个横截面，观者能够很好地勾连起二三十年代德国前后历史的痕迹。剧中的1929年，托派和苏共在柏林暗斗；国防军和保守派对《凡尔塞和约》日益不满；魏玛当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经济危机席卷欧美；纳粹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虽然部分剧情带有“演义”的性质，但这部剧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陷入琐碎的支线，线索交错且富有层次感：从情节上看，第一季到第二季线索比较清晰，围绕着苏共、托派、国防军、黑帮对一车黄金的争夺展开。第二季到第三季线索稍显分散，围绕着民主派对国防军与保守派“阴谋”的角斗、女明星死亡案、女佣格雷塔以及经济危机展开。由1929年的横截面出发，众多线索逐渐汇入一条清晰的主线。到第三季结束时，纳粹上台的情景已经呼之欲出；而从人物上看，这部剧作也可以被视为故事主角格里安和夏洛特的精神历程。
《巴比伦柏林》不是在客观叙述这些历史，它让主人公遭遇它们。宏大历史下的个体经历，也许是现代人进入历史的最直接和切身的途径。因为我们作为生存在世界上的单个个体，必定会亲身经历某些重要时刻——如果身处时代的漩涡，则更无法避免。但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视角的局限，那么历史也可能飘渺如烟。这也是《巴比伦柏林》存在的问题，以广度代替深度，呈现历史但又逃离历史。所有体验者，也都因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属于现代人的安全。
故事的男主角格里安来自科隆的警察，天主教徒，不过他和嫂子赫尔嘉保持多年的暧昧关系。曾参加一战。当时他因为怕死，离开了倒在阵地的哥哥并撤回后方。也因此患有战斗应激反应。他受父亲委托到柏林调查并销毁一卷秘密录像。故事的女主角夏洛特家庭贫穷，家中老小姐妹共住一间出租房，母亲患病。她经常出入夜店赚钱，偶然的机会让她进入警察局工作。
男女主角明显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无根者。夏洛特的处境让我们很好理解，让她的肉身感受到真实存在的夜店/舞厅/酒吧就是现代社会的无根之地。而格里安情况不同，他背离手足同时也背离教义，再加上战争的创伤，他在精神上是被放逐的状态。
第一季剧末最戏剧性的一刻：格里安终于拿到秘密录像并开始播放。配乐平缓忧伤，到播放最后一部时转强。谜底揭开，宣告着他精神的完全放逐
再看几位配角，他们出场时间不长，但在形象塑造上可圈可点。民主派议员本达和警察局长崔贝斯基，他们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去回应魏玛民主的敌人，保卫魏玛宪政：一个试图揭发军方的阴谋，另一个迅速镇压工人游行。另外两位保守派人物也值得提及，同为一战退役军人的警察沃特，和兴登堡的助理温特议员。这两位保守主义者曾分别在某个时刻，短暂地向格里安露出自己的思想锋刃：
“你不是英雄，你是叛徒。毫无价值，毫无道德，毫无胆量。我们是为了其它的目标，而你呢？你就只会照章办事，和其他懦夫一样……”（沃特）
沃特没说完，因为他耳朵马上被格里安开了一枪……
“私人利益对我来说不值一提。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清理行动中受益的是我们的国家。我肩上担有任务，这项任务要为重建德国的未来指明方向，但我不指望你也有这样的远见。你不过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警察罢了。”（温特）
温特说完走了，格里安也收起藏好的录音机，顺利收集完证据和队友会合……
这两次交锋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真正对话。由于“对手”的思想过于鲜明和有力，反倒让主角显得有些怪异：格里安只有被动的“行动”，但没有任何主动的“回应”，或者说没有同等分量的直接回应。问题和回答发生了错位，他的“回答”符合逻辑，但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在格里安看来，沃特身为警察勾结国防军违宪，并杀死同事；温特借纳粹之手杀死民主派议员本达，并嫁祸于一个女佣。也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魏玛民主制度并有非人道的行为，所以站在格里安的对立面。但他们也正是以某种肉眼可见的极端，向魏玛民主的合理性发问，以“例外状态”（卡尔·施米特语）的方式，质疑规则/规范/法规不可逾越的充足理由。
相较于他的保守主义对手，格里安并不作为一个具备足够强度的思想个体存在，在这些时刻他甚至没有思想的波澜，悬置了自我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倒是独断和拒绝交流的一方。所以他的行动坚决而又空洞，始终在行动但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内涵。
无法回应的格里安是一个现代的“神话”（罗兰·巴特语）。这个神话的内容就是人永远以孤独、被抛弃、感伤忧郁、易受损害、反抗绝望又难以逃脱的形象存在。这个神话在世界的盛行始于“奥斯维辛之后”。因为主角“过于”现代，而我们正是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的现代人，所以这就是《巴比伦柏林》让观者感受到某种切身性和亲和力的原因。只有无根者才会对无根者的故事产生共鸣。
至于这个现代神话的对手，1933年后的德国历史已经雄辩地使保守主义者的一切言论丧失合理性。尽管我认为剧中没有实现主人公与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对话，但毫无疑问他们的某些思想得到了呈现。这段历史在这样的叙事中很容易变得空洞，易于排解。剧中对保守派的刻画是直观而简陋的。几次温特出场的镜头，庄园、森林、跑马场，很好地表明保守派与“大地”的关系，但并没有体现出二者潜藏的矛盾，某种根源性的问题。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是世俗秩序的捍卫者，而到现代，冲突愈演愈烈，大地已丧失其原有的亲和力，不再承受传统的价值和道德。
世界越现代，才越会产生无根者，才越会发生冲突。不过至少在二三十年代社会思潮整体右转的德国，这些无根者显得过于现代，过于突兀。他们的一己之力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只能让自己清醒而痛苦，这也是在现代社会无数次上演的悲情故事。例如，加缪的《鼠疫》同样营造了现代个体面对耶和华降灾（瘟疫/战争）的情景。这是一个在现代发生的形而上学的抉择时刻，但加缪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出路——通过个体反抗生存痛苦的方式，就能抵抗沉重的虚无。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在2020年“瘟疫”再次降临之际，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其《重返中世纪？》（Regreso al Medioevo）一文中称《鼠疫》是一部“糟糕的、平庸的小说”。
剧中温特在一次国防军的聚会上说道：“如今，保守不仅仅意味着保卫，保守更是意味着去创造那些值得保护的东西。”此前他曾提及云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的一段话，让人眼前一亮：“政治是一个命运问题。从政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本能比知识更重要”。而作为坚定的保守主义革命者，云格尔即使到了晚年也没有改变在他德国后代看来的争议思想。他在其书《在大理石悬崖上》（1939）中预感到战争即将到来，但他并不信奉和平主义，因为和平是现代社会麻醉自身的幻梦。他在书中形象地描绘文明在现代的失控：
“那些人原本自命聪明睿智，足以与陈腐的祖先崇拜一刀两段，到头来，却纷纷屈从于蛮族偶像的魔力。这等人蒙昧的面目，比中午烂醉的酒鬼更加可憎。他们自以为翱翔云霄，还以此夸耀，其实却在尘埃里蝇营狗苟。”
《巴比伦柏林》是一部用心之作，它试图细致地呈现当时德国社会的断裂和冲突，尽管在某些关键处难以见到真正的思考与回应，并使我们又一次目睹一个现代神话的诞生。或许我们不应停留于此，停留于用一种现代而安全的方式去理解那个时代。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消失。
编辑 parallel
非典型看电影青年
豆瓣：平还行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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