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唯一导演专业女博士，已经撤离。
作者：李楷然
简介：人类幼崽研究员
前言
据外媒 The Wrap 报道，阿富汗导演萨赫热·卡里米目前已撤离首都喀布尔。卡里米在其推特发文表示，自己将透过摄影机继续见证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过去的三天三夜里，我保护了弟弟的六个孩子，这六个孩子都是女孩；没有人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在推特上写道。“我的弟弟状况很差，已经持续一天；但我依旧没有忘记电影；我会尽自己所能拍摄影像，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
8月17日周二，卡里米发布一系列推特，表示斯洛伐克电影和电视学院、乌克兰总统和外交部长、土耳其大使馆和斯洛伐克大使在其撤离喀布尔的过程中多有协助，她与另外11人目前“安然无恙”。
两年前，在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举办的 Make Mothers Matter 活动上，萨赫热·卡里米（Sahraa Karimi）为阿富汗的母亲权益做了一次演讲。她有着一张坚毅的面庞，神情总是沉静而冷峻。演讲时她自带道具，拿起一把刀叉：“对于阿富汗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厨具是她们最熟悉的生活物件。”接着另一只手拿起一支笔：“而不是这个。”句子停顿的间隙，从她的眼睛里，一道光不转弯地射向观众：“而我们这一代人，用刀叉勺子吃饭是为了更好地拿起笔来读、写、思考。”她的语气中有着不容动摇的信念感，环绕在她周身的，是一种坦然纯净的能量场，如同《十二怒汉》中的8号陪审员。
萨赫热在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的演讲
随着塔利班近日迅速接连攻陷阿富汗的重要城市，萨赫热·卡里米这个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社交网络。这位36岁的阿富汗女导演、阿富汗国营电影公司 Afghan Film 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在塔利班攻陷首都喀布尔之前，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封长信，写给全世界所有电影团体和影迷：“我怀着破碎的心与深切的希望写下这封信，请帮助我们，让世界关注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就在昨日，她在乌克兰、土耳其、斯洛伐克和伊朗政府的联合帮助下逃离了喀布尔，目的地未知，除她之外还有11个人也得到了救援。原本是值得庆幸的事，她却在推文中说：“我为我的离开感到羞耻。”
萨赫热·卡里米推特上最新的照片
萨赫热·卡里米出生于德黑兰，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父母是从阿富汗逃到伊朗的难民。十五岁时，她就作为演员参与过两部伊朗电影的拍摄，这启发了她对电影最早的兴趣。到捷克斯洛伐克念大学时，她选择了电影专业，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是整个阿富汗唯一拥有导演专业（Fiction Film Directing & Screenwriting）博士学位的女性。在斯洛伐克求学的十余年间，她拍摄了30多部短篇影像作品，参加了包括斯洛伐克、孟加拉国等国在内的国际电影节。
2012年，她决定回到喀布尔，“我一生都其他国家当难民，出生的时候是流落在伊朗的难民，到欧洲求学的以后又是欧洲的难民。我想回到阿富汗，为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女性讲述她们真实的、刻板印象之外的故事”。在这里她拍摄了两部纪录片：《方向盘后面的阿富汗女人》（Afghan Women Behind the Wheel，2010）和《帕丽卡：进入男性领地的女人》 （Parlika: A Woman in the Land of Men, 2016）。2019年她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喀布尔的女人们》（Hava, Maryam, Ayesha），全片取景于喀布尔。在这之前，在阿富汗取景拍电影是不成文的禁忌，梦工厂和派拉蒙联合制片的《追风筝的人》也只能在新疆喀什拍摄而已，而萨赫热说：“为什么不能在阿富汗拍摄故事片呢？困难和反对只是增加了我想要讲述这些女性的真实故事的决心而已。”
《方向盘后面的阿富汗女人》 剧照
她在阿富汗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方向盘后面的阿富汗女人》把镜头对准了阿富汗北部的法利亚布省，在这里，当地交通部门和负责妇女事务的部门共同开设了针对女性的驾驶课程，30名女性都完成了为期21天的学习并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照。镜头前她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和成就感：“开车的感觉就像身处天堂，像是在飞。你似乎能掌控一切，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生死都由自己决定，这就是真实的自由的感觉”，她们中有人是为了补贴家用而学车当出租车司机，有人是因为丈夫孩子常年不在家，家里闲置的汽车没人开，自己学会了开车出行能更方便一些。
Farkhunda Bahmanyar 自塔利班倒台之后已经开了十多年出租车，每天能挣10到20美元，足够养活家里15个亲戚，包括生病的母亲。她的车上放着一把步枪，因为有时需要载着乘客开进塔利班占领区。影片的素材量是100小时，但萨赫热每拍一个场景，都会受到重重阻挠，甚至死亡威胁。她不得不在德黑兰、喀布尔等地来回奔波以躲避可能的追杀。片子连续拍了三年，才最终完成，上映后获得了2013年达卡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用生命创作，对于很多艺术工作者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对于她，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陈述句。
阿富汗Tolo电视台歌唱类选秀节目 《阿富汗明星》
相较于喀布尔，法布利亚是一个更为传统和保守的地区，女性考驾照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争议。萨赫热走上法利亚布首府迈马纳的街头，采访男性对此的看法，大部分人都不认同，“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学开车”“先知从来都是男性，真主没有把这种荣誉给过女性”，也有人笑着表示“只要不逾越宗教和传统的规定，我想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开车”。显然，汽车这样的现代产物给阿富汗社会带来了困惑和争议，毕竟《古兰经》里没有关于汽车的教条。
同年上映的另一部记录阿富汗几十年来第一档唱歌选秀节目的纪录片《阿富汗明星》里，电视、选秀、手机投票等新兴事物也曾在阿富汗社会激起过极大的涟漪。节目中两名女选手都在登上电视以后受到了死亡威胁，其中一人更是因为表演时即兴跳了两步舞而被房东驱逐，路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做了这样的事，她应该被杀掉。”不论是女司机还是有着明星梦的年轻女歌手们，抛头露面公开活动需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沉重的。然而从她们眼睛里几乎很少看到自我哀怜，而是如萨赫热一般，有着积极行动的热情，为自己人生做主的快乐，以及大无畏的、为了哪怕几秒的自由的感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
《帕丽卡》 海报
萨赫热的第二部纪录片《帕丽卡》则不再是群像的描绘，她拍摄了为女性权益斗争了一生的政治家索拉亚·帕丽卡（Soraya Parlika, 1944-2019）在参政时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阻碍。索拉亚·帕丽卡是阿富汗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多个妇女组织的领军人物，也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的主要成员之一。她60年代就从喀布尔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毕业后进入喀布尔当地政府部门工作，开始了她的从政之路。在她的直接推动下，阿富汗女性工作中的产假延长到了30天，后又增长到90天，并且可以在55岁时退休。80年代她还帮助建立起国际红十字会与阿富汗之间的合作与联络，推动各地护士学校和幼儿园的建立，但她这一时期在政坛的活跃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安全威胁：她在一次归家途中被枪击，严重受伤，所幸经过救治没有生命危险。
索拉亚·帕丽卡（Soraya Parlika, 1944-2019）
即便是在塔利班掌权的1996到2001年之间，她也没有停止过帮助女性的努力。她在位于喀布尔的家中偷偷办起了女子学校，为了躲避塔利班的搜查，总是凌晨四点开始上课，有时还会秘密地举办一些女性权益讨论会。2001年塔利班倒台以后，她曾在喀布尔组织过一支妇女武装力量，是当时成员增长最快的女性组织。曾有同党派成员劝她到欧洲躲避，她说：“我怎能忍受现在离开这些阿富汗妇女，等她们情况好转了再回来？如果我真的走了，我以后还怎么能做到昂首挺胸、看着她们的眼睛和她们说起今日大家共同经历的这些苦难？”萨赫热和帕丽卡，两个在各自领域闪耀的、强悍的女性，通过这部纪录片互相成就，共同书写了阿富汗现代史上属于女性的、饱含强大精神力量的一章。
萨赫热说，选择先拍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是因为她离开了这个国家太久，需要通过拍纪录片来了解这里的人民，特别是女性的真实生活。两部纪录片拍摄结束后，萨赫热用了四年时间在阿富汗境内四处游历，去那些最偏远、离现代科技和文明最遥远的村庄，和当地女性聊天、对话，了解她们的真实生活，为她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喀布尔的女人们》的创作收集素材、故事和人物原型。影片在2019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随后在阿富汗的影院上映了20天，尽管喀布尔的11家电影院在战争之后只剩下了6家，萨赫热还是在租下一块广告牌做宣传，告诉民众：“这部影片不是拍给什么大使、政治人物或特权阶层看的，这是拍给阿富汗人民看的、阿富汗女性自己真实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来看。”
《喀布尔的女人们》 海报
《喀布尔的女人们》讲述了 Hava、Maryam、Ayesha 三个生活在喀布尔的女性的故事，虽说是虚构类作品，但情节完全取材于现实，甚至还做了一些修饰。Hava 怀着身孕，然而在喀布尔寒冷的冬天里，她也一样要操持繁重的家务，丈夫和朋友们把酒言欢，没有人过来给行动困难的她搭把手。Maryam 是一名职业女性，在电视台工作，她有着清晰的人生目标，也不惧表达她的想法，但工作上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家庭生活的一帆风顺：她共同生活了七年的丈夫出轨了，他们已经分居了很久。圆圆脸的 Ayesha 还是个少女，她在妈妈的强迫下和表哥订婚，但她的心另有所属。三个故事各自独立，但人物关系上又有着交叉，观众也能在这种排比中看到不同境遇中的女性的共同点和区别。
萨赫热说：“在与阿富汗各地的女性交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作为女性，不论你受过教育与否，不论你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只要你还是父权社会的一员，生活在父权制的规则和限制之下，你们就都处在同一个屋檐下。在这里，女性唯一的价值在于成为母亲。”这一点从 Hava 与 Maryam 故事的互文性中可以看出来。而代表着年轻一代女性的 Ayesha，也没能避免被迫和不爱的男人结婚的命运，但在她的故事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点点希望之光：表哥看得到真正的她，也真的关心她的感受，与她订婚后哭着问她，你真的开心吗？这个年轻阿富汗男孩的心理挣扎和真诚的爱是动人的。与 Hava 和 Maryam 在家庭和职场中的孤立无援不同，Ayesha 有自己的女性朋友，会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对她施以援手。《喀布尔的女人们》在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进行了世界首映，还代表阿富汗申报了第92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影片中的Ayesha和表哥
萨赫热在Afghan Film国营电影公司的办公室
影片在喀布尔拍摄了四十天，拍摄期间这里发生了五起爆炸案。萨赫热很清楚坚持在阿富汗拍摄会遇到的困难，但她也同样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想证明给阿富汗之外的制片人看，这里是可以拍电影的，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在这里电影产业是可以发展的。”
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首映礼上，她还谈到了自己如何因为这部影片获得了当选 Afghan Film 国营电影公司主席的契机：“我是独立电影人，在准备这部电影时，需要向 Afghan Film 公司申请资金，但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支持，在我向他们租借灯光设备的时候还向我索贿。于是我全程用自己的钱拍摄，自己克服所有困难。完成这部电影之后，恰好听说这个电影公司的主席位置空缺了，我觉得是时候带给他们一些改变了。如果其他电影工作者也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长此以往，就不会有人愿意在阿富汗拍电影了。于是我就去申请这个席位，我通过了所有的资格考试，在和另外四个男性候选人的竞争中赢得了这个位置。我希望能让其他电影工作者有机会在阿富汗拍电影，不必经历我经历过的这种腐败问题，给阿富汗电影行业带来一些改变。”
申请不到钱，看不惯国营公司的腐败问题，就自己去当公司的主席，改变这一切——这种仿佛只存在于爽文之中的情节，她做到了。
《喀布尔的女人们》剧组在威尼斯电影节
喀布尔街头的风筝店，黄风筝上印着梅西头像
喀布尔有“风中之城”之称，每年的冬春季，这里刮风最多的时节，总会有许多人走上街头，或者就在自家小院里放起一只只风筝，偶尔还会有比赛。塔利班掌权时期放风筝是被禁止的，2001年塔利班倒台之后，喀布尔的街头卖风筝的小店才又逐渐多了起来，一些风筝上甚至会充满创意、紧跟潮流地印上最新电影海报或是两个大大的梅西头像。
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走出国门，甚至没有机会到自己出生地之外的地方瞧一瞧的阿富汗人来说，风筝比他们更自由。曾经的萨赫热·卡里米在追求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的道路上就像一个追风筝的人，一路从伊朗到斯洛伐克，最后在喀布尔找到了她的风筝，拍出了她职业生涯的三部高光之作，为这里的女性讲述她们的故事。
如今她被迫离开，又像是一只放飞的风筝，也许永远无法再回到故土，也许她将终生漂泊在他乡的天空。线的另一端却又是割舍不掉的羁绊，那线细细缠绕在已然陷落的喀布尔，这座风雨飘摇的风中之城。也许萨赫热可以安全地度过她的余生，却不一定能摆脱今日的离开带来的负罪感——她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国际救援，但那些她曾经与之共同生活、向她分享自己人生故事的普通阿富汗女性呢？而这一切原本不是她应该承担的。
在发表那封求救的长信之后，她又多次在推特上呼吁：“请为阿富汗祈祷，我再次呼唤，请不要沉默。”
我们诚挚地为你祈祷，
为你，也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编辑：Tan
FILMOP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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