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城记｜成都：一座“自由都市”的城市起源
山河·城记
成都：一座“自由都市”的城市起源
文/孙吉
成都，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典范——“天府之国”之核心城市，自古繁荣兴盛，享誉天下。作为长江上游无可争议的文明中心，成都城市以一种东方社会罕见的自由形态起源发展，本文且作简要梳理。
亲水城市：古蜀时代的文明根基
成都境内城市文明的兴起既符合普遍规律，又非凡独特，迄今发现的岷沱平原最早的古城遗址群——宝墩文化可上溯距今达4500年之久，由八座古城及若干次级聚落遗址构成，在河流纵横的平原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状遗址群，这些古城古聚落均顺着古河道流向的水脉和地脉兴建，修筑墙垣、疏导河流，并且利用湖沼水系进行文化交流，巧妙因应了本土水文环境，进而达到高度的文明水平，如其中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宝墩古城，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位列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其城垣方向不仅与铁溪河流向一致，南垣西段外至今尚存一条宽约10米的人工水道。
古蜀文明演进示意图 @网络
继宝墩文化兴起的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史前文明的巅峰，古城北临鸭子河，气势恢弘，且设计巧妙，马牧河蜿蜒穿城而过，河宽适中，兼收取水、航运和防洪排潦之效，充分显示出古蜀先民对于水网环境的掌握和善用。以高度发展的古城遗址为中心，三星堆文化元素展现出强劲的辐射能力：华丽炫目的金铜玉器展现出社会财富向三星堆古城的高度聚集与流动，而青铜兵器陶器则反向在次级遗址和周边地区大量出土，古蜀王国借助水陆交通而实现的强劲社会控制与通畅物流机制可见一斑，三星堆先民还拥有利用长江水路进行迁徙、广泛建立并开展远程贸易和文化交流能力，如从湖北宜昌中堡岛、 路家河等长江中上游沿岸遗址，均出土了三星堆鱼凫王朝标志型的鸟头形陶器柄，而从鄂西到川东、川南、 川西以至成都平原核心地带沿长江—岷江水系区域，分布着诸多以鱼凫 (鱼符、鱼复) 地名，可能正是族群沿水路迁徙留下的历史记忆。
三星堆城墙示意图 @网络
三星陨落，金沙兴起。大约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中心转移至今成都市区范围，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包括十二桥、黄忠小区和金沙等一系列商周之际的重要遗址，这些大型城市和聚落遗址，全部沿古郫江分布，依水而建，绵延数里又连接呼应，前后长达数百年时间，既表现出古人高度发展的水利技术成就，亦反映出先民对河流水网的治理和运用。事实的确如此，考古学家在金沙遗址金煜地点发现两条由卵石砌成的梗子，是成都市境内现存最早的以堆砌卵石建筑河道护坡的水利工程，与此同时，十二桥遗址出土了结构复杂、布局讲究的大型滨水木构“宫殿类”建筑群，推测当是贵族住宅或统治机构，若没有充分的治水和技术自信， 统治阶层不可能将自身安置于水势无常的河边。
成都的城市自起源之初，就表现出亲水、顺水又善于治水、用水的格局理念。《华阳国志》记载其时的古蜀疆域：“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史学家们多将这一历史时期与强盛一时的杜宇王朝相对应），岷江-长江、嘉陵江、沱江流域尽数纳入王朝统治，在治水控水技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以成都为中心的水路网络进一步扩张。
成都博物馆内宝墩人筑城场景 @网络
无怪乎沿着长江水路，来自长江中游的鳖灵一族取代了杜宇王朝，建立了古蜀历史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并且充分结合自身和本地技术，不仅有效治理了当时岷沱平原的水患，更进一步提升了蜀地的水利技术：指挥街、方池街及抚琴小区的系列文化遗址，出土了竹笼卵石、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综合功能的卵石埂等开明时代治水工程遗迹，揭示了蜀人已发展出系统化治水的理念与行动，开明九世因此“徙治成都”建立“少城”，借助日益发展的水运交通网络，开明王朝与南中国境内的各文化族群开展了广泛交流。
滨江临河的人类文明形态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是最普遍的现象，正如美国学者威特福格尔认为，环境因素，尤其是对水源的操控，可能是导致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产生的直接动力。
三星堆新近出土的金箔面具@网络
自由都市：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起源
历经古蜀先民数千年的努力，岷沱平原已成为无可辩驳的长江上游文明中心，亲水的古蜀文明拥有高超的治水技术，发达的水路交通系统因此形成并不断扩张，人、水、城市之间发展出亲密互动的鲜活关系，而不断演进的古蜀之都，始终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有学者曾以《墨子·杂守》提出的“ 率万家而城方三里”的模型，计算得出面积2.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都人口在8万人左右，开明时代的成都城市人口则高达近28万，如此众多的人口折射出成都作为商贸文化中心的强大磁吸力，彼时成都城的族群光谱五光十色， 蜀、巴 、氐、羌、楚、濮……先秦众生云集，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而随着交通道路的开拓，政治军事商贸网络扩展，成都的规模与地位持续提升。
三星堆青关山城墙考古现场 @网络
然而规模庞大的古蜀城市最为醒目的特点在于人们修筑城墙的目的，宝墩文化诸城城墙以地面堆筑方式修建，而非如黄河流域的开槽版筑，而三星堆古城尽管“墙基厚达40米，顶部厚20米”，但横断面呈梯形，城墙内外两面都是斜坡，如此城墙基本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而只能从亲水防洪的角度理解。考古学证实，秦以前的成都确无夯土泥砖城垣，虽有土墙而不以土设防，文献亦记载早期的成都城几乎没有防御功能：“ 管钥成都， 而犹树木栅于西州。” （五代后唐·李昊：《创筑羊马城记》）
不仅如此，迥异于自汉长安城始中国城池正南北向的轴线布局形式，古蜀人从最初筑城开始，就大多随顺西北-东南流向的河流水系，借助岷沱平原发达的水系，构建形成特殊的西北至东南的斜向方位陆路与水路交通体系。
如此的建城思路，与张光直先生所言的中原早期城市首先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出现迥然不同，而更偏重适用于工商业发展，那么换言之，彼时的成都可能更接近徐中舒先生的判断：成都是一座古代的自由都市。
金沙遗址考古公园示意图（虚线部分） @百度地图
自由的都市以经贸为导向，没有依从帝王政治规则的束缚封控，相反尽显兼容开放包容，这大概是中国中心城市最独特的一种起源类型，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早在相当于中国的商周时期，当中原城市多从王室贵族的封邑、 采地转化而来，成都城市的繁盛则主要与农业经济、以丝织品和其他货物为代表城市手工业和水陆交通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最具代表性的纺织品，古蜀先民早已掌握桑麻纺织技术，甚至《说文解字》将“蜀”字解说为：“葵中蚕“（葵即桑字），甚至第一代蜀王即以“蚕丛”为名，《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路史·后纪五》记载：“黄帝之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西陵一地，大多被认为是位于今日四川境内，这位中华女性先祖最大的功绩就是“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2020年的三星堆开展最新一轮考古，人们发现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足证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三星堆新近出土的丝绸残迹 @网络
养蚕缫丝，逐渐发展成为未来数千年来最靓丽的蜀地手工；丝麻制品，亦为从成都出发的各条商贸文化之路奠定了最典型的物资之基，借助富饶的物产和不断扩张的交通网络，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王朝不仅与盆周山区的畜牧业或半农半牧业经济体互通有无，并且率先建立以成都为中心的国内、国际远程贸易体系：出西南，中国最早民间国际贸易通道的 “ 南方丝绸之路 ” 已然开通，古人张骞出使西域发现蜀布邛杖早已畅销当地，今人考古在四川盆地则发现诸多南亚、中亚以至西亚文明风格制品；向西北，通往青藏高原的商路互通有无，指挥街遗址就出土了仅产于高原的白唇鹿角标本；往东方，借助水路而成的“水上丝绸之路”初见雏形，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纺织技术的交流，商周时期成都各考古遗址均出土了大量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器物甚至东方海洋的特产。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人（左）；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中）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人（右）@网络
岷江江源观点定位了“长江首城”，山岳水系环境赋予了城市之名，自由都市赋予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成都有足够的时间讲述一种独特非凡的城市文明故事。
——摘自孙吉、华桦：《锦江：从成都出发的水上丝绸之路》
白云苍狗
人文地理媒体从业者、作者
清流智库青年专家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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