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德堂，又名赫斐院，英文名The Hart College，1915年动工，1920年建成，加拿大（英美）美道会为纪念最早到西南传教的赫斐氏所建。
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及三星堆初出土文物的收藏地忆西南首创之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华西协和大学的操场上，男女学生在列队练习着最新潮的体操，一群鸽子盘旋许久，终于停留在教学楼重檐歇山式的屋顶上，荷花池畔树影婆娑，几位学生正夹带着书本从矗立的钟楼下走过，钟声响起，惊起歇息的鸽子重新振羽高飞。校园的一侧，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教员在忙碌着，他们仔细地编号，清点数量，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数量众多的木箱，从赫斐院搬到华大图书馆2楼。在这里，这些木箱被一一打开，几位教员不时用手指指点点，低声地交流谈论，他们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时而蹙眉，时而展颜……在不紧不慢地节奏中，几千件文物标本被小心翼翼地拿出，安放在特定的位置。汗水随着灰尘从这些人面颊上流下，滴落在木地板上，他们的表情因此显得更加严肃。华西协和大学钟楼，原名柯里斯纪念楼，英文名The Coles Memorial Clock Tower，建于1925年，是由纽约柯里斯捐资建成，与现貌有不同。这些木箱中的精致文物标本，俱为时任华西协和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戴谦和（Pro. Daniel Sheets Dye），历尽艰辛搜集而来。从1914年开始，戴谦和商得学校允许，开始筹办博物部，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自然人文标本，初期经费困难，进展缓慢，后幸在同校教授陶然士（Mr.Thomas Toriance），叶长青（Mr.J.Huston Edjar）等人的帮助下，加上当时四川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慷慨捐赠，戴谦和的博物部始具雏形。到1931年，超过6000件的文物和标本被妥善保管并陈列在华大赫斐学院内。如今，这些文物标本被小心地搬迁到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2楼，在这里，戴谦和，陶然士，叶长青，葛维汉，这几位兼具教会传教士与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双重身份的外国人，正在悄然进行着一件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实践。1932年，筹备已久的华西协和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正式成立，这不仅是成都，而且是中国高校，更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博物馆。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这位受哈佛燕京学社派遣，在华大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博士被任命为馆长，直到1941年。葛维汉，原名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年—1962年），美国阿肯色州人。著名的考古学、人类学家，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首任馆长，三星堆遗址的最早发掘者。葛维汉学识渊博，研究勤恳，十多年的馆长任职期间，他一方面继续拓宽博物馆在文物标本搜集方面的渠道和途径，更亲自主持了在四川以及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民族学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包括对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这位从1913年起就在四川生活的西方人，不断探访着西南崇山峻岭间的优美风光和灿烂文化，足迹遍及康藏，岷江上游，川南，峨眉山等地，搜集了石器，陶器，玉器，石刻，蜡染以及动植物标本等藏品，极大地丰富华西博物馆的馆藏并形成系统。在葛氏主持下，1936年，华大的馆藏文物已有一万五千余件。除此之外，葛维汉更将西方的博物馆文物搜集与布展理念运用到了博物馆的建设当中。懋德堂，英文名The Lamont Library and Harvard-Yenching Museum，1926年竣工，系美国赖孟德氏为纪念其子捐建，建成后即为图书馆及博物馆。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搜集并鉴赏文物的传统，然后却更多限于私人的收藏和把玩，古代的藏书楼如此，书房的博物架也是如此，因此当西方的博物馆概念开始被引进并传播于古老中华的时候，如何更好地向公众展示历史遗珍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博物馆界对藏品的布展方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称之为“测定和进化”体系的方法在英国产生并在美国流行一时，这种方法公开描绘出人类的技术性进化，从而对物品进行分类的。但是这种线性的进化论模式并不为弗兰兹·鲍亚斯赞成，这位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认为，收藏品应该首先按照民族分类分开，再按照进化论的方法分类，“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在一个文化背景下被集中展示，其目的是完整展现每一个社会”，这种不予比较，不交叉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葛维汉所运用，他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布展就是按照文化相似性来展示收藏并一直延续至今，如在博物馆专辟了藏族神龛，清朝刺绣和其他工艺品展区。经过葛维汉努力，大量的古物经过科学分类和布展并向公众开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观人士，华大博物馆即被誉为西南优秀的博物馆。戴谦和，葛维汉，一个筚路蓝缕，一个承上启下。开创了现代博物馆事业在中国西部的奠基与传扬，而他们的后继者，同样不是泛泛之辈，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这座西南首创的文物收藏与展出场所，也因此日渐彰显无比神韵。1941年，具有“四川考古之父”的郑德坤开始接任华大博物馆馆长，他拟定了华大博物馆的五年发展计划，同时聘请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教授共同商讨馆务。这位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博士，立志把华大博物馆建成一个教育中心和收藏中心，在郑主持馆务期间，博物馆不仅参与了四川境内的众多汉唐古墓，王建永陵等考古发掘，还开展多次田野调查，出版丛刊五种，抽印丛刊九种，专刊一种，翻译丛刊二种。在文物搜集和陈列方面，至1947年，馆藏文物已达三万余件，分为中国石器与雕刻，金属器，四川陶瓷，华东、华北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民族用具和其它艺术品计七个部分。尽管时值抗战，困难重重，但在学校及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协助下，郑德坤的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完成。华西坝的博物馆亦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美军的参观，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1951年，华大古博物馆陈列的标本有3万余件，古物文物至1950年就达3万余件。分为三大类：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西藏标本。古物上起史前石器，下迄明清金石书画。边民文物，包括羌、彝以及摩西、摆夷、开钦等民族器物、文物，其中的西藏标本则被外国报纸誉之“世界各博物馆之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华大博物馆全部并入四川大学，更名为川大历史系博物馆，1984年再次更名为四川大学博物馆并延续至今，现藏文物4万余件，分设民族学陈列室，民俗学陈列室，书画陈列室，藏族艺术陈列室，革命文物陈列室，石刻艺术陈列室和研究室。抗战期间的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员工联合参加游行。直到现在，锦江河畔的四川大学博物馆仍然是中国高等学校中唯一一所综合性博物馆，不仅是成都人文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中国西南考古学、民族学、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心，影响遍及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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