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死而复生”的两位“革命先烈”

引言

     80年前的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围攻，除部分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这其中，也有一些“被牺牲”的“革命先烈”。今天的推送，就为大家讲述这样两个故事。

01

因精湛医术而免杀身之祸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著名的军医，由于以讹传讹，曾一度被当成牺牲的烈士宣传和祭奠。他就是王聿先。

晚年的王聿先

1909年7月，王聿先生于辽宁省锦西。九一八事变后，在辽宁医学院学习的王聿先，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积极参加反满抗日救国活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经叶挺军长动员，他放弃了优越的从医待遇，于1937年底投入到正在组建中的新四军。1938年夏随陈毅第一支队挺进苏南，任一支队军医处处长。在敌后抗战第一线，他以良好的医德医风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伤病员服务，经受了组织的考验，于193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王聿先调任新四军司令部军医处副处长，后为代处长。在任期间，认真贯彻抗战时期党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建立健全各支队卫生组织，举办卫生人员训练班，为培养部队战地卫生技术人员作出了贡献。

叶挺

1941年皖南事变中，王聿先随军转移时，作为叶挺的随从医官，随叶挺下山谈判，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赖传珠在5月11日的日记中有“通过王聿先的社会关系交涉营救问题”的记载。在狱中，王聿先参加了中共秘密党支部，并参加了发生在1942年6月的“赤石暴动”。1943年，为纪念全面抗战6周年，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编印了一本《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其中，王聿先不仅被收录于“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中，并注明“1942年5月于上饶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该书“纪念文汇”中，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新四军卫生部长崔义田写的《忆王聿先同志》的悼文。1942年5月底，日军逼近江西上饶，上饶集中营于6月5日向福建迁移。由皖南事变被俘新四军干部编成的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决定，在迁移途中伺机暴动。6月17日下午2点，全营离开崇安向下梅进发，途中在赤石镇崇溪河过渡。当第六中队过河时已近傍晚，他们按预定信号，利用渡河秩序较乱的机会举行暴动，犹如洪水决堤飞快地越过河滩、水田、山坡，朝武夷山方向飞奔而去。经过搏斗，一部分人牺牲，30多人冲上了武夷山。在中共闽北特委领导下，他们组织抗日游击队在当地坚持斗争，后陆续重返新四军。

崇安“赤石暴动”的渡口

赤石暴动的消息报到第三战区，顾祝同十分恼怒，亲自下令，“以闽北奸党分子活跃，现驻地又系过去游击根据地，警卫兵力单薄，亟应考核思想言行冥顽不化分子，予以处决”。于是，集中营特务“根据编训以来考评成绩最劣而有如下情形者：（一）前赤匪奉派五团在崇、铅、建一带活动之尚未转变干部；（二）参加匪军二万五千里逃窜尚未自新者；（三）不满现状蓄意鼓动风潮企图潜逃者；（四）思想中毒过深短期无法转变者，计共男女学员七十五名造册呈报，拟请秘密处决，以遏乱萌”。以上报告经顾祝同批准后，国民党宪兵以重新编组为名，将所谓的“顽固分子”分批集中起来，从6月18日起，在赤石附近的虎山庙茶树林中，进行了整整3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新四军第五团政委林开风等141名被俘人员先后被害。暴动出来回到新四军的战友以为王聿先已被反动派枪杀，这才有了他列名《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以及崔义田《忆王聿先同志》的悼文。而实际上，作为第六中队的一员，王聿先虽然参加了赤石暴动，但在暴动中因行动缓慢被抓回。集中营头目考虑到他的社会关系和精湛医术还有利用价值，留下他一命。因此王聿先在大屠杀时逃过一劫，后于1944年获释。

王聿先在《抗敌》上发表的文章

出狱后，王聿先辗转在福建莆田、马尾等地行医，于1946年夏到上海，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重回革命队伍。新中国成立后，王聿先历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济南白求恩医学院教育长，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常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常委、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国防涝协会上海分会会长，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副主任等职。1985年12月离休。1997年5月病逝于华东医院，享年88岁。

02

一盒雪茄烟，祝贺他“死而复生”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叫黄源，是鲁迅先生晚年亲密的弟子和战友。这位1906年出生的著名文化人、翻译家，也在皖南事变中成为“被牺牲”的“革命先烈”。叶挺曾在带给周恩来的口信中说：“……黄源已阵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晚年的黄源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黄源作为战地记者随国民党主战部队参与了抵御日寇登陆杭州湾的战役。1938年12月，既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又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日报》特派记者的黄源，率东南地区文化新闻代表团，前往驻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进行交流慰问。团员有骆耕漠、汪瑛和《新华日报》编辑石西民等人。一行人搭乘一辆军用运输车从浙江金华抵达皖南泾县云岭。在新四军政治部，黄源遇到了当年在上海的许多左翼文人朋友，这其中有创造社时期的朱镜我和李一氓，也有黄源编辑《文学》杂志时的撰稿人夏征农、彭柏山等，还有他所熟识的薛暮桥、聂绀弩、丘东平等文友，使得刚从国统区来的黄源备感亲切，他深切感受到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高度尊重和强大的感召力，决定携笔从戎，与石西民等团员留在新四军工作。不久，黄源出任新四军政治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主编《抗敌》杂志文艺版和《抗敌报》文艺副刊，后又分工负责军部印刷所工作，其间曾到苏南茅山新四军第一支队采访，与支队司令员陈毅颇为投机，还担任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叶挺军长时的翻译。为了让文艺创作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黄源还与彭柏山、石西民、夏征农、冯定等共同发起编辑《新四军一日》一书，并向全军征稿。在军部，经冯定和李一氓两人介绍，黄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黄源的好友石西民被周恩来看中，不久便调到重庆南方局，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

皖南事变经过要图

1941年1月4日傍晚，皖南新四军奉命转移，随即发生皖南事变。事变中，黄源随军政治部行动，在1月12日夜石井坑突围时被打散。1月14日，叶挺在下山谈判时被国民党军队扣押。在上饶集中营，叶挺依旧惦念着黄源。由于消息不明引发的讹传，叶挺在委托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转给周恩来的口信中说：“任光夫妇受重伤想无救，黄源已阵亡。”1941年1月21日，叶挺于囚牢写就的《囚语》中，在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及对皖南事变的反思后，专门提到了“鲁迅学生黄源”。叶挺极其沉痛地写道：“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部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中共驻香港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接到周恩来指示，于1941年2月，派皖南事变前护送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士返回澳门的军部副官处第二科科长梅文鼎，以受叶挺夫人委托前去探监的名义到上饶，由此带出了黄源牺牲的消息以及与皖南事变有关的其他信息。

周恩来抗议皖南事变的题词

消息传到重庆南方局，曾与黄源一起到新四军共事过的战友石西民，闻讯后悲痛万分，在1941年4月1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悼黄源》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写道：“一个不幸噩耗终于得到证实，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主编者黄源先生是死了。”实际上，黄源在事变中并没有牺牲，而是历尽险阻，突破重重包围，从皖南经苏南辗转到达上海。他先找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然后通过她与新四军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取得联系，再经地下党组织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于5月间到达苏北根据地。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在5月11日的日记中有“黄源已脱险到苏北”的记载。在盐城军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与黄源一见面，就诙谐地对他说道：“黄源，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为此，他还特地送给黄源一盒雪茄烟，以示对其“死而复生”的祝贺。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亲自安排黄源接替丘东平担任鲁艺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后又担任华中局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1939年4月，陈毅（左四）与黄源（左五）在丹阳接见当地爱国乡绅

此后，黄源历任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行署文教处长、浙东鲁迅学院院长、华东革命大学文学院长。上世纪40年代末，黄源随军回到上海，马上去拜访了冯雪峰、巴金、胡风等老朋友。他们久别重逢，畅叙友情，共庆胜利。黄源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后来华东局撤销，他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这期间，他主持改编了越剧《梁山伯和祝英台》，组建浙江省民间音乐舞蹈团，还在全省选拔了一批青年演员，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狮子龙灯舞，震动了全国的文艺界。而最为著名的是1955年由黄源、郑伯承、陈静3人合作改编的昆剧《十五贯》，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扬。《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题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社论，对这一改编给予充分肯定。

---

往期推荐

来源｜《党史信息报》

编辑｜刘捷

制作｜刘捷

转载请注明来自“党史镜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