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缘何两拒邹韬奋的入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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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韬奋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出版家、杰出的新闻记者。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势中，邹韬奋不畏强暴，积极创办报刊，努力唤起民众，以犀利笔锋，怒斥敌寇，反对投降，主持正义，传播真理，成为一代青年认识社会、思考人生、追求进步的灯塔。正如周恩来所说，“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今年11月5日是邹韬奋同志诞辰125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纪念他在中国人民苦苦求索的漫漫长夜里，为民族解放所进行的呐喊和呼号。

邹韬奋手迹（左图） 邹韬奋和夫人沈粹缜及长子嘉骅在重庆学田湾寓所前（右图）

一见如故的良师益友

       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邹韬奋和新闻出版界、学术文化界、政治社会界的许多朋友真诚相待，竭诚合作，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说：“友谊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东西，深挚的友谊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安慰。我们这一群，是为着进步的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我们是同事，但同时也是好友。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着深挚的友谊；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着深厚的同情，亲切的谅解，诚恳的互助。”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胡愈之、张仲实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很快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办得有声有色，最高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对于邹韬奋所从事的革命文化事业，共产党人给予了巨大关怀和帮助，邹韬奋认为周恩来是他最可敬佩的朋友。

      1938年2月下旬，邹韬奋在张仲实陪同下，到八路军汉口办事处访问了周恩来。他们一见如故，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周恩来对邹韬奋说：“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佩服的。”周恩来爽朗亲切，诱导启发。他精辟的分析，透彻独到的见解，给邹韬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除了认真地听取邹韬奋对形势的看法和工作汇报，以及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安排，还非常仔细地问了文化界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道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他还关切地询问了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嘛。”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多钟头。临别时，周恩来紧握着邹韬奋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邹韬奋希望周恩来方便时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几天后，周恩来就为生活书店同人作了题为《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的热情真挚使邹韬奋深受感动，他不止一次地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1938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办公室

“党需要你这样做”

       不久，邹韬奋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比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此后，邹韬奋和周恩来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邹韬奋等各抗日党派的领导人共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生活书店也经常邀请周恩来前来参加座谈会、作报告。每一次见面，他们都亲切坦诚，谈笑自如，情谊也日渐深厚。

      到了重庆以后，邹韬奋和周恩来的接触就更多了。邹韬奋经常去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向他请教政治问题，并接受中共中央对国统区文化工作的指示。有时周恩来也通过邓颖超约见邹韬奋和沈粹缜。邹韬奋对邓颖超也非常敬重。后来他在《抗战以来》一书中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七位参政员时说：“邓先生为周恩来先生的夫人，国语流利清晰，声如金石，坚锐明快，起立演说时，无论座位远近，字字打入每一个人的耳鼓。”

      有一次，邹韬奋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但周恩来仍然要他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并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当时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邹韬奋也常请周恩来到会介绍政治军事形势。据邹韬奋的次子邹竞蒙回忆，有一次邹韬奋高烧得很厉害，周恩来获悉后，前来探望，在邹韬奋床前坐了很久。皖南事变后邹韬奋和家人先后离开了重庆，邹竞蒙在桂林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逃难回到了重庆，是周恩来把他安排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又亲自把他带到了延安。

生活书店的“隐蔽领导”

       对于生活书店的工作，周恩来是非常关心的。新中国成立后，生活书店的老同志张锡荣曾回忆道：“1940年3月间，一位熟朋友秘密通知我，周恩来总理约我和李济安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去谈话。我俩请了假，依约前往，上午9时前到达。周总理要我们汇报最近半年来生活书店的情况。当听到书店选举领导机构成员，青年人占多数，经验丰富的中年人占少数时，周总理详细问到落选人的姓名、职位和经历，对此好象有不同看法。邓颖超同志进来看我们，周总理立即介绍，我们含笑向邓大姐点头。她只说‘你们谈，我不打扰’，就出去了。我们继续汇报。当谈到书店小青年热情很高，不满足于整理书籍、开发票等业务工作，很想离开书店到延安去时，周总理说：‘生活书店的事业是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参加生活书店工作就是参加革命。你们要向青年人宣传这个道理，方式要巧妙，要暗示，使他们了解工作的意义。了解了，他们就安心了。’”

      “最后汇报到生活书店受国民党压迫的种种情况。周总理深思一会儿，郑重地说：‘可能还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就会吃大亏。书店应分一部分人带着纸型和书籍转到边区去，到敌后游击区去，在那里开展文化工作。留下的，也要将一部分人和财产分出去，采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建立第二道阵线，要隐秘，不露锋芒，长期埋伏，保存起来，等待有利的时机。这样，留下的只是一部分人，坚守少数重要的机构，在进一步恶化的局面到来时，可以减少损失。’他最后说：‘总之，革命的道路曲折，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自己，战胜敌人，讲究斗争艺术。’将到吃完饭的时候，周总理严肃地注视着我们，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今后有什么事，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如我不在，可找徐冰同志。’我们连声说：‘好！好！’我们懂得周总理这句话的分量和意义，这就是我们与党中央取得经常的、直接的秘密联系。也就是周总理负责领导生活书店的工作。”

      1941年2月的一天晚上，邹韬奋和沈粹缜一起到曾家岩50号看望周恩来。当时皖南事变发生不久，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也进行残酷的摧残。生活书店仅留下重庆一个分店，其他地方的分店全都被封闭或限期停业。周恩来指示邹韬奋为维护进步出版事业，继续与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求发展，要求采取化整为零、多种形式，分一、二、三条战线的原则和办法分别部署；并指示生活书店总的领导机构迁往香港，对干部要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周恩来还和邹韬奋商量了邹韬奋个人的去向问题以及今后如何继续斗争的问题。这是邹韬奋和周恩来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邹韬奋曾说：“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中共中央在吊唁电中满足了他追认为党员的临终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解放日报》的追悼专刊题了词。1949年7月，周恩来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亲笔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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