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里的红色学堂：刘少奇、任弼时从这里走上留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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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创办的外国语学社，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为掩护党团组织的活动，同时也为培训进步青年赴俄国留学深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新渔阳里6号这幢楼房里开办了外国语学社，门口挂有招牌。外国语学社既是团员学习和活动的场所，又是掩护党、团活动的机关。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并同时在校攻读俄文。

新渔阳里6号

1920年9月外国语学社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招生广告

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内容为：“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2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这是外国语学社最早的招生广告。

杨明斋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主要是各地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介绍来的，他们学习俄文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上海的一些革命活动。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团员约有30多人，青年团是外国语学社的政治核心组织。

杨明斋亲授俄语，李达讲授日语兼听俄语课，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陈望道、沈泽民都在外国语学社任过课和听过课。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应聘教过俄语的读音和会话课。为了保证授课质量，学社还多方面聘请外国语教师。在任课教师中，任课时数最多的是杨明斋，因此，他给学生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当时的学员曹靖华在几十年后还留有这样一种记忆：“所谓‘外国语’者，实际只有一种：俄语。教师只有一位：杨明斋。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满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

刘少奇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常抽空阅读《新青年》杂志、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还借助词典为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讯社翻译、校对文稿，配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做收发、进行缮写。更可贵的是，他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萧劲光的《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在谈外国语学社时说：“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外国语学社旧貌

在外国语学社，萧劲光和任弼时还一起参加了刘少奇负责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他们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据萧劲光回忆：“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那时陈望道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我们都很尊敬他，可有一件事让我们很好笑，就是陈望道每次来上课，身上总是喷着香水，熏得整个教室都香极了。”

外国语学社教室

许之桢曾在新渔阳里6号的青年团学习过，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据他回忆，他那批青年团员大约有14人。渔阳里6号有两个亭子间，李启汉管钱，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另外一个亭子间，可能是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住的。许之桢和刘少奇、柯庆施三人住在楼上厢房里。楼上中间和厢房当时都作宿舍，楼下不住人。他们自办伙食，通常在楼下厢房里吃饭。不过有时也在外边买些糍饭、油条吃吃。新渔阳里6号前后有门，都可进出。但要到老渔阳里2号去，就得从前面弄堂出去。新渔阳里6号有两三架油印机，写蜡纸用的铜板等等都齐全的，都是日本掘井誊写堂的货。许多传单印刷品也在这里印刷。

1921年春，中共发起组决定派优秀青年团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学员先后有20多人分3批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汪寿华、萧劲光等。同年冬，刘少奇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委员。

1921年4月29日，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外国语学社，并没收了部分传单等宣传纪念品，此后外国语学社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尽管受到干扰和监视，外国语学社仍在艰苦的条件中为培养党的干部和革命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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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党史信息报》

编辑 / 沈洁

制作 / 张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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