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与情感密码：网络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审思
作者简介
罗佳，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意识形态建设。
近年来，网络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博弈现象受到学界关注。“身体缺场的行动在场”、“无组织的组织”、“象征性聚集”等相关学术概念都指认了网络政治动员与现实政治动员不同的特征和发生机制。可以看到，政治动员从来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网络政治动员对意识形态或者说话语的依赖性在增强而不是削弱。于是，学界对于网络政治动员的理论阐述从宏观视角转向微观视角，从社会结构分析转向话语文本分析。本文尝试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切入，从宏观的意识形态图景、中观的社会心理和微观的价值取向三个维度，对网络政治动员的本质及其特征做出理论上的剖析。
一、话语权力：网络政治动员研究的视角转向
“动员”一词的基本涵义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进行资源调动的行动过程。动员最早是一个军事学术语，涂尔干首次将动员概念引入社会学语言，将动员定义为“唤起某个人或者群体的一切能量”。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催生了网络动员这一新生现象，其基本的涵义指政治主体在网络空间内通过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来调动政治能量，从而达到其现实政治目的的行为过程。网络政治动员与传统的政治动员有何区别和差异？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未有定论，整体的研究趋势是从宏观视角转向微观视角，从社会结构分析转向话语文本分析。
“现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它们有着鲜明的，同时也是较为复杂的以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在西方理论界，早期关于政治动员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和政治动员的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第一种是框架分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政治动员中，行动者会“策略性”地把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联合起来。第二种是文本决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情感、认同和文化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关键作用，情感上的对错而不是策略性的输赢是决定行动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第三种是集体行动形式库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集体行动形式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有很大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变性。这三种理论视角，实际上分别凸显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行动者三个层面的意义和影响：利益和策略层面、价值和意识形态层面以及习惯和本能层面。
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身体缺场、意见在场的网络空间，网络政治动员日益依赖并且表现为话语博弈和情感共意。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语权”概念成为学界分析网络政治动员经常援用的理论资源。在福柯看来，话语总是指向一种权力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从西方的语境来看，“话语转向”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以认同斗争为表征的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兴起。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墨菲在福柯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他们拒绝承认社会经济等结构性因素对于政治的先决性作用，认为政治斗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斗争”，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运动，端取决于一种抗争的话语结合能否实现，并主张围绕“话语斗争”就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激进民主”策略。
曼纽尔·卡斯特从新社会形态变革的视角来理解“网络社会”，断言网络社会改变了权力“密码”，催生了新的信息权力。“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围绕着这种新的权力，社会组织起了它的制度，人们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并决定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权力的部位是人们的心灵。”因此，与以往存在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中的实体权力有很大区别，信息权力通过对广大网民的思想观念、观点态度和价值选择施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文化和精神权力。质言之，就是一种建基于人们认同的权力，也就是话语权。这种权力是网络化的而不是科层制的，“权力不再集中于机构（如国家）、组织（资本主义企业）和符号的控制者（公司制媒体、教会）之手。它散布在财富、权力、信息与图像的全球网络中，在可变的几何学和非物质化的地理学系统中传播和嬗变。”
2009年开始在西亚、北非兴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社交媒体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动员功能，由此引发了所谓“推特革命”的持久争议。克莱·舍基提出了“无组织的组织”的观点，把社交媒体视为政治动员的新结构性要素。在他看来，“随着社会交流变得越来越稠密、复杂和具有参与性，网络连接起来的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渠道，更多的机会参与公众讨论，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机会也随着增多。”对于如何解释网络政治动员的发生机制，值得关注的是西班牙学者保罗·格尔保多的“象征性聚集”观点。他认为，社交媒体中并不是真正的“无组织”，而是改变了组织的方式。就像编排舞台剧一样，组织者是处于后台而不是前台，他们通过“情景设置和脚本设计”，创设了一种把遥远分散个体聚集起来的“在场感”，激发了共同的情感动能，这种共享的“在场感”和“情感动能”是社交媒体中政治动员发起的关键要素。
在中国的语境中，政治动员一直是党和政府的一种传统优势。无论是革命时期的“宣传下乡”和“军民动员”，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发起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从来都是作为有组织、有计划、自上而下的宏观政治行动。譬如林尚立认为：“所谓政治动员，简单讲就是执政党或者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活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政治动员逐渐兴起，并形成了一种有学者称之为“非对称”的动员态势：动员主动权开始从党和政府手中转移到普通网民手里。一些学者从网络自由主义的立场研究网络技术给中国带来的“赋权效应”，如郑永年提出“技术赋权”、杨国斌提出“数字公民社会”、弥尔顿·缪勒提出“网络监管难题”等观点。
但是，这种基于网络自由主义立场的宏观理论剖析效度难以检验，尤其是对于网络政治动员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变革性洞察力不足。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转向微观政治的视角来分析网络政治动员的复杂机制，譬如挪威学者格里斯借用了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和斯科特的“底层政治”概念，关注中国微博上的话语博弈。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形象化、具象化、景观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内涵。譬如陈联俊指出：“网络仪式、游戏视频、故事段子、表情符号等，不同的场景生态、视觉技术进步、集体表象导向、个体权力的发挥都会发生价值作用。”
我们认为，网络政治动员研究“话语转向”的关键不在于概念或者话语创新，而在于对意识形态这一结构性要素的指认和理解。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要素，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理性化、系统化观念系统的抽象理解，而要关注意识形态感性化、碎片化、流变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们根据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切身感受和深刻印象，形成和表达自己爱与恨的价值原则与生活信念，而这些正是广泛存在而又发挥着持久作用的感性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所承载的主体形态来看，可以把意识形态划分为“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三种层次。总体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集团或者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群体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关系变迁背景下某一群体基于相同的利益追求或者价值追求而形成的、为群体内所共享的价值观念系统。个体意识形态，是每个社会成员身上所承载和体现的意识形态，它主要以感性意识形态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三种层次分别对应的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视角，合理整合这三种视角，就能够从意识形态维度对网络政治动员本质及其特征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二、宏观语境：网络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背景
网络政治动员既是一种政治行为的现实动员，也是一种价值理念的思想动员，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内在结构关系，决定了网络政治动员能够提取到何种资源，形成何种性质的动员，以及这种动员的发展空间和水平。形象地说，一定社会所存在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影响的意识形态就是网络政治动员的“资源库”，网络政治动员只能在既有的资源库中选择“武器”，同时在网络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进行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值中国革命处于迷惘、探索之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毛泽东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倘若没有这种新的思想武器的输入及其中国化的普及过程，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就无法开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同样充满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表现出来，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关系的观念总体”。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儒家思想、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多种思潮，正是这种丰富多样的意识形态资源为网络政治动员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选择从而塑造了性质各异、形式多样的网络政治动员。
如果说存在哪些种类的意识形态为网络政治动员提供了可以选择的资源，那么，一定社会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内在结构则决定了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可能及其水平。这种内在结构，主要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敌对意识形态复杂互动形成的整体形态和结构。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与敌对意识形态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冲突融合的复杂格局。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格局，既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基础的必然反映，也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主动变革的必然后果。众所周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突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促进我国的中心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从本质上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次积极主动的自我变革。思想的大解放、意识形态的大变革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思想文化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辩护，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其发展空间和可能。因此，如果没有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变革，当前中国所存在的复杂意识形态格局无从产生，网络政治动员也是不可想象的。进而言之，意识形态的复杂格局与网络政治动员的复杂图景形成了相互呼应、相互影响之势。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多样思潮的涌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和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宣传教育路径以及对待其他意识形态的整合方式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主动变革，是网络政治动员兴起的重要前提性条件之一。另一方面，网络政治动员作为一种重要的新的变量作用于意识形态领域，也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发展态势施加影响，并推动着意识形态生态环境的变化，带来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后果。
从网络政治动员所凭借的平台来看，媒介变革与意识形态嬗变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网络政治动员的重要前提。网络政治动员必须以网络信息传播作为其平台和基础，而网络信息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嬗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就使得网络政治动员不仅受到技术平台的制约，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前提性制约。对于媒介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有学者概括说：“媒介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是塑造人们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同时，意识形态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媒介制度、体制，决定、推动或制约着传媒改革。”这种互动关系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具体把握：一是作为生产工具的媒介变革推动了社会变革，并进而推动意识形态变迁。马克思曾经阐述了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关系变革、并进而推动意识形态变革的社会功能。“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技术与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认为“技术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当代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的著名命题，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它在实践形态上是第一生产力，在观念形态上则是意识形态，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变革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视角。借用“技术变革带来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思路，可以看出，网络作为一种媒介手段、作为一种重大的技术突破，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因此，卡斯特断言，网络技术开启了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全新文明样态的“网络社会”。二是媒介信息传播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方面，信息传播方式会影响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及其效果。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宣传教育才能从理论形态转变为实践形态，从官方话语转变为民众心理认同，这种宣传教育方式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就是一种“政治传播”，显然，传播的理念、方式和策略要与媒介传播技术相适应，否则就会影响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实效。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内容及其变革决定了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水平。出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执政者一般都会对信息传播采取一定的审查、限制和筛选措施，这种措施的严厉与否、执行方式往往是由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共同决定的，因此，媒介传播的相关制度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有学者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揭示了传媒制度改革与意识形态变迁的互动关系：“中国传媒改革触及到制度和体制层面有建国初期国有传媒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传媒体制的形成与嬗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个中共意识形态变迁的关键点和转折点。毛泽东思想建构了中国媒介的基本制度，是对建国前传媒制度的变革；邓小平理论开启了传媒的商品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形成了‘一元制度二元运作’体制模式，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完善和丰富了这一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传播媒介从“政府喉舌”到“市场经济主体”的角色转变，报纸、杂志、新闻机构、文化机构和网络媒介的商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主导“政治倾向”与市场“利润诱惑”的一定冲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导向与消费需求导向之间的张力带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也为网络政治动员提供了前提性条件，脱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革的宏观背景，就难以把握网络政治动员的真正内涵。可以这样说，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动员的关键密码在于政治力量与私人资本力量、主导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之间的矛盾、博弈和调适。在可预见的未来，“政治意识形态与传媒改革的互动将继续深化，不仅是前者决定和影响后者，更为重要的是传媒改革能在政治改革中发挥主动积极的功效和影响及促进的作用，特别是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发展正在影响着政治意识形态”。
三、中观动因：网络政治动员的群体心理发酵
由于在网络空间中主体往往以符号化、象征化的方式存在，这种“身体不在场”状态的分散个体何以能够被动员起来？答案就在于网络政治动员的成功发起高度依赖于网民在心理上的“共意”、情感上的“共鸣”和价值上的“共享”，是共同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情感感染将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将缺场的主体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网民的社会心理可以视为网络政治动员的一种结构性要素。显然，网络群体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不可能仅仅在网络上策略性地建构出来，而要受到现实生活中人们业已存在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的制约和影响。换言之，网络政治动员只能“点燃”而不能“制造”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提供了孕育网络政治动员的有机土壤，准备了引爆网络政治动员所需要的“火药”。承认这一点，就承认了一个社会所存在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为网络政治动员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意识形态并不是漂浮在社会上空、脱离于人们生活实践的思想、观念体系，而是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于人们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乃至于社会无意识之中。因此，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是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重要媒介，是意识形态从总体的阶级意识到群体意识形态、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意识形态并不是在经济基础上直接形成起来的，而是经过社会心理的媒介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具有系统化的理论形式的话，那么，社会心理则是一种零星的、粗糙的、不成熟的反映。撇开其中的一些纯粹是偶然的成分，我们能比较清晰地洞见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由此可以看到，社会心理可以视为意识形态的“素材”和“原料”，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心理的“成品”。其次，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息息相关。“所谓社会性格是指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绝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性格特征。”这种社会性格是由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共同决定的。最后，社会无意识与意识形态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无意识”的概念，强调“社会无意识”是由“社会的过滤器”（语言、逻辑、社会的禁忌）造成的，而“社会的禁忌”的标准又是由意识形态所确立的。也就是说，通过语言和逻辑等的加工，意识形态所不允许的表象和观念统统都被驱赶到“社会无意识”的领域中去了。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是由意识形态孕育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实践样态。齐泽克曾这样描绘意识形态对于人的深刻影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还是勤勉为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这种看似无意识的行为恰恰是意识形态沉淀到个体和群体心理层面所发挥的功能。
群体意识形态、个体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等层面的概括和升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群体意识形态的分化和个体意识形态多元的“万千景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们社会心理、社会无意识的复杂嬗变。就其实践样态和演化机制来看，我们很难彻底划清社会心理、群体意识与某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明确界限，因而在很多时候只能将社会心理、群体意识作为某种意识形态要素或者群体意识形态来认识和处理。
正是这种在现实中业已存在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在某一个偶然因素的引爆下成为网络政治动员的重要思想根源和心理基础。有学者在谈到突发事件的发生依据时说：“突发事件也并非没有预先存在的社会根据或社会原因，一个看起来是突发的群体事件，在事件爆发之前总能找到一些相关因素，特别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一些早已存在的价值信念或道德原则已经在起作用了，它们甚至可以说是引起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思想根据。”这一判断对于网络政治动员来说同样也是成立的：“如果说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难以预先觉察的话，其构建‘集体认同感’的共享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却是相对不变而易于觉察的。”当前我国所发生的诸多的所谓“非利益相关”网络政治动员的发生，尽管没有共同的利益因素作为牵引力量，但必然会有意识形态所孕育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或社会无意识作为其心理基础和推动力量。即便是利益紧密相关的维权式网络政治动员，如果不能调动广大网民的心理能量、争取到广大网民的支持而形成足够大的舆论力量，其社会影响和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因此，每一次政治动员，都可以视为某种社会心理、社会无意识的集中发酵和突然引爆，光有点火线而没有社会心理所储备的足够火药，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空间中群体心理、群体意识的分析，来预判、把握网络政治动员发生的规律和趋势。
四、微观要素：网络政治动员的主体价值取向
从网络政治动员所发起的主体来看，网络政治动员的主体——人，既是意识形态的动物，又具有突破意识形态的可能，这就为网络政治动员的发生及其限度提出了主体维度的前提和限度。一方面，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物，“正是意识形态创造了主体并使他们行动”。俞吾金提出：“一个历史性已经被澄明的人在开始现实的认识活动之前，已先行地接受了他置身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他的心灵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蜡块’或洛克式的‘白板’，而是先行地写满了意识形态象形文字的‘青埂峰下的顽石’。”“一个试图逃避意识形态教化的人只能是自然存在物，而不可能是社会存在物。也就是说，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正是人们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从事任何实践活动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人理解为意识形态动物或意识形态存在物。”由此观之，作为公民和网民双重身份的动员主体，只能在他的头脑业已存在的意识形态图景的前提下发起动员，他以为自己是完全自主的，但实际上已经被某种意识形态俘获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俘获，是通过教化、习俗和长期熏陶的影响，使得主体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成为其顺利进入社会、与他人进行交往的一种“实用证书”和必备技能，是成为合格社会成员、顺利融入社会文化氛围必不可少的资格。而人被这种意识形态俘获之后，就往往会以此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发动、采取和选择相应的行为，甚至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正是意识形态发挥其功能的基本方式。
当然，另一方面，人既戴着意识形态的镣铐跳舞，又能够在一定程度跳出意识形态牢笼，具有重新阐释、整合乃至创造意识形态的可能。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环境关系时曾深刻地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人能够基于社会实践而改变、改造新的意识形态，人被意识形态塑造、又具有突破意识形态的可能，这才是现实的人与意识形态的辨证关系。网络空间中以符号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主体是这种现实人的延伸，这种延伸并不会消除人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而只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分析网络政治动员必须承认的基本前提。
作为网络政治动员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的主体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投射了个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又不免受到群体心理的感染和裹挟，呈现出主体性与被动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现实性与虚拟性的复杂脸谱。也就是说，从现实生活到网络空间、从个体身份到群体一员、从冷静的旁观者到积极的行动者，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间受动性和主动性的交织特征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体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和群体共性，单纯强调某一单一维度都是片面和有失偏颇的。就其受动性而言，网络政治动员的参与者是在具有先入为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对一种意识形态或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判断，他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将选择哪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对这种意识形态认同的程度。主体在网络空间中能够以其兴趣、利益和价值观加入到某一社区，从而实现了网络社区中主体声音的同质化聚集和螺旋式扩大，从而使得意识形态和文化图式对于主体的影响和决定功能在网络空间中进一步加剧。勒庞曾经在《乌合之众》中描绘了个体变为集体行动中群体一员时，就会丧失其主体性、客观冷静性，变得非理性、情绪化和从众性，桑斯坦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从众心理”和“群体极化”等主体淹没在集体声音中的观点，媒介学者也提出过“沉默的螺旋”效应，这种效应在网络政治动员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进而反映了在网络政治动员中意识形态要素对于个体的俘获能力更为突出。就其主动性层面而言，主体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俘虏，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是相互联系的，人们总能在网络政治动员中发现其现实生活中的利益诉求、心理需要和价值选择，只是这种现实的因素经由网络政治动员而变得复杂多变，但其来源于社会现实的本质并未改变。同时，主体在网络政治动员中的主体性呈现出巨大的差距，网络意见领袖往往具有相当大的意识形态创造、选择和引领能力，而沉默的大多数则更多成为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受动者，但这种受动也不完全是被动的，网络意见领袖也只有充分理解并尊重沉默大多数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图式进行宣传、鼓动，才能够将大多数网民动员起来。因此，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或者网民是如何在政治动员中展现其社会关系的多个维度，他所投身和倾注的究竟是利益诉求、政治观点抑或是情感表达，都需要在具体的案例中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洞察，而不能简单地用“决定论”或者“被动论”的理论框架来武断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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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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