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民 | 网络政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 自由微信

孙立民 | 网络政治与中国政治发展

孙立民政治学人 2020-09-11

作者简介

孙立民，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副研究员。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既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部分，又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一股重要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网络政治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可以从网络政治生态、网络政治主体和网络民主的发展变化中寻找答案。网络民主作为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条件下政治发展的最新成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特别是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既提供了大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政治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快速传播和应用正在重塑人类生活的整体面貌。在政治发展领域，网络政治已成为21世纪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形态，它不仅在发达国家掀起巨大波澜，同时也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一股重要力量。

早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政治的相关学术研究就已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兴起。当时互联网初露锋芒的政治影响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为此，学者们提出了“网络民主”、“数字民主”、“网络政治”等一系列概念，对网络政治前景作出了各种预测。普遍的观点认为，网络民主可以发展为直接民主，或者替代代议制民主的部分功能，从而有效改善并促进民主的发展、丰富民主的形式。不过，互联网的政治影响第一次为学术界外的社会公众所知晓，是从2008年奥巴马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开始的。当时就有人说，如果没有互联网，奥巴马就当不上总统。八年之后的2016年，特朗普在大选中出乎意料地获胜则被认为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选举”。在第三世界国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同样令人关注。2010年年底，发生在突尼斯的小贩自焚事件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波及到了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导致多国领导人下台。尽管这些 “革命 ”发生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原因，但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社交媒体在运动中起到的关键的催化剂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它又被形象地称为 “推特革命”。互联网不但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和权力格局产生影响，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扮演了特殊角色，成为影响国家间实力对比的一个重要因素。2016年美国大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认定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黑客通过泄露盗取的电子邮件，企图破坏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并导致她最终输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对这种说法，当选总统特朗普一开始矢口否认，但到了2017年7月，特朗普又公开承认，俄罗斯可能干涉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使他得以胜选。由此可见，网络政治已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当然，互联网的政治效应更多地还是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至于其影响方式和程度有多大，既取决于一个国家互联网普遍的应用水平，也与具体的国情和政治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没有像美国大选那种最能集中全面地反映互联网政治影响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像中东和北非国家那样由于网络传播政治动员所引发的激烈政治对抗和流血冲突。相比之下，中国的网络集体行动和网络抗争大多是针对经济利益且发生在个别地方和局部区域的。不过，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网络政治诉求和指向正在从物质利益向公民权利扩展，从具体事务向公共政策领域扩展，从问责和批评具体个人或机构向相关制度和体制扩展。总体上，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网络政治展现出的势头和影响给人印象深刻，有专家高度评价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称“其深度和广度在中国政治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对民主政治“起着不可替代且立竿见影的作用”，给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和突破口。

互联网与政治发展：想象与现实之间

过去二十多年，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是革命性的，广泛而又深刻，快速而又多变。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社交网络的规模和影响都居世界前列。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演进，网络政治也获得了长足的成长空间，人们对互联网的政治潜力充满期待。林军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互联网的成功看作是一个支柱产业的崛起这么简单，而应当把它看作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下自我意识觉醒的一次大的提升，一次全民自发的集体性的自我赶超。”他预言，中国将在2l世纪的前半叶成为“中心之国”，而这“最大的发动机就是互联网”，并作出了“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的乐观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一开始占主导地位的乐观情绪正逐渐变得审慎甚至有点悲观起来。2004年，郑永年在《技术赋权》一书中，对互联网的政治功能评价还是相当积极的，但他最近一篇文章的标题却‘信息技术让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愚蠢”。他指出：“互联网产生之初，西方社会一片叫好声，认为互联网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公民社会的成长等，有人甚至称互联网本身是‘民主化使者’。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互联网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尽管互联网也赋权社会，但更赋权权力者。”还有观点认为，近年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发展的政治后果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代议制民主和精英管辖的传统格局构成了挑战，“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常态化将是伴随信息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新的政治现实”。因此，互联网究竟是更多地增加民众的力量还是使精英和政府变得更为强大，一时难有定论。

不难发现，目前人们对互联网政治影响的程度、性质和趋向存在许多不同看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观点也在变化。这背后的逻辑是，就互联网政治影响而言，短期事件的影响与长期积累的效应可能会有所不同，互联网政治影响的大小、作用和机制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关于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乐观的预期与谨慎的观察哪个更符合实际等问题，需要结合中国网络政治演变历程和现实状况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历程

依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对中国互联网过去二十多年发展历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方法。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的研究认为，前后经历了基础初创期、产业形成期、快速发展期和融合创新期四个阶段。就网络政治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网络政治准备期(1994-2002)。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政府准备、网民准备与技术和市场准备三个方面。这一时期，各方自行其是、互不相干，彼此间很少互动。政府忙于以“三金工程”为代表的内部信息系统建设；网民热衷于网上冲浪、游戏、看新闻和发邮件，网吧大面积普及，所以，这时的互联网又被戏称为“娱乐高速公路”；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企业急于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门户网站热衷于上市，力争在网站的服务和内容上先入一步，以吸引更多的流量。这十年准备为下一阶段的快速崛起积蓄了力量。

第二阶段，网络政治起飞期(2003-2008)。这一时期，网络政治的各类主体纷纷登场。其中，2003年这一年尤为特殊，后来被赋予许多不同的符号，比如“网络民意元年”。这一年，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孙志刚事件”，网络民意脱颖而出，社会影响初露锋芒。还是在这一年，“非典”使政府开始重视网络舆论，不仅是迫于压力，也是因为认识到信息公开、与网民互动确实可以对政府管理起到正面作用。另外，在网络舆论影响政府的同时，政府作为网络监管者也开始出手。2003年1月7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自2003年2月10日起施行。2003年也是“门户网站之年”，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网站当年全面开始盈利。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市场化互联网公司，在官办媒体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媒体领域站稳了脚跟。

这一时期，令人耳目一新的网络用语开始流行，如“斑竹”、“拍砖”、“顶”、“灌水” 、“白骨精”、发帖、跟帖、回复等。人们发现，网络空间具有不同于现实社会的许多特点，形式更自由、更个性、更多样。在这个阶段，博客风靡一时，网络恶搞、网络红人纷纷出现。2008年，胡锦涛同志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交流，网民的政治角色和官民之间的网络互动得到官方肯定。

第三阶段，多方博弈期(2009年至今)。以2009年微博井喷式爆发为开端，网络舆论影响扩大，网络公共领域快速成长，媒介领域话语权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网络政治的议题更为广泛，公权力边界、公共政策、官民关系、网络反腐成为热门话题。伴随着不断发生的网络公共事件，网络冲突也在升级，从具体事务、公共政策上升到意识形态。政府网络监管的力度和手段不断提升，2013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是标志性的事件。与政府一开始对互联网的宽松态度形成强烈对比，这一时期政府对网络监管高度重视。有专家认为，政府网络治理“前期滞后，后期过猛”。2011年之后，随着微信、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的陆续推出，网络政治传播途径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比如，有人甚至认为，一个由个人运营的“占豪”微信公众号竟然“拥有着可以与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专业媒体相匹敌的影响力”。但也有人认为，微信群的封闭性和同质性使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有所减弱。总之，最近十年，网络信息和传播环境变得更

加复杂，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分野和冲突也呈加剧趋势。

经过上述阶段的发展演变，网络政治已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

互联网与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

(一) 网络舆情与网络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多种理解和界定。有人把政治生态分为政治制度层面、政治行为层面和政治意识层面三个层面。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生态经常用来指一个地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等软环境。理论上，政治生态包括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等内容。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网络政治生态上。在中国，狭义的政治生态可以理解为就是网络舆情。它是由社交媒体所营造的社情民意的表达空间，包括民意、社会情绪和意识形态博弈三大构成要素。这是一个由丰富多样的信息、意见表达、社会情绪构成的复杂动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平衡性和联动性等特点。无论是政府、互联网企业，还是网络个体或网络群体，都既是这个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同时又受到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在网络政治生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公共事件，它往往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短时间内就可掀起舆论巨浪，形成强大的动员效应，产生群情激昂的戏剧效果。同时，网络事件又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热度和影响快速减弱。另外，重要社会问题、公共政策和重大时间节点，也是扰动网络政治生态系统的导火索。与过去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新闻宣传所营造的整齐划一的舆论环境不同，网络政治生态体系是一个“众声喧哗”自下而上形成的自由表达和传播空间，信息丰富、传播密集、意见交锋、情绪宣泄甚至暴力低俗、谎话谣言都不鲜见。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民意表达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出口。其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传统媒体无法承载主流民意，加之中国的民调行业相对不发达，现实被压抑的民意洪流只能被挤压到网络空间，结果造成了“网络舆情是最真实的民意综合体”现象的发生。如今，只要愿意，通过网络调查、大数据挖掘，就能够较为准确且迅速地获知民意。所以说，舆论和民意的主要载体正在从传统媒体转向互联网，网络民意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民意的代表。

社会情绪是网络舆情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正是由于互联网，我们才发现社会中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然而，基于个体情绪表达形成的社会情绪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绪发泄，相反，它是社会分化和社会问题在人们情感和心态上的反映。网络社会情绪主要有愤怒、焦虑、怨恨、冷漠、无力感等主要情绪表现。情绪常常被一些学者特别是政府部门认为是非理性和负面的东西，网民则经常被要求理性地看待问题。但科学研究表明，情绪也是人的一种基本属性，情绪表达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意见表达，而且往往是更强烈的意见表达。要求一般公众在表达意见时有理性有逻辑是过高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如此一来，很可能会对民意发生误判。美国学者布鲁斯·宾伯就认为，“知情的公民在互联网时代并非一个理性行动者”。近年来，在网络舆情世界，除了民意表达、情绪宣泄之外，各类政治主体和社会思潮争夺话语权的博弈也日趋激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发现，2017年，国内值得关注的社会思潮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激进左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十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不同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网络舆论阵地，如各种政治立场的网站、微博、博客和微信公众号等。平时，它们各自固守自己的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一旦遇有公共事件出现，则闻风而动、四处出击，在网络公共空间形成舆论交锋和舆情浪潮。

总结起来，目前的网络政治生态呈现出四种状况：一是网民对许多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表达了强烈的关切，各种意见层出不穷，但不同观点分歧明显，民意的共识度不高；二是网民经常有情绪性的表达，有时还很激烈，这说明目前国民整体的政治素养和政治参与能力还不高，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心态不平衡；三是相对于汹涌的网络舆情，政府回应明显不够；四是在政治文化方面，传统的道德主义、权力主义、革命文化的平等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各有其市场和拥趸，但彼此间冲突大于共识，导致主流政治文化缺位。

(二) 网络政治主体的建构与权力格局变化态

互联网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变化除了信息和舆论环境的变化之外，网络空间各种政治主体的涌现同样引人注目。虽然互联网之前的中国也存在一些形式的政治参与，但肯定不能和今天的网络时代相提并论。在网络空间里，中国网民的政治主体性获得了关键性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是一个由个体网民、网络社群、网络阶层构成的多层次结构，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是网络社群。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主体——个体、社群和阶层。首先，是个体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使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获得了明显提高，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则使网民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更进一步。而且在网络空间，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认同比现实社会中表现得更明确。其次，是群体层面。网络中的个体网民，基于现实社会关系、兴趣和情感交流等多种因素在网络空间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了数量巨大五花八门的网络社群。它们为网民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和发表意见提供了活动平台，从而能将大量网民聚集在自己旗下。经过‘‘组织化”操作，网络社群具备了某些现实社会正式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一旦遇到网络公共事件时，通过信息沟通和组织协调，就能迅速突破地域限制而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那些政治倾向明显的网络社群的政治参与热情固然很高，那些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不明显或不关心政治的网络群体也可能由于公共事件的刺激和网络动员成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者。网络社群中还涌现出众多网络意见领袖，他们是网民的“民意代表”。与此同时，网络社群内部的互动交流强化了网民的政治归属感和政治认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网民沦为“乌合之众”的可能。研究发现，相对于现实社会，网络社群中网民的自主性、独立性、平等意识和竞争意识更强。网络社群对培养公众的自治能力、参与能力、民主意识也有积极作用。再次，是社会阶层层面。2009年，当人们发现存在一个“网络意见阶层”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包括了全体网民在内的整体性概念。从“孙志刚案”到“雷洋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除了青年学者之外，人们发现，网络参与最活跃的是正在成长中的城市中产阶层，其政治参与需求和参与能力也是各社会阶层中最大的。目前，中产群体的政治诉求已经从过去的个体安全发展到对公民权利、法治、公共参与和公共监督等多方面。而在网下，网络从业人员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组成部分，其政治主体性已得到官方认可，开始跨出网络空问参与现实政治进程。

第二，网络行动的类型——表达、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网络政治主体的政治影响一般要通过具体的网络行动才能实现。个体网民上网浏览、表达意见发贴和跟贴以传播活动转贴等都是日常性的网络行动，属于常态化的网络政治传播和人际交往。一旦遇到网络公共事件，经由议题设置和网络动员，网民们往往群情激愤、观点碰撞，意见脱口而出并造成社会舆论，常常给事件当事人、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压力。更直接的集体行动则是从网上到网下，如2009年 “躲猫猫事件”中网民参与的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活动。关于社会运动，有一种定义被广泛接受，即社会运动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这些年，中国网络集体行动中有许多网络事件引发的公众集体行动与此定义相当吻合，如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和2016年的“雷洋事件”，就属于网络社会运动的范畴。

第三，网络赋权与网络社会权力。在网络时代，信息上升为主要的权力要素。网络赋权即是互联网带给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的权力。从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角度看，网络技术给个人和社会提供了新的权力来源，形成了基于网络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社会权力，即网络权力。社会转型必然伴随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而互联网带来的权力转移一般更多偏向于个体和社会一边。网络权力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社会舆论、民意形成的社会压力上；其次，表现为公众话语权的增长和传统媒体和政府控制力的相对减弱上；再次，网络权力是一种由社会主体通过传播互动聚合而成的、可能影响政府政策和公共管理的社会权力。

当然，网络在赋予个体和社会权力的同时，也给政府和互联网企业赋权。互联网企业作为网络运作平台的运营管理者，其技术权力和经济实力对网络空间政治活动也具有很大的影响。虽说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政府部门己不能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对信息生产和传播拥有绝对支配权，很多时候它只能以监管者身份通过掌握的国家权力在网络空间对其他主体进行监管，但政府的控制能力和控制手段仍然很大，尤其是当它认识到监管的重要性时更是如此。在网民通过各种手段监督政府的同时，政府通过网络对个人和社会组织进行监控的范围和力度也同步加强，个人的隐私权受到巨大挑战。这样一来，在网络赋权的背景下，政府、互联网企业和网民及网络社群三者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力三角，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彼此间有时联合有时对抗有时妥协。比如百度‘魏则西事件”，这时就需要政府作为监管者出面解决。另外，政府针对网民进行的各类监管也在不断扩大范围和加强力度，而且经常要求网络企业配合，于是，网民和网络企业有时会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政府监管。

(三) 网络民主是当代民主发展的最前沿

经过了网络民意表达、网络政治主体成长和网络政治参与三个方面较为充分的发展和铺垫，网络民主来临了。在当前多种形式的民主实践中，网络民主可谓独树一帜，其社会影响、发展潜力和民主形式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它不但是参与民主当代最新实践的产物，也给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的网络问政就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协商民主。同时，网络民主在许多方面也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替代和补充。整体来看，网络民主对政治发展的贡献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在网络政治和网络民主的视野中，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协商政治与抗争政治、话语民主与行动主义、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这些经常是对立和分离的政治现象能够结合在一起，从而给人们一幅整体性的真实政治图景，这在互联网之前是无法想象的。由此可见，网络民主是技术民主、媒介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融合，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整合型的民主形态。

在西方，为了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如低参与率、政治冷漠感、党派政治，参与民主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公共参与被认为是对民主本质的回归，也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和替代。中国网络参与民主的兴起，尽管其政治背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但都是在代议制和选举存在问题的背景下发生的，公众自发的民主需求是网络参与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中国，从近年的情况来看，网络参与民主在参与规模、参与范围和参与效果等方面与其他民主形式相比优势明显。网络参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直接性、互动性、平等性、公开性、低成本、便捷性等方面，是一种大众化的亲民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的内容包括：一是通过网络政治表达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维护自身的利益；二是参与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三是参与政策执行和民主监督，其中，网络监督和检举已成为发现和治理贪污腐败的重要途径；四是参与公共管理，参与事件调查。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参与也类似投票，不过是用嘴投票。如果说代议制民主的精髓是一人一票选举代表的话，那么，互联网可以使更多的政治议题直接呈现在每个人面前，网民可直接发表意见，也可采用投票的方式对公共政策进行表决，在条件成熟时通过网络投票选举各级领导人更是轻而易举的事。

网络民主不但是参与民主的创新实践，也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在中国，网络给大规模协商和复杂性的公共问题的协商提供了可能，协商民主在网络问政、政府网络留言板等政府与公众对话平台和机制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网络民主是一种大众民主。这主要体现在网络政治参与者的数量上，比起现实社会，网络参与者人数要多得多。其次，网络民主也是一种精英民主。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就扮演了“网民代表”的角色，不同的网络意见领袖对政治问题经常会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这有助于各种观点和利益的平衡，从而避免极端意见和行为形成气候。因此，网络民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融合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两方面的优势，将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同时克服各自的弊端。再次，网络民主还是一种草根民主。它为社会底层、弱者和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社会不平等，维护少数人和底层群体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

总结

网络政治和网络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网络民主之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就是用网络民主的方式推动整体民主进程，通过形式多样的网络参与和网络协商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并在参与中培育各类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如果要对过去二十年互联网政治影响作一个整体评价的话，那么，其正面作用要明显大于负面效果。网络民主的社会基础由于网络社会成长变得更为扎实。网络权力对既有权力格局和权力运作过程提出了挑战，促使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思想观念和组织结构。网络民主是实践的产物，它既非政府主导也不是市场驱使，而是社会自发产生的民主形式，因而有更强的生命力。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民主发展的动力和社会支持仍可期待。

责任编辑：陈鑫

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学习资讯集锦：2018夏令营|入门书单|2017考研真题|2018考研真题|全部文章

学人访谈集锦：任剑涛|颜德如|梁莹|吕德文|游宇|张国清|刘伟|季乃礼|郭道久|李辉|李春福|李石|全部文章

《鱿鱼游戏2》今天下午四点开播，网友无心上班了，导演悄悄剧透

刘恺威近况曝光，父亲刘丹证实已分手，目前失业在家，没有资源

紧急通告！三高的“克星”终于被找到了！！不是吃素和控糖,而是多喝它....

话费充值活动来了：95元充值100元电话费！

跟着南通住建局学“朝令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