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个人特征与GDP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GDP百强市10年1000份市委书记样本的数据分析

编者按

为什么有的城市经济增速高，而另一些城市经济增速低？除了传统的影响因素以外，地方领导人的个人特征与地方经济发展是否存在关联？作者通过对2017年GDP百强市2008-2017年间1000份市委书记个人特征和GDP增长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委书记晋升途径和GDP增长呈显著相关关系；市委书记最佳任职年龄是54.68岁，最佳任职市数量是2.787个；而市委书记的性别、学位、本科学校性质、基层工作经历与GDP增幅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基于实证结果，作者提出：增加女性官员人用比例；选拔更多55岁左右的干部；坚持高效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放宽基层任职履历要求；促进中央职能部门同地方领导干部交叉任职等五项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祁凡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各地GDP发展动能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GDP百强市何以傲视群雄，实现GDP高质高量的发展？除了传统的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外，地方领导与地方经济发展是否存在一定关系？通过对2017年GDP百强市2008-2017年间1000份市委书记个人特征和GDP增长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委书记晋升途径和GDP增长呈显著相关关系；市委书记年龄和任职市数量均与GDP增长呈“倒U型”变动关系，其中最佳任职年龄是54.68岁，最佳任职市数量是2.787个；市委书记的性别、学位、本科学校性质、基层工作经历与GDP增幅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领导者选拔任用的政策取向。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基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举世瞩目，被誉为中国奇迹。截至2018年2月，中国万亿GDP城市数量达到14座。在GDP百强城市高速经济发展背后是否存在着一套特殊的发展机制?这引发了学界广泛的关注。自80年代以来，由于地方领导官员考核和晋升与地方经济发展相挂钩，在一系列经济绩效考核指标下，官员个人晋升与GDP发展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地方领导个人特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国外关于个人特征与组织绩效的研究起源于商业领域的高阶理论，经过不断深入和扩展，逐渐进入到政府官员研究领域。国外学者Jones与Olken、Dreheretal.和Vroom等学者指出，领导者的更替、教育水平、任职经历和任期影响着地区经济绩效。近年来，国内相关学者也开始探究经济增长与政府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解析领导者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学者王贤彬和徐现祥、张尔升和胡国柳等研究了官员个人特征中的晋升、来源去向、专业禀赋、任职时间等与任职地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省长和省委书记层面进行分析。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城市的领导者，通过对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市委书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探析作为城市领导者市委书记的个人特征与GDP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高阶理论。Hambrick & Mason于1984年提出高阶理论( Upper Echelons Theory )，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将领导者的个人特征、战略选择、组织绩效纳入高阶理论研究的模型中，强调领导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会影响管理者的认知模式，从而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高阶理论突破了传统业绩评价体系把战略决策和管理视为完全理性、忽视领导者个人特征对组织业绩影响的认知局限。经过多年时间的扩展研究，高阶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高阶理论核心观点是：领导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任职时间、教育背景、社会经济根源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组织绩效。学者Bantel和Jason、Finkelstein、Hambrick和Mason等基于高阶理论，分别从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任职时间等指标，研究组织领导者个人特征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本文将高阶理论应用于政府领导人层面，探究领导者个人特征对政府GDP绩效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17年GDP百强市在2008-2017年10年间历任市委书记和10年间GDP增幅。选择市委书记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国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市委书记作为党的市级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所在市实际的最高领导者，在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决策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二）变量设计

（1）因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年度地方GDP增幅，即本年GDP相对上年的增长率，取千分号前面的数字。

选取GDP增幅作为因变量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下，GDP一直是地方政府绩效及党政领导者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即使在当下强调官员绩效考核全面化的背景下，GDP也是官员绩效中重要的一环。

（2）自变量

主要的解释变量有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学位、本科学校性质）、工作经历（基层工作经历、晋升途径、任职时间、任职市的数量）等。

学位：是指官员教育背景中获得的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

本科学校性质：是指官员本科毕业院校是否为“211”或“985”院校。

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官员是否有县及县以下工作经历。

晋升途径：市委书记晋升的途径分为三类：调任指从别的省、市调入本市的市委书记；本地晋升是指从本地行政级别低于市委书记的岗位升为市委书记；空降是指从中央部委调任为市委书记。

任职时间：1~6月份上任的官员，经当年记作上任的第一年；7~12月份上任的官员，下一年记作上任的第一年。此方法与Li and Zhou、张军和高远、王贤彬和徐现祥等相关研究的任职时间界定一致。

任职市数量：计算市委书记在履职现任职位之前曾经任职城市的数量，包含现履职城市。

（3）控制变量

人均GDP：单位为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取千分号前的数字。

（三）研究假设

基于高阶理论和相关的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H1：市委书记性别与GDP增幅显著相关；

H2：市委书记年龄与GDP增幅显著相关；

H3：市委书记学位与GDP增幅显著相关；

H4：市委书记本科学校性质与GDP增幅显著相关；

H5：市委书记基层工作经历与GDP增幅显著相关；

H6：市委书记晋升途径与GDP增幅显著相关；

H7：市委书记任职时间与GDP增幅显著相关；

H8：市委书记任职市数量与GDP增幅显著相关。

（四）计量模型

结合高阶理论和相关研究，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

其中，i是城市，j是年份，Individuality是官员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性别），Education是官员的教育背景（学位、本科学校性质），Experience是官员的工作经历（基层工作经历、晋升途径、任职时间和任职市数量），Ctrl是其他控制变量集合体，β0是截距，β1、β2和β3为本文关注的影响系数，ε为扰动项。

（五）数据采集

本文以2017年GDP百强市为样本，收集其2008-2017年间历任市委书记的个人特征和城市GDP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GDP百强市市委书记的个人简历和任职情况数据来自人民网地方领导库、新华网和百度。相关的经济数据，如GDP增幅、人均GDP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描述性分析

（一）GDP增幅表

总体看来，GDP百强市2008-2017年间GDP增幅平均值为10.60584%，增幅的中位数为10.5%，增幅最大值是23%，最小值为-5.6%。分年份来看，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GDP增幅的平均值总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增幅呈逐年下降趋势是因为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进入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资源制约、GDP基数不断增加等因素，导致GDP增幅下降在所难免，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

学者陈彦斌、姚一旻研究指出，我国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经济的平均增速仍将呈现出下降趋势。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此期间，国家投资的增速显著放缓，过去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高投资模式将难以为继；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这些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成本都在上升，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严重降低而不复存在；过去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冲击仍在延续。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转型期的我国经济增速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正常现象。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GDP增幅有所放缓，但是各城市的经济增量和GDP总量依然保持基本稳定，经济发展状况依旧良好。

（二）人口统计学特征

（1）性别

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355名市委书记样本中，男性官员有346名，占比97.46%；女性官员9名，占比2.54%。通过市委书记男女性别比可以很明显看出女性官员在市委书记职位上占比很少，说明在目前的官员任用方面，女性官员在市委书记职位晋升中还是存在着“天花板”现象的。

（2）年龄

从市委书记的年龄分布来看，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市委书记平均年龄为53.67岁，最小年龄为43岁，最大年龄为70岁。

（三）教育背景

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的355名市委书记样本中，145名本科毕业学校为985和211高校，占比42.7%。说明重点高校毕业生在GDP百强市市委书记中占比较大。从市委书记学位分布来看，市委书记的教育背景普遍较高，均为学士及以上学位，硕士和博士学位占比很高。其中94名市委书记为博士学位，占比35.2%；111名市委书记为硕士学位，占比41.57%，硕博学位占比超过70%；仅有62名市委书记为学士学位，占比仅为23.22%。市委书记高学历化趋势明显，这是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与任用过程中知识化导向的体现。

（四）工作经历

（1）基层、中央部委工作经历

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355名市委书记样本中，43名有中央部委工作经历，占比12.1%；203名有基层工作经历，占比57.2%。但总体来看，偏重于基层工作经历，中央工作经历较为稀少。

（1）晋升途径

从市委书记晋升途径来看，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市委书记样本中，219名市委书记来源于调任，占比64.7%；113名市委书记来源于本地晋升，占比31.8%；23名市委书记来自于中央空降，占比6.5%。由图可知，GDP百强市市委书记主要来源于调任和本地晋升，占比90%左右，说明市委书记晋升途径多样，但调任和本地晋升占了很大的比重。

（3）任职时间

从市委书记任职时间的数据来看，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市委书记的平均任职时间为3年，最大值为11年，最小值为0年。任职时间主要分布在1~3年，占比达到50%以上。根据我国《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职时间暂行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职时间为5年。本研究收集的数据是2008-2017年10年间的数据，因为2017年官员任免和升迁较多，加之市委书记10年内任职流动较大和截取时间段较长等原因，使得整体的任职时间偏小。

（4）任职市数量

从市委书记任职市数量来看，2008-2017年间GDP百强市市委书记任职市数量平均为2个，任职市数量最多的是7个城市，最少1个城市，任职市数量差异较大。

四、数据分析

在初步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之上，为进一步探究百强市2008-2017年之间GDP增幅与官员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以下的实证分析。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和相关文献，利用收集到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出本研究的模型1-2。对于平衡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14处理，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来判断，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的p=0.0000<0.05,所以本研究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模型1和模型2Prob>F=0.0000，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总体都是显著的，说明建立的模型都是有效的。

模型1：研究GDP增幅与市委书记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加入控制变量人均GDP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输出结果可知市委书记个人特征之中的晋升途径1（β=-14.35487，p＜0.01）、晋升途径2（β=-13.007701，p＜0.01）、年龄（β=6.2066058，p＜0.05）、年龄的平方（β=-0.05684427，p＜0.05）、任职市的数量（β=-2.5872968，p＜0.01）和任职市的数量的平方（β=14.424915，p＜0.01）与城市GDP增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晋升途径1和2（即调任和本地晋升）相对晋升途径3（中央空降）而言，与任职市GDP增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年龄的平方与GDP增幅成负相关关系，说明年龄与GDP增幅成“倒U型”关系；任职市数量的平方与GDP增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任职市数量与GDP增幅成“倒U型”关系。

而市委书记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学位、本科学校性质、基层工作经历、任职时间与GDP增幅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模型2：研究市委书记个人特征中性别、年龄、学位、学校性质、晋升途径、基层工作经历、任职时间和任职市的数量与GDP增幅之间的关系，加入控制变量人均GDP、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年份。模型2是在模型1基础上的完善，加入时间效应。即考虑不同年份会影响GDP增幅，加入控制变量年份，得出模型2。模型2在加入时间效应之后输出结果与模型1基本相同，进一步验证了模型1的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2017年GDP百强市市委书记个人特征和所任职市GDP增幅之间的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年龄、晋升途径和任职市数量这三个变量与GDP增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年龄和任职市数量与GDP增幅成“倒U型”关系，相对空降途径而言，本地晋升和调任与GDP增幅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市委书记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学位、本科学校性质、基层工作经历、任职时间与GDP增幅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五、研究结果与讨论

依据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研究假设（H2、H6、H8）得到了验证，而H1、H3、H4、H5、H7五个研究假设没有得到验证。

假设一检验结果显示，市委书记性别与GDP增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男女市委书记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把握经济发展方向，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从市委书记性别的描述性分析来看，市委书记任职的性别偏好明显存在，女性市委书记仅占比2.54%，女性在市委书记职位晋升之中处于不利位置。

假设二检验结果显示，市委书记年龄与GDP增速显著相关，成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实证发现市委书记最佳任职年龄为54.68岁。说明市委书记任职存在一个最佳年龄，在到达最佳年龄（54.68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GDP增幅呈现上升趋势；在到达最佳年龄后，随着市委书记年龄的增长，GDP增幅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年纪轻的官员，因为自身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处于积淀期，可能相对优势不足，但随年龄增长能力会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官员个人未来预期的晋升空间可能会相对较小，会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政策，维持现状，所以对GDP发展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也符合学者王通讯指出的政治军事人才的最佳年龄区间在50-70岁。学者周敏等研究指出官员超过了对应级别的晋升年龄，将再无获得晋升的可能。此时，这类官员往往会选择“少做少错”的保守策略，保证自己可以平稳卸任[11]。一般来说，按照我国关于官员行政级别与晋升年龄限制规定，百强市（全部为地级市或直辖市）市委书记晋升的年龄限制是62和67岁以下，在最佳年龄54.5岁前后，官员为了争取“最后的晋升”对经济绩效关注较多，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

假设三检验结果显示，市委书记学位与GDP增幅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本研究中市委书记教育背景普遍较高，均为学士及以上学位，硕士和博士学位占比高达70%。按照预期假设，市委书记的学位越高，对于相关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会更加有利。但实证发现，市委书记的学位与其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促进地区GDP增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市委书记的学士及以上学位，与其实际工作能力并不显著相关。

假设四检验结果显示，市委书记本科学校性质与GDP增幅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市委书记本科院校是否为重点高校（“211”和“985”）与GDP增幅没有显著关系。本科教育在个人能力培养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但官员个人的学习能力、继续教育、实践经验等对增长个人能力也至关重要。随着90年代以来干部知识化的推进和延伸，地方领导任用中对于学历和文凭的重视，使得干部的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兴起，大多数官员通过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和实践积累不断丰富和拓展自身的知识能力，提升自身文化水平，不断缩小本科教育的不足，弥补自身差距，所以本科学校性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

假设五检验结果显示，市委书记基层工作经历与GDP增幅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市委书记基层工作经历对官员个人工作能力增长影响不明显，对其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帮助不大。

假设六检验结果显示，市委书记晋升途径与GDP增幅显著相关。相较于中央空降而言，本地晋升和调任对GDP增幅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中央空降的官员在促进地方GDP增长方面优于调任和本地晋升的官员。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资本理论之中指出，“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利”，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即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之中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会存在差异。中央空降官员相对于本地晋升和调任官员来说，与中央的联系更加密切，获取相关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强，对中央政策的解读和执行以及宏观经济走向把握得更好，更加有利于其充分利用中央的政策走向和资源网络促进任职地GDP的增长。

假设七检验结果显示，市委书记任职时间与GDP增幅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市委书记的任职时间长短对GDP增幅影响不明显。一方面本研究截取的时间段横跨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也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变更时期，地方市委书记也存在着较大的变动；另一方面，虽然《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职时间暂行规定》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职时间为5年，在任职时间内应当保持稳定，任满一个任职时间”，但从收集的数据来看，大多数市委书记任期没有达到5年，任职时间大多分布在1~3年之间，任职时间相对较短，与GDP增幅没有表现出显著关系。

假设八检验结果显示，市委书记任职市数量与GDP增幅显著相关，成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实证发现最佳任职市数量为2.787个。说明市委书记任职市数量是3个左右，需要在多地（3个城市）任职，掌握多地复杂情况，积累一定的决策经验。但任职市数量也不宜过多，任职频繁调动，在多地短暂停留，可能使得官员对于一地的政策和发展不能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不利于当地治理的进一步深化与持续。

六、政策建议

（一）增加女性官员任用比例，打破女性官员晋升“天花板”现象

“天花板”现象是指在干部成长过程之中，多数人达到一定的级别后，晋升空间会显示越来越小，进入自身仕途的“天花板”。从2008-2017年10年间GDP百强市市委书记数据来看，女性市委书记占比仅为2.54%，说明女性官员在市委书记职位上的占比很低，远低于男性官员。虽然我国在法律制度、政策保障等方面建立了诸多性别平等的甄选制度，但是在市委书记这一高级别职位的晋升之中依旧存在女性官员的“天花板”现象，很多女性官员很难升迁到市委书记级别。我们的研究证明，市委书记性别对地区GDP增幅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男女市委书记在地区GDP发展中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因此，我们建议，在市委书记选拔任用中，应给予女性官员更多的任职机会。

（二）选拔更多55岁左右的干部担任市委书记，实现年龄与岗位最佳匹配

实证发现，市委书记最佳任职年龄是在54.68岁。由此我们建议在市委书记人员选拔中，统筹考虑工作能力、道德品德，重点提拔55岁左右的候选人员，充分发挥最佳年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市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安排上实现老、中、青梯次配备，形成以55岁左右干部为班长的领导团队。

此举与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并不矛盾。我们应当认识到干部队伍年轻化是个相对概念。职位不同，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界定是不同的。对于基层岗位，我们要大胆启用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提供更多的历练与培养机会，但对于市委书记这类重要岗位需要认识到年轻化的相对内涵，立足最佳任职年龄。围绕最佳任职年龄的年轻化才是干部年轻化的科学内涵，才能达成政策设定的初衷。

（三）继续坚持高效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不唯学历重能力

通过领导教育背景与经济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市委书记的学士以上学位和本科学校性质都没有显著性作用。毋庸置疑的是，领导的学位和本科教育对个人能力培养至关重要，但结合数据收集时发现，多数市委书记是走上工作岗位后接受了在职教育或干部教育培训的，通过在职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使自身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这说明，现行的干部继续教育政策是高效的。由此我们建议坚持贯彻《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方案设计，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机制，科学确立干部教育培训新内容，使教育培训的数量、质量与事业发展、干部履职尽责和健康成长的需要相适应。根据“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学什么、教什么”的原则，满足不同岗位干部多样化、差别化的需求，注重以务实管用的经济学、管理学知识理论来充实、提高干部素质与能力，增加田野调查、管理案例实战、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危机公关等贴合现实实践的课程设计，着力增强干部运用理论和知识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能力。

习近平在指导人才工作时指出，选拔人才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不唯学历，干部选拔任用也不例外。反观我们当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学历这个条件常常被矫枉过正，干部高学历化已经成为各级各部门选拔任命党政干部的一种趋势。而我们实证结果发现，市委书记学士以上的学位与其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促进地区GDP增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学历并不是能力的单一来源和标准。由此我们建议在选人用人时提出学历（学位）基准要求，保证选拔干部的基本素养，但绝不能学历“教条主义”，唯学历是图，更重要的是考核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选拔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好干部。

（四）放宽基层任职履历要求，逐步终结基层经历刚性政策

我国在干部任职方面一直高度强调基层工作经验对干部选拔的重要性。2009年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指出，“到2020年没有基层任职经验的领导干部原则上不能再提拔”。2014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这一系列的规定鲜明地体现出当下干部选拔之中对于基层工作经验的重视。重视基层工作经验旨在增加官员对基层经济、社会的了解，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发现，市委书记的基层工作经历与城市GDP增幅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这反映出，现行的重视基层履职经历的干部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

由此，我们建议在领导干部选拔之中，适度放宽对干部基层履职的要求，以能力为核心标准进行选拔晋升。构建不同职位的能力标准是干部人事改革深化的重要内容。

（五）促进中央职能部门同地方领导干部交叉任职，同时限定任职市数量不超过3个

干部交流是保持工作热情、增强干部队伍活力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需要通过交流锻炼提升地方官员的领导能力，交流的重点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公务员交流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英国政府规定书记员级别以上的公务员需在国内不同政府部门流动，甚至到海外任职；日本《人事院规则》规定每年4月进行公务员交流，具体采取“轮换工作法”，定期改变公务员的工作岗位；美国《政府间人员交流法》为联邦政府与州和地方政府公务员的交流提供制度支撑。

纵观这些官员交流规定，旨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鼓励领导干部到不同地区任职锻炼、交流学习，提升驾驭不同局面的工作能力。研究结果提示，来自中央部门的市委书记对GDP发展的作用优于地方成长起来的干部。所以，增加地方城市和中央职能部门领导干部的交流任职，使更多的干部拥有中央宏观部门的工作经历，是促进干部成长的有效策略。

同时，研究结果显示，超过3个任职城市后，市委书记与GDP的关系呈负相关。鉴于此，地级市市委书记候选人的任职市数量靠近最佳值2.787是良好的制度安排。

责任编辑：谭文烨；一审：王铮；二审：陈鑫 

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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