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助推与社会成长： 现代熟人社区建构的案例研究

作者简介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本文将社区建设作为考察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窗口。资本、治理和生活的逻辑导致城市社区的“原子化”，社会无法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来实现高质量的公共生活。上海市P 区以“助推”的方式来激发居民的人格化社会交往动机，提升邻里社会资本的存量，促成现代熟人社区的形成。案例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共生的；国家的“助推”为城市邻里的再造提供了第一推动力，提升了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助推”策略可以让社会建设摆脱“国家退出”与“国家介入”的二元循环。

一、导言

西方学术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在分析中国经验的时候可能出现“理论失灵”，原因在于这一范式将社会建构为一种“自发秩序”，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背后实际上是哈耶克哲学。哈耶克将社会秩序分为生成的与建构的，他借用希腊语cosmos指代内生的自发秩序（endogenous order），这种秩序是自我协调、自我组织的系统，独立于人类的意图而存在；他借用希腊语taxis指代一种外生的组织秩序（exogenous order），这种秩序是人对各种因素特意进行的安排，服务于特定的目标。根据这一理路，国家与社会首先是相互独立的，然后才是彼此互动的。

依据“自发秩序”的思路进行社会建设的实践很容易陷入国家退出与国家介入的二元循环之中：国家退出，为社会提供自主成长的空间；然而，国家退出并一定就能带来社会的成长，反而有可能出现某种失序，譬如本世纪初国家力量逐渐退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试图以市场化和民间组织来解决这一问题，结果却导致农村水利等公共设施老化失修；于是，又出现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钟摆效应”，既然社会无力解决某些公共问题，那么就必须国家介入，通过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这样一来，国家的治理成本直线上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更趋弱化；当治理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又会回归到国家退出的老路上，那时的社会更加无力接棒。

要准确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社区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社区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居委会作为社区的居民自治组织，理所当然属于社会；然而居委会在实际的运作中也承担了国家的一部分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执行着国家意志。社区的这种“国家-社会”二重性，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上海市P区的现代熟人社区建设为例，来透视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并分析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相互型构的具体机制。不同于西方学术界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的国家通常对社会进行“强干预”，即不顾社会的意愿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社会；而在P 区现代熟人社区建设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国家也可能采取助推（nudge）这样一种“弱干预”的方式，使社区居民有了社会交往的动机，由此形成的现代熟人社区既是“自发”的，又是“诱发”的。所谓助推，就是不用强制手段，不用硬性规定，却能保证个体同时收获“最大利益”和“自由选择权”。这股轻轻推动个体做出最优选择的力量，就是“助推”。

在“强干预”模式下，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垂直关系，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通过“看得见的手”来指导社会，社会服从或抗拒国家提供的“脚本”；而在“弱干预”模式中，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平行但不对立的伙伴关系，国家通过创造特定的情境或提供某种激励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国家的角色更接近于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的操作者，国家并不向社会暴露自己的目标和意图，国家提供了一个特定场景的舞台，但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脚本”，社会主体可以依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即兴发挥”，但实际上这种“即兴表演”在无形之中受到了舞台布景的影响。

当代中国的城市社区几乎都是“陌生人社区”。邻里的消失一方面给都市人带来了自由和隐私；另一方面也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了挑战。陌生人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较低，人际信任较低，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共管理增加了难度。虽然陌生人社区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获取服务，但在面对老公房加装电梯、垃圾分类、小区停车、广场舞噪音等争议性议题的时候，往往很难形成协商与共识。

为了应对邻里社会资本不足带来的治理难题，上海市P区试图以国家介入的方式来促进小区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使陌生人社区向现代熟人社区转变。本文考察了P区4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对这些社区的“现代熟人社区”建设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城市邻里空间是如何展开的？为什么国家的“助推”策略能够打破“国家退出”与“国家介入”的二元循环，更好地促进社会的成长？

二、文献回顾：城市邻里中的“国家与社会”

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于社区内部个体或组织的互动；刘春荣用“邻里社会资本”来描述一种邻里居民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这种网络和信任有助于将居民个体融入社区，形成一种地方公共问题的治理力量，从而增进社区的集体福利。邻里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居民间信任与规范的演进以及居民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这种过程推进了社区的合作治理能力。

传统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与社会资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越深，介入越多，越不利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因为社会资本的形成主要基于市民之间的自组织和社会交往。社会资本产生于志愿性社群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社群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帕特南的研究显示，社群网络培养了普遍化互惠惯例，频繁绵密的社会互动有利于横向的沟通与信任；横向社团网络与纵向庇护网络是相互替代的，社会资本的差异导致了意大利南北治理绩效悬殊。

然而，刘春荣的研究发现：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方式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纵向行政动员的组织策略中，居民间的交往关系往往被吸纳或建制化；而国家的基层组织的网络化则提供了社会资本增生的空间和激励。

刘春荣的观点极具启发性，但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在现实中，纵向的行政动员与横向的网络化并不是截然二分的，二者并非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桂勇指出：国家对城市基层的动员一直依赖于基层工作者与一般居民的直接接触与面对面的互动，而这种以劝说、人情等为基础的直接接触与正式化的、制度化的权力运用无关，如此一来，正式化的国家- 社会关系就在一个地方化的环境中被非正式的操作“解构”了。在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国家在社区特别是封闭式高档小区中的“存在感”有所弱化，国家倡导的自治、文明、素质等话语为社区组织的自我治理提供了合法性，纵向的行政动员要想发挥效果，往往还是需要横向的社会网络和社团网络作为基础。

罗家德等学者也注意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中，自组织能否发生的关键不仅在于社区自身是否拥有基本的社会资本存量，也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或若干个民间领袖或精英，他们能够有效地影响社区内其他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帅满进而指出，提供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社区能人在社区内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会触发公共性生长；随后，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中所形成的了解型信任会进一步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也就是说，要实现高质量的社区治理，由社区能人带动的组织化、熟人化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但问题是，在当下的社区治理中，“能人”是相对稀缺的。

由此带来的学术困惑就是：在“能人”相对不足的条件下，谁来为社区的成长提供“第一推动力”？中国情境下以积极分子为依托的社区治理，与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基于信任与协商的自组织是不是毫无共性？奥斯特罗姆认为，自组织是独立于科层制与市场的第三种治理机制，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我们在社区治理案例中发现，社区经常会陷入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居民也意识到邻里社会资本有利于社区治理，居民自身也需要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本，但他们不一定有动力从社区内部获取社会资本。

通过对中国城市邻里的观察，我们发现现实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未必像“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范式所主张的那样大。肖瑛认为该视角在中国的运用更多是规范层面的，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机制，并提出“制度与生活”作为一个替代性视角。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肖瑛的主张，回归社区生活的日常中来考察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之间的互动。国家/制度代理人未必是以外部干预者的“面目”闯入社区，国家也可以是某种社区情境的营造者；国家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塑造社区，国家也可以帮助社区行动者发现自己的更优选择。

三、被“锁定”的社区：“自发秩序”的失灵

为什么社区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增加邻里社会资本，提高邻里的熟人化程度呢？为什么社区会被“锁定”在这样一种状态里？

城市社区居民之所以缺乏社区认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区的空间安排无法为居民创造人格化社会交往的机会，导致邻里关系的消失。城市并不缺乏社会交往，而是缺乏人格化社会交往。所谓非人格化社会交往，是基于社会角色的社会交往，譬如保安与业主，个人信息是不重要的，职业伦理要求无差别化对待。所谓人格化社会交往，是基于私人身份的社会交往，譬如朋友关系，个人信息是交往的重要媒介，只有开放部分隐私，这种社会关系才能得以建立和维系。通过小区居民之间的人格化社会交往形成团结型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发育。

导致社区被“锁定”，城市居民人格化社会交往日趋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

1. 资本的逻辑：作为附加值的私密性

在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前，城市空间是以单位为中心的，为职工提供住房是单位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单位制下，职工主要居住于集体宿舍或单位大院，邻里之间不仅要分享公共空间（如走廊、楼梯、院落），甚至还要共用一部分私人空间（如厕所、厨房、淋浴间）。空间的分享造就了邻里之间的频繁互动，这使得人际关系变得紧密又紧张，更有可能发生邻里纠纷，但也更容易形成邻里团结。

住房商品化之后，资本开始参与城市空间的安排，不同于单位制下居民区有大量的共用空间；在新兴的封闭式住宅小区，“私密性”被作为商品房的附加值。一个住宅区的封闭性越强，越能将外来者拒之门外，甚至不同楼栋、不同楼层都无法串门，这样的住宅区的房价往往越高。小区的私密性被资本包装为一种高端的商品，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而私密性又导致了社交的最小化——这不是资本的目标，而是资本运作的附带后果。

此外，传统的社区小商业如临街商铺、社区小卖部等等具有很强的促进社会交往的功能（居民会在此聊天、赊账、聚会，从而创造更密集的社会网络），但社区小商业逐步被连锁企业（便利店）取代。这些标准化的连锁企业更多地面向“无面目化”的消费者而非“熟人化”的街坊邻里。便利店的“便利”本身就体现了资本的效率最大化逻辑，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目标，不要有多余或冗余的行为，而邻里之间的社交（区别于商务社交）恰恰是非功利性的闲暇行为。

当前中国的城市更接近于“资本友好型”城市，而非“社会资本友好型”城市。陈水生指出：“城市公共空间生产深受资本逻辑的影响。城市开发和建设离不开资本的运作与投资。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张力。”

2. 治理的逻辑：以公共秩序为中心的城市规划

城市空间安排的另一个逻辑是治理的逻辑，治理逻辑的核心是公共秩序。如果说资本逻辑（利润最大化）主导着社区空间的配置，那么治理逻辑（安全最大化）就支配着城市空间的规划。国家通过治安权的运用向基层社区渗透。

当前中国的城市规划是以公共秩序为中心的。公共秩序强调美学导向和简单化，以公共秩序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思维指向抽象的个体、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个人。以公共秩序为中心的城市是便于管理的城市而非宜居的城市，是竞争的城市而非友爱的城市，是功能分区的城市而非整全的城市。治理的逻辑以公共秩序为中心，然而，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努力也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失序，因为原子化的个体缺乏集体行动和合作生产的能力，不合作会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秩序。

3. 生活的逻辑：居于附属地位的居住空间

快速的生活节奏与高度的人口流动性，城市生活的这两种属性使得居住空间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快速的生活节奏意味着居住空间无法与工作空间平起平坐，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高度的人口流动性创造了一种“临时感”，认同与共同体变得没有意义。小区里的居民即便每天擦肩而过，却没有搭讪和攀谈的动机，甚至于搭讪变成一种形迹可疑的事情。人们宁可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满足社交需求，也不愿意在社区里进行面对面的社交。

资本、治理和生活的逻辑导致城市社区的“原子化”，社区居民生活轨迹密集交织却宛如一盘散沙，本文称之为“社会失灵”——即社会无法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来实现高质量的公共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失灵往往发生于这样一种情况下，即国家选择从社会空间中的退出，而社会自组织力量又无力填补国家退出所形成的“权力真空”，由此导致公共生活的质量不升反降。

基于邻里消失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要再造城市邻里，仅仅依靠社区自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家以助推的方式介入，不借助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而是以促进社会交往为出发点，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再设计与再安排，激发社区居民的社交动机，帮助社区居民跨越“熟人门槛”。

在城市建立乡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建构一种“轻熟”的邻里关系，介于陌生与熟悉之间。一方面，邻里之间相互认识，知道彼此的大致情况（譬如姓氏、职业等）；另一方面，彼此尊重隐私，不会暗中窥探，家长里短。

上海市P区试图要建立的现代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区的翻版，不是一个以怀旧为指向的概念，而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基于法治、规则所形成的社区共同体。在传统熟人社区，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特殊信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在现代熟人社区，更多的是普遍信任，具有一定的团体格局色彩；前者更多地依靠人情、面子，而后者兼顾私人交情与公共规则。

四、国家如何助推现代熟人社区建构

P区包含了多种类型的社区，既有高端社区，也有大量的老公房社区，还有以经济适用房和动迁房为主的大型居住区，不同类型社区的差异性很大，内部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源不同，迈向现代熟人社区的路径也应当有所不同。P区政府意识到现代熟人社区的建构无法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因而采取了“助推”的策略——不对居委会和居民做任何硬性要求，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而是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公共空间激发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潜在需求。

通过对四个街镇的调研，笔者总结了P区打造现代熟人社区的四种助推方式。

1. 打造社会资本友好型的社区公共空间

社区营造的维度更具多面性，常见的包括：以社区空间优化、美化为主的社区建设，譬如上海的美丽家园建设；以持续集体行动来回应社区公共议题、提升社区生活品质的社区振兴；以邻里关系重建为路径，强化社区关系和公民意识邻里再造等。社区公共空间不仅仅是社会交往的场所，还是“诱发”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与动机的媒介。

社会资本友好型社区公共空间的助推方式可以概括为：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促进居民社会交往。A社区有925 户人家，居民2200多人，小区始建于1989年，最初的居民主要来自教育系统、制造业系统和造船厂、轮渡公司。由于小区规模不大，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较高，虽然不一定叫得出名字，但彼此还是面熟的，见面会打招呼或点头示意。近年来居民结构有所变化，小区主力房型面积在40-50平方米之间，非常适合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作为婚房，因此目前年轻人的比例逐年提高；居民的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大的趋势，最初入住的老住户大多已经退休，首次购房的年轻业主也不少。老住户彼此的熟悉程度比较高，年轻业主则相对陌生。老年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很高，如何让年轻人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则是难题。

居委会启动社区营造项目，在小区内的27-29号楼栋开展自治项目建设。沿着小区道路走到楼道，路边有赏心悦目的绿植，墙上有漂亮的彩绘。楼道门口容易生锈的铁皮信箱，被替换成全新的不锈钢挂墙式信箱。楼道被重新粉刷后，温馨而不压抑；一楼的共创和谐板块，贴着六张不同主题的公益宣传板；每层楼还有不同主题的软装贴画和清晰的楼层标识、统一的烟道走向；29号门口新建的凉亭也将成为邻里交流情感、倾诉谈心、传递信息的聚集地。

社区营造区别于政府主导的“美丽家园”建设、“平改坡”、“雨污分流”工程等，社区营造是以居民为主体的，需要居民的集体行动和共同参与，不是“等靠要”，很好地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社区营造本质上是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居民为公共物品支付成本，才能有更强的参与感、效能感与成就感。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供给，也需要市民自身的积极参与。共建就是要营造自我服务、共同生产的平台，共治就是要形成自我管理的机制，共享就是要人们在共建与共治的过程中增强获得感。通过社区营造，从结果来看，改善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让居民有了获得感；从过程来看，让居民有了参与感和效能感。如此一来，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就大大增强了。

2. 公共服务向社区下沉，为社会交往创造空间和契机

近年来，P区政府致力于打造15分钟服务圈，在15分钟慢行可达范围内，配置教育、卫生、养老、文化及体育等公共资源和公共设施。这一便民措施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但是，通过对“家门口”服务站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家门口”服务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居民之间的人格化社会交往，使居民由陌生人向熟人/半熟人转变。

2017年5月起，B居民区所在的街道作为P区首批试点单位，率先推进“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打造零距离的服务平台，以办公空间趋零化、服务空间最大化、服务项目标准化、服务标识统一化为标准，“把基层干部的办公地转变为群众的活动地”。B居民区是一个老公房小区，20世纪80年代末小区建成之时，大部分居民是海洋局、航道局、船厂的职工，近年来置换率达到60%以上，大多数业主是购买商品房进来的。B居民区60岁以上老年人有1390人，占居民户籍人口的37.6%，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因为是老小区，福利分房的居民之间的熟悉度比较高，他们是社区志愿者的主力军。但是，中青年业主和租客的参与性相对低迷。

2017年“家门口”服务站运营起来之后，居民的活动场所得到了大大拓展，老式小区公共空间缺乏的短板得到了大大改善。老年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管理老年活动室、书香小屋、公益小屋、健康小屋和多功能厅，志愿者团队的运作更加规范化、日常化，“家门口”服务站的活动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大大提高，帮子女带小孩的非户籍居民、租客、儿童都被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吸引过来了。每年暑假，小区都会组织儿童安全教育、科普、手工学习。儿童的参与也带动了家长的参与，譬如2019年暑假，小区儿童参与垃圾分类宣传，对于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青年的白领志愿者团队也形成了，针对小区内乱停车的问题，他们自发组织巡逻队，发现乱停车现象就及时向物业公司进行反馈，在他们的督促和施压下，物业公司的车辆管理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改善，小区停车难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小区的车主微信群最初是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但后来也逐渐向社交、互助等功能拓展，邻居们会组织聚餐、线下亲子活动、闲置物品交换等活动。

3. 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关系的相互嵌入与强化

C社区是上海市大型居住保障房基地之一。自社区2012年成型以来，有大量人口导入，导入居民成分多元，涉及7个市辖区。市区导入的动迁居民难以融入本地生活，而动迁回搬农民又难以适应城市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

C社区是经济适用房小区，是一个典型的“空降社区”，但从外观上看，这个小区的环境整洁程度完全不亚于高档小区，道路和楼道均干净整洁；从居民的参与来看，小区有一个活跃的志愿者团队，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均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小区居民形成楼道自治公约，用垃圾回收的收入对楼道公共空间进行布置，包括楼道彩绘、花艺盆栽、小型雕塑，有的楼道甚至还将一楼布置成了公共会客厅，简单而温馨。每个楼道都有自己的自治团队，有自己的微信群，遇到什么难事，大家会守望相助，小到下大雨请邻居帮忙收衣服，大到有人生病需要送医院急诊，邻居们都挺身而出，义不容辞。楼道之间也形成了良性竞争的机制，各个楼道之间会相互学习先进经验，在楼道团队建设方面进行“微创新”。

在作为基本治理单元的大型居住区层面，搭建“攀亲结对”党建联盟平台。以“攀亲结对”党建品牌项目为载体，对接辖区内外企业、学校、团体等党建优秀单位，成立了由41家单位组成的“攀亲结对”党建联盟体。在党建联盟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攀亲结对”内容，鼓励楼组与楼组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协同开展党建活动。

C社区实际上是用社区党建作为龙头，让社区居民亮明党员身份，激发党员的组织承诺（初心），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攀亲结对”巧妙地将中国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的逻辑运用到社区管理之中，通过将传统的亲缘关系嵌入到社区建设之中，拉近了邻里之间的社会距离，打破了“城里人- 乡下人”、“本地人- 外来人”的封闭边界，重现建构了新型的现代熟人社区。这样一个新型社区缺乏现成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党组织的引领发动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党建引领为大型居住区的现代熟人社区建设提供了第一个发动机。

4. 社会组织吸纳参与，志愿服务聚集人气

D居民区属于自贸区新片区，这里的外来人口占比较高，而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自贸区新片区的生态环境和硬件设施非常出彩，但与市区相比，生活的便利程度有所不足，居民日常的维修、缝补需求很难通过市场手段得到满足。D居民区以居民需求实际为切入点，于2012年成立便民服务队，与一般的志愿组织不同，该服务队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由D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免费提供场地，镇政府每年资助9万元。建立这支队伍的目的，主要为社区居民提供日常维修、缝补、医疗等生活微服务。服务队还面向周边地区招募了一批有专业技能、素质较高的志愿者，通过“服务进社区”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把服务真正做到了居民“家门口”。

虽然这些服务看起来不那么起眼，却是社区居民最需要的“微服务”，调动了居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了社区的活力。有学者指出，社会组织带给社区的不仅仅是客观性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其对原有社区关系网络的介入与重构。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的社区实践中，我们看到，国家与社会并不是二元的、边界清晰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自组织的“自发秩序”；国家对社区治理的介入并不一定就会破坏社会的自主性。虽然小区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国家并无权力干涉；但是，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邻里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当小区居民无法通过自组织来实现这种公共品的供给时，国家是应当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还是巧妙地“助推”一把呢？

P区政府根据不同社区的资源禀赋和结构特征，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四种“助推”策略。基于4个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的“关键少数”可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基于社区空间再开发、激发人格化社会交往的社区营造在现代熟人社区建设中具有普适意义。

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社区党建是务虚的，更多地具有象征性功能；其实不然，基层党组织要求所有的居民党员必须亮明身份，并且在楼道入口或小区公告栏公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员履行“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党员构成了社区里的“关键少数”或“关键群众”（critical mass），通过对党员的组织和动员降低了其他社区成员的参与成本，从而克服了搭便车的难题。社区党建可以视为国家介入与社区自治的一个连接点。一方面，社区党组织构成了国家的神经末梢，是国家的“根”；另一方面，社区党组织又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和社团性，不是悬浮于基层社会之上的，而是植根于基层社会的肌体之中的。社区党建既是自上而下的，又是自下而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双轨政治”的色彩。

在4个案例中，以公共空间为中心的社区营造都在熟人社区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社区营造本质上是居民的集体行动，是居民为公共物品支付成本，这种方式能够大大增强参与感、效能感与成就感。

社区营造的巧妙之处就在于营造了作为媒介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可以“诱发”人们的社交需求与动机。社区营造就是要营造小区里的“慢生活”，让人们放慢步伐，以老人和儿童为主要的目标群体，形成对城市“快生活”的一种“对冲”。创智农园、百草园等社区花园就是在安全与“轻熟”的基础上重建社区的爱与信任。

值得细究的是，虽然4个社区的“助推”行动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C社区的效果最为明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C社区是经济适用房小区，居民大多来自中心城区的弄堂或棚户区，那里的邻里关系相对紧密，他们从原有社会关系网络中“脱嵌”（disembedding），急于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攀亲结对”和社区营造正好满足了他们内在的需求，当“助推”行为与个体的内在需要契合时，“助推”的效果才能最大化。尽管C社区的规模在4个社区中居首，但居民还是在居民区党组织的引领下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A社区的社区营造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该社区的低收入人群相对集中，政府出资对小区环境和设施加以改善，社区花园和凉亭等公共空间促进了居民的交往；但有别于C社区的社区营造，C社区的社区营造基于居民自发组织，资金来源于楼道的垃圾回收，而A社区的社区营造几乎完全由政府出资，相比之下，C社区的社区营造具有更强的“共同生产”色彩，居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更高。

B社区的家门口服务站主要吸引了中老年居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够，其助推的效果受到了较大局限，提升了中老年的参与强度，并没有大幅度拓宽社区参与者的范围。年轻人的社区参与属于选择性参与，他们通常不在居委会干部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内，行政化或人情化的动员方式对他们都很难起作用，他们对于关乎自己切实利益的议题（譬如车位管理）具有较强的参与意愿。

D社区的志愿者服务受到了居民的广泛欢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熟悉程度，但更多地是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但对参与感的拉升作用不大，绝大多数居民都处于被动的受益者状态，而不是“共同生产”的行动者状态。从我们的现场观察来看，志愿者服务的覆盖面主要集中于社区中老年和中低收入者。

P区的案例启示我们：国家的“助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区的自循环，促进了小区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社区党建是一种普遍性的制度安排，可以为现代熟人社区建设提供第一推动力；但现代熟人社区建设的最终效果如何取决于社区营造，也就是社区内部的动力。如果说社区党建是“动人”，解决了搭便车问题；那么社区营造就是“动钱”、“动空间”，解决了公共性问题（创造了集体目标和共同价值），通过对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为居民创造了集体行动的机会和结构。国家介入与社区自治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国家以何种方式进行介入，如果一味依赖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那么国家介入确实可能破坏社会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如果国家在尊重社会自主性的前提下采用“助推”的方式进行干预，那么就能够在公共利益最大化与个体的自由选择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要解除社区居民社会交往的“锁定”状态，关键在于“助推”行动是否呼应了居民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往往更多地涉及情感而非物质利益，因为社区的资源分配属性原本就很弱。成功的“助推”需要激活居民的集体性动机（collective motive）和社会性动机（socialmotive）。

集体性动机是行动的集体目标。该动机是个体对集体目标实现的主观期望和主观价值的乘积，集体性动机的主观期望成分包括3项指标：“如果我参与该行动，预计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该行动的成功”；“ 如果很多人参与，预期该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预期会有多少人参与该行动”。要提升居民的集体性动机，需要让居民觉得这个集体目标有价值、有意义，其中的一个难题在于：既要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其中，这样有利于动员；又要让参与者感觉到自己对于结果举足轻重。这两个要求其实存在矛盾：一方面人多力量大；另一方面人数多到一定程度又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C社区的成功之道在于：让楼道成为小区与居民之间的中间层次，居民被分解到各个楼道之中，楼道的组织规模不大，个体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共同生产”模式提高了集体目标的主观预期和主观价值。

社会性动机是参与者对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反应的期望。它以期望他人反应的性质（正向赞同或负向反对）和他人重要性的乘积来表达。激发社会性动机的关键在于让邻居成为居民的重要他人，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因为年轻人的重要他人往往在社区之外，是同事、同学或朋友；而老年人由于生活圈子变窄，更容易视邻里为重要他人。但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旦通过社区公共生活与邻居熟悉起来，形成“生活圈子”，他们的社会性动机都会得到提升。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P区4个社区的观察，其中A、B、C三个社区都属于低收入社区，D社区属于中上水平的商品房社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的助推策略在中低端社区更容易奏效；市场化服务（如高水平的物业管理）与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小区居民在社区之外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社区外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发达，他们对社区内部的熟人社会关系就越是缺乏兴趣。

责任编辑：张潇丹 一审：杨明  二审：陈鑫

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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