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书评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2019年巴林顿·摩尔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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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国际化部为大家带来了荣获2019年巴林顿·摩尔图书奖的《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一书的国际书评。国际书评的图书均选自获得国际知名学术奖项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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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图书简介
原著及译本封面
Nation 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Andreas Wimm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376p.）于2019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比较和历史社会学巴林顿·摩尔图书奖。巴林顿·摩尔图书奖用于奖励在比较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内作出杰出贡献，有望成为学术研究中关键文献的学术专著。
《国家建构：聚合或崩溃》探讨了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安德烈亚斯·威默在书中综合运用三对案例比较分析和全球大样本数据分析的方法，从志愿组织的发展、国家供应公共物品的能力、语言多样性等变量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民族构建聚焦在一个缓慢、代际的过程。威默比较了瑞士和比利时，指出志愿组织的早期发展如何强化了民族构建；比较了博茨瓦纳和索马里，阐述公共物品供应如何将不同的政治选区团结起来；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证明共同的语言空间如何帮助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政治同盟。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中译本《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瑞士] 安德烈亚斯·威默著，叶江译）已于2019年10月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PART 2
书评来源
作者: Roeder, P. G. & Wimmer, A.
来源: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8, No. 1
引文格式：
Roeder, P. G. (2020). Critical Dialogue: Nation 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 By Wimmer, Andrea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8(1): 221-223.
Wimmer, A. (2020). Response to Philip G. Roeder’s review of Nation 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8(1): 223-224.
PART 3
书评译文
批评对话《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Philip G. Roe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ndreas Wimmer的《国家建构》是一部意义非凡的宏观历史研究。这本书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人对自己的国家有更强的认同感。它的历史视野还推至几个世纪之前，以说明中央集权国家、公民社会、共同语言和公共产品是如何出现、并推动政治包容和当今民族认同的产生的。Andreas采用多方法实证研究，汇集了比较案例以说明理论中的因果联系，并且用大样本比较分析来检验这些联系是否广泛适用。这是一项具有议程设置意义的研究，应该会产生深远影响。
在我的理解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指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现象。根据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定义，“民族主义”这一术语囊括了以下主张的原因、条件、相关因素和后果，即特定的个体的集合构成的群体（peoples）是主权的保存者（称为 "民族" ，“nations”），有权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涉及以下现象：个人身份；个人对特定民族和国家的情感和评价取向（如自豪感或仇外心理）；协调情感并将个人捆绑在一起的社区；声称将实现国家主权的新国家方案；定义一个现存国家的民族和国土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官方语言、封闭边界、经济保护主义或领土扩张等表达国家主权的政策。没有一项研究可以囊括所有这些关于民族主义的现象。
《国家建构》一书关注的是对现有的国家微观认同的宏观约束。这个主要的因变量被描述为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国家自豪感（national pride），以及对国家的依恋优先于对民族、部落、村庄社区或宗教的依恋。该分析将扩展民族自豪感的过程视为国家建设或整合：即在对共同民族（co-nationals）的忠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区。
《国家建构》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即为什么对国家的自豪感在一些国家的人口中变得更加普遍，而不是其他国家。同样地，它为未来关于国家认同的重要研究制定了广泛的议程。首先，在《国家建构》中，国家认同、自豪感、优先和整合的概念和过程的可互换性似乎得到了保证。研究的下一步是区分这些概念，并探索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对一个国家的认同变成对国民的共同忠诚情感的过程。社区可能会通过添加对自己国家有类似自豪感的个人而出现，也可能不会如此（这个过程在书中有暗示，但并未明确说明）；这是否以及如何变成对共同国民的忠诚，还需要进一步解释。
该议程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国家建构》与许多文献一样，将国家认同视为民族间关系发展的结果。然而，国家首先是一个政治范畴。一个国家可能与族群一起自主地出现，制约族群范畴的发展。例如，《国家建构》中的证据表明，政治层面的瑞士（一种“国家”身份）很早就开始在一些州的参与政治的精英中出现，其基础是对常见政治实践的认识。这种新兴的国家认同将瑞士人与邻国说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人区分开来。它似乎先于并制约了跨语言公民社会、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广泛的公共产品，以及共同交流手段的出现。
第三，《国家建构》还提示学者们注意，下一波研究需要解释在国家认同突出的领域中，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差异。在《国家建构》中，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生经常问受访者是否更认同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种族群体、亲属群体、宗教社区或生活地区（第262页）。然而，在许多国家，一个人应该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的答案并不能回答其他领域的问题，例如一个人在街上应该说什么语言，应该如何做礼拜，或者应该与谁交往。实际上，国家认同在许多领域的优先地位可能描述了一种病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政治化，并服从于国家的意志。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寻求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即为什么国家认同在某些国家、某些时间、某些个人中在更多领域占据优先地位。第四，《国家建构》为未来的研究者设定了一个任务，即确定对现有国家有限认同的后果。具体而言，未来的研究人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副标题中“团结起来”（coming together）与“分崩离析”（falling apart）的全部含义。
《国家建构》中广阔的理论模型定义了一个五步历史过程（第20页）。国家认同作为这一模式的最终（或第五）步，更可能出现在精英被纳入国家政府（第四步）的民族群体中。当公民社会、公共产品和共同通讯媒介（第三步）这三个条件存在时，多民族包容（multiethnic inclusion）更有可能出现。一个由跨民族自愿组织组成的公民社会（而不是由民族赞助的等级制度）更容易建立跨民族联盟。中央政府向全国所有地区广泛提供公共产品，使政府成为对公民有吸引力的交换伙伴。共同的通讯媒介的存在使建立全国性的政治联盟更加容易。这三个国家认同的条件中的后两个（公共产品和共同通讯媒介）更有可能在十九世纪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地方出现（第二步）。早期的国家建构在以下地方更为常见：地形阻止了人口的逃离（或温带气候限制了令人衰弱的疾病），一定的人口密度提供了维持非生产性精英的经济剩余，以及（至少在西方）战争促进了国家建构（第一步）。
在其所涉及的历史范围内，《国家建构》为其他不朽的学术贡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替代性历史叙事，例如Anthony Smith《国家的民族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中的古代起源理论（the ancient origins theory），或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1983）中提出的印刷资本主义理论（the print capitalism theory）。《国家建构》所提出的理论中包含大量元素，它们很可能为多达五种卓有成效的理论讨论奠定了基础。首先，由于书中的模型包含了许多部分，每个阶段的精确因果机制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权衡）。案例研究作为不同结果的说明，为未来的研究人员留下了一个机会，去详细解释理论中的关键节点的逻辑和因果关系。其次，因为模型中有太多“活动部件”，所以这给政治科学家们的工作创造了空间，他们期待一种具有共同的整合逻辑的理论。第三，由于这些关键要素先前已经被确定为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仍然支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家们有机会探索，是否所有被确定为原因的发展，实际上是与现代性相关的一个共同原因的结果（第250-251页）。第四，古代民族理论家可能会问，公民社会、共同语言和强大的国家是否都是共同的社区意识（例如，Tswananess或Swissness）的结果，这种意识在模型中确定的许多中间因素之前就存在了。第五，可能所有人都想讨论的是，模型中确定的哪些因素是民族自豪感提升的必要因素、充分因素，哪些只是条件因素。这些讨论将丰富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因此，《国家建构》为严谨的理论建设制定了议程。
该理论模型可以进一步阐述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解释精英和民众的联系：尽管该书指出，国家建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联盟”（第208页），但其论点集中在政治精英内部的交往生活和交流。例如，不太清楚的问题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精英群体是如何发展的？这些精英们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然而当地人只说本地语言，那么精英们是如何领导广大人口发展国家意识的呢？又比如，在什么情况下，会说“双语”的政治精英（例如，既会讲中央的汉语、法语或俄语，又讲当地居民的方言、弗拉芒语或格鲁吉亚语）会决定动员当地的居民作为独立的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呢？
书中的比较案例和统计检验的经验证据都呈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模式，即它们对该理论的支持是相互加强的。然而，有些比较似乎是不匹配的，比如将中国人和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人口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进行比较，或将两个帝国的多民族人口配对。有些统计结果还使用了受到不同解释影响的指标。尽管对上述问题的争论是学术争鸣的自然组成部分，但《国家建构》中相互强化的确认模式很有说服力，一些仍待研究说明的小问题不能影响其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02/ 作者对谈：
回应Philip G. Roeder对《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的评论
Andreas Wimmer
Columbia University
我很感谢Philip Roeder对《国家建构》的慷慨阅读，也很感谢他从中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重要方向。下面，我将简短回应他提出的五个论点。
第一点，Roeder认为：本书只介绍了理论模型，对其背后各种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却未加说明，这点稍显遗憾。虽然事实的确如他所言，但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目的在于概述，而非细究微观机制的运作方式。
第二点和第三点，Roeder想知道：是什么将理论的不同部分结合在了一起（第二点），以及，现代化理论家能否通过此书来支撑自己的观点（第三点）。正如我在理论章节中所阐述，政治现代化的概念对结合理论模型的各个部分至关重要。在理论章节中，本书明确了早期（新韦伯主义（Weberian））现代化理论框架，并通过关注政治同盟体系的本质，解释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实际上，无论是导致包容性民族执政同盟出现的关键因素还是变量，都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首先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崛起，而后则会出现：公民社会网络的兴起，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增长，和语言同质化的发展。
在我看来，包容性执政同盟会促进广大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国家建构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在几经修改后，与其他强调政治制度（如民主）、国际影响（如全球化）、族群分裂本质（如李普塞特传统（Lipset tradition））、前现代民族情绪（如亚当·斯密所言）等理论形成了对照。
第四点，Philip Roeder想知道：现实中的因果关系能否与此书论点相悖，即，强烈的国家认同将推动包容性执政同盟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网络建设，增加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驱使语言同质化，甚至于19世纪之前孕育出中央集权国家。针对这一问题，我曾试图在书中以多种方式进行回答。在瑞士的案例分析中（当然，除瑞士以外，Roeder在其他部分的评论里也提到这点），我提出，至少在大众层面上，瑞士的国家认同出现在其公民社会网络（瑞士案例中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形成很久以后，这说明其发展相当之晚。在跨国统计中，我通过约100年的长时间滞后和工具变量回归，证明了现实中的因果规律确与此书论点相同。
第五点，Philip Roeder想知道：对于国家建构而言，三个关键的干预因素（公民社会发展、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语言同质性），哪个是其“必要条件“，哪个是其“充分条件”，哪个又只能作为其“制约条件”。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指，案例研究表明，它们都不是必要条件，但它们都是充分条件。瑞士在语言上是异质的，但其早期公民社会的发展促使了其包容性执政同盟的诞生。
博茨瓦纳缺乏公民社会发展，但在其（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后，其“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发展使其得以实现国家建构。中国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效率不高，缺乏精英阶层以下的公民社会网络，但其语言的同质化使其能够出现跨越语言鸿沟的同盟，这反过来又促使包容性执政同盟的诞生。
另一方面，这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和俄罗斯适合做对比的原因：尽管二者内部“族群”是同质的，但从语言层面讲，汉族人与俄罗斯人一样多样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汉族语言群体制定过民族主义计划，与之相对，俄罗斯语言上的少数民族却做出了类似行为，并于俄国十月革命和1989年分别脱离同盟，而这，也正是《国家建构》试图解决的对比式困境。
翻 译：冯天卓、李征宇
校 对：冯天卓、李征宇、郭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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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焦 磊
一审：郭见田
二审：李璐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