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去世：他用出版激荡了一个时代的思潮
沈昌文先生，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4岁就开始在南洋桥金银首饰店作学徒工。他毕业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从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其间，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以及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饮茶》，巴金的《随想录》，董鼎山的《西窗漫记》，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夏衍、胡风等一批优秀作家的杂文集，等等。这些如今看来是经典出版物，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沈昌文一生的主要事业，其中之一，便是图书出版。这不仅体现在他做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也体现于他退休之后，和俞晓群一起先后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发挥余热”。他不仅创办了《万象》杂志，读者所熟知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丛书都凝聚着沈昌文的心血。
沈昌文的另一项事业，就是《读书》杂志。1979年4月，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读书）杂志创刊号面世，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激起了无数的回响与激烈的讨论。陈原、范用等先后被上级部门批评谈话，直至1980年沈昌文出任《读书》主编时，《读书无禁区》的余波仍然未休。在1981年《读书》创办两周年之际，沈昌文在看了领导陈翰伯的初稿后，请陈翰伯为《读书无禁区》说几句话，陈翰伯立即表态支持这篇文章，并在以“本刊编辑部”署名的《两周年告读者》中专门加上了一段话：“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尽人皆知，谁也没有不加分析地提倡‘开卷有益’，胡乱读书。”
沈昌文主持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佐良的“读诗随笔”、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多个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专栏，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在多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的过程中，沈昌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刊思路。沈昌文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过办刊的“三无”论：无能、无为、无我。他曾在多种场合下强调：“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对此，作家王蒙解读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
正是因为沈昌文的“三无”办刊论，《读书》杂志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无论是左翼、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都一概兼容并蓄。这种“有容乃大”的作风，使得《读书》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当今许多知名学者拥有今天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与他们在频频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不无关联。
以自己从事的职业激发一个年代的思潮，沈昌文堪称当代出版史上最重要的出版家之一。而他一生的经历和思考，则可以从其口述自传《知道》和俞晓群等人的回忆文章觅得。从学徒到卓越的出版家，他无疑也是人们励志的榜样。
沈昌文：《读书无禁区》及以后
《读书》杂志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时，我还没去《读书》杂志，并没有经手这篇文章，但是它引起的震动，却是我感同身受的。这篇名文一直为人称道。所为者何？原因很简单。这里首先分析批判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禁书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禁书，确是“史无前例”，今天的年轻读者绝难索解。三十多年后，仍然禁不住我大段摘抄这篇名文的冲动。
请先读这篇名文中对“四人帮”禁书政策的揭发：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像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像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统统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像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究竟对多少书实行了“专政”呢？《读书无禁区》的作者写道：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了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中国的出版社原就不多，“文革”前只有八十七家，职工约一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经撤销、归并，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五十三家出版社，职工四千六百四十九人。中央级的所谓“皇牌”出版社五家（人民、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注意：三联书店早在一九五三年裁撤，当时早已不存在了），原有职工一千零七十四人，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编辑六十三人）。上海原有十家出版社，职工一千五百四十人（以上据《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六册，六十二页）。
读书人见不到书，怎么办呢？一位朱正琳教授近年回忆他的青年时光说：
记得我兴冲冲跑到离家最近的一家书店时，那景象真让我吃了一惊。书架上空空落落，已经没剩下几种书了。我站在那里，只觉得手足无措。一种失落感渐渐变成一种悲愤之情，我突然做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举动：几乎是当着售货员的面，我从书架上拿了两本《斯大林选集》就往外跑。
这以后我索性退了学，躲在家里读书。自己拟了个计划，系统地读。想读书，书好像就不是问题，我总是有办法找到我想读的一些禁书。后来则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各个学校的图书馆去偷书。一家一家地偷下来，我们几个人的藏书种类（限于人文类）就超过许多家图书馆了……
偷书的好处不仅是有书读，而且还让我们大开眼界——许多“内部发行”的读物让我们见着了，这才知道山外有山。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读多少，我们一伙就已锒铛入狱，那些书自然是被尽数没收。不过我们被捕的案由却不是偷书，而是“反革命”。那时候赶上中央有文件要求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于是全国各地都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被捏成一个个不知其名的“集团”，有些地方则索性命名为“读书会”。我们几个人被定为在贵阳“破获”的“集团”（据说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的“学生支部”成员，我们的“地下书库”简直就是天赐的“铁证”。这一坐牢就坐了四年多。待到出狱时，离本文篇首所说的排队买书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排队买书之后紧接着是《读书》杂志复刊，头条文章的标题是“读书无禁区”。从那时起我开始与“饥荒”告别，渐渐地却发现，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书让我相见恨晚。（《里面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七月版）
《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一阵子，有人还认为，此文的宗旨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有人甚至认为，文中在“毛泽东”后未加“主席”两字，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状。
范用说，“《读书无禁区》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他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当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范用说。此前，他有数年时间专门给毛泽东买书。
杂志出来后，上级主管机关先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说，“我当时进行了辩解。估计那位领导没有仔细读完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以后，连续刊发了几篇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做公开讨论。《读书》的实际负责人倪子明以“子起”笔名写了赞同的文章。尤其是，当年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曾彦修用笔名“范玉民”，发表了一篇《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过去“图书馆”三个字有一种简写，就是把书字放在一个大“口”字里。“范玉民”从这个字出发，建议图书馆去掉外面的“口”，普遍向读者开放。这表面上是讨论文字，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时书店不准卖这书那书，连图书馆的许多书也不能外借。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读书》又发了一篇重要文章：《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作者于浩成。文中指出：“一切由国家垄断，统得太死，管得太严，缺乏竞争，是当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不解决，宪法上的有关规定也就是一纸具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空的。”这篇文章出自延安老干部之手，上面也无可奈何，但对《读书》自然是更加警惕了。
在一九八一年《读书》创刊两周年的时候，陈翰伯亲自执笔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重申办刊宗旨，文中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我调到《读书》杂志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我代表编辑部写过一些书面检查。后来，出版总署通知我去出席一个各出版社领导人的会议，事先通知我要在会上做沉痛的深刻的检查。我花不少时间准备了稿子。到了会场，议程排来排去，一直没有安排我上场。最后散会，我一言未发。以后也不再提这事。那次会议，主持人是杜导正。近年多读此公言论，有点觉得他那时实际上是在故意放我们一马。未知然否。（沈昌文）
（本书摘自海豚出版社出版《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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