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帝的社会：缺乏宗教信仰的北欧何以成为最幸福的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社会学家菲尔·朱克曼近著《自足的世俗社会》（又名《没有上帝的社会》）是向当代哲学大师德沃金致敬之作——大师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没有上帝的宗教》（2013），重点探讨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宗教世俗化的进程。
在德沃金看来，世俗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得西方社会逐步摆脱宗教文明秩序的桎梏；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忧喜参半的西方社会现代化之旅。这一漫长的过程，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次转型，其中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近）现代化及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一系列变革的实质在于打破权威和秩序，以理性战胜迷信，以世俗取代神圣，从而实现主体和个性的解放——这也是现代化最本质的内涵。当然，上述变革也带来负面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是现代人变得越来越妄自尊大，以为凭借理性可以征服世界，凭借科学可以祛除人类所有疾病和烦恼，并能持续不断保障社会进步和众生幸福。然而，事实表明，科学与理性并不能包治百病，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远非“世俗化”一词所能概括。
德沃金关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在朱克曼著作中得到更为具体的回应。在《自足的世俗社会》中，朱克曼重点考察以丹麦和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社会世俗化现象，同时也以相当笔墨将这一现象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进行对比。在作者的家乡南加利福利亚，每三个户外横幅中至少有一个是有关“上帝、耶稣和《圣经》”的标语口号。在作者工作的亚利桑那图森市（Tucson），城里巨大的广告牌林立，倡导人们要虔信上帝。除此而外，美国的广播电视节目中与宗教相关的话题内容也层出不穷：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政客，都争先恐后地公开表明甚至刻意强调其宗教信仰，而且美国民众似乎很买账。比如2004年，乔治·布什总统信誓旦旦地宣称：他出兵伊拉克，是向上帝祈祷并与上帝商讨的结果。不管真假，他的这一番“坦白”最终出人意料地赢得更多美国人的信任。在美国，常见的情形是，倘若一位政客想要取得成功，他/她不仅需要扮演定期去教堂的“虔信者”，还要时常向公众证明自己的宗教虔诚。反之，一位无神论者若想在美国当选总统，其几率一定跟“基地”组织成员不相上下。
跟美国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朱克曼在此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田野调查”——结果发现，这里“一切都很安静”：从来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反同性恋权利”大游行，没有教堂现场安装“耶稣的ATM”（为方便信徒刷信用卡捐资），没有大名鼎鼎的布道牧师在广播电台抨击败坏世风的“罪人”，也没有政客宣称他们竞选公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与“众声喧哗”的美国相比，这里既没有校董公开质疑进化论，没有法官根据《圣经》来判案，也没有大规模的反流产运动，更没有家长游说学校和市政委员会，要求从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清除《哈利·波特》。
作为美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朱克曼高度认同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相信宗教理想可以有效地制衡狂热的个人主义。在美国，教会通常是社区的服务中心，既提供咨询服务，也是日托所。历史地来看，教会为孩子创办学校，为病人创立医院，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在反对压迫、完善法制、维护秩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这一切使得宗教信仰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公然抨击宗教世俗化倾向也成为一些公众人物和保守派人士高调的政治姿态。比如美国基督教联盟的创建者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对世俗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宗教世俗化会慢慢地侵蚀社会的基础——如果学校董事会一意推行违背宗教信仰的世俗学科（secular science）课程，上帝的惩罚必将降临。他坚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宗教信仰，“结局将是暴政”。另一位代表人物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是一位成功的电视传教者、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创建人。福尔韦尔公然声称：正是那些推行世俗主义的美国人激怒了上帝，才导致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上帝不会被嘲弄，”福尔韦尔在著名电视节目“700俱乐部”中断言：“我坚信那些企图把美国世俗化的教外人士、非法堕胎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男女同性恋者——我要指着你们的脸说——正是你们的推波助澜才导致了恐怖袭击的发生。”
在上述基督教保守派人士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不能领会上帝的重要性，它将走向奴役、种族屠杀和暴行；如果达尔文和进化论在一个国家被广泛认可，道德诚信无疑将被抛弃。因此，一个没有充分信仰和精神追求的社会，终将辜负上帝，成为不法分子肆意妄为的场所，并沦为暴力和犯罪的渊薮。
而朱克曼撰写《自足的世俗社会》主要原因之一——正如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所说，是“冷静地反对这样一种广受吹捧的主张：没有宗教信仰，社会注定灭亡”。朱克曼收集了大量数据，表明丹麦和瑞典是地球上宗教色彩最弱的国家，并用充足的证据证明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高品质生活。他的结论是，“社会没有宗教信仰，也能运作良好，有所成就，构建和遵守健全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体系。”
在旅居期间，朱克曼就上帝、宗教、信仰等话题，对丹麦和瑞典的149位居民进行了采访，其中若干采访片段被收录在书中。他说，寻找受访者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因为许多人坚称自己关于宗教“无话可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既不信奉上帝，也很少关心死亡或生命的意义，并对这种缺乏宗教反省的现状怡然自得。他们辨别谁是真正的基督徒，是通过特定的传统和价值观，而不是通过圣经、上帝或者繁琐的宗教礼仪。当然，他们通常也遵守一些基督教传统的文化礼仪，如洗礼、坚信礼和教堂婚礼，并认为基督教赋予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观。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放弃了对于基督教超自然性的信仰——朱克曼将这种现象称作“文化宗教”，并认为这种缺乏上帝概念的文化宗教对于造就两国的繁荣富庶和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根据朱克曼的考察，从各个方面看，丹麦和瑞典都堪称是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典范：这里的社会和谐，犯罪率极低，而清廉指数全球最高；这里教育体制完善，经济发展稳健，人文气息浓郁；并且，拥有包括免费医疗在内的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根据伊拉斯谟（Erasmus）大学路德·费恩霍芬博士（Ruut Veenhoven）的采样和计算结果，在全球91个国家地区中，人均幸福指数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而瑞典（以及挪威）等国则紧随其后。
丹麦和瑞典为何能够如此繁荣？普遍的看法可能与下列因素相关：他们人口规模较小，在过去数个世纪中与欧洲殖民大国往来贸易频繁，以及他们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些因素，通过累进税制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安全保障系统融合在一起，成效卓著。然而，在朱克曼看来，这些只是一些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与之相关的更深层因素，很可能是它们独特的气质和特有的文化，例如他们对世俗的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强烈信仰。
依据各国在国内建立社会公平正义取得的成功，德国智库汉斯-伯克勒尔基金会（Hans-Bockler-Stiftung）将各国进行了排名。不出意料的是，丹麦和瑞典这两个宗教氛围极其淡薄的国家，并列世界第一。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宗教化社会的巨大嘲讽：当他们坚信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感——比如关心孤苦伶仃和贫病之人——必定蕴含在基督教（以及犹太教）等伟大宗教中时，他们从未意识到同情、善意、宽容、诚实等传统宗教价值观，当今已在丹麦瑞典等世俗化国家以道德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并在全国范围广为推行。
进入现代社会，宗教并非社会生活的全部早已成为共识。从起源来看，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来源，乃是出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诚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言，“在所有的信教来源中，生命的最高和最终危机——死亡——最为重要。”因为人类注定要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因为所有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害怕死亡的威胁”，所以人们转向信仰宗教以寻求慰藉——正因为宗教消除了他们对“自己终将不复存在”挥之不去的恐惧，并给他们带来了永生的希望。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话说，人类始终无法避免“死亡的痛苦之谜”——这一种恐惧导致人们产生出普遍的无助感，因此需要转向宗教或上帝寻求慰藉。
然而，在漫长的人生中，对死亡的忧虑，并非如影随形；换言之，信教只是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凭借理性的力量，人类很快将对于上帝的信仰发展成一种“超自然的补偿”。从这个角度看，死亡并不具有任何神秘或宗教色彩。对于普通人而言，死后就表示一切都消失殆尽，而那本就是事物该有的样子。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名著《反抗死亡》（Denial of Death）中提出，反抗死亡和拒绝接受死亡是人类的共性吗？显然不是。我们是否有可能找到这样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大多数人不那么担心死亡，他们接受死亡的必然性，而且不会因为知道自己总会死去而感到极其忧伤和绝望。朱克曼在丹麦和瑞典发现的宗教文化，便是最好的回答。
众所周知，当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普遍不相信来世，但这并没有表明他们高度绝望。相反，朱克曼所采访的丹麦人和瑞典人多半感到幸福和满足。他们通常过着一种富有成效、富有创造力、感到恬然自足的生活。他们会追求自己的事业：旅行、上网、建造房子、抚养孩子；他们参与各种活动，比如政治、艺术，以及慈善基金会，等等。当然，在受访人群中，有些人患有抑郁症、慢性疾病、以及其他心理疾病，并感到孤独寂寞——没有人会完全免于这些疾病和感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努力工作、热爱生活，并竭力找寻生活的意义。
长期以来，对生命意义的担忧，一直困扰着人类。如果人类只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和生物进化发展的产物，如果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只是各种物理特性的混合体，如果死亡真的意味着结束，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伴随着对于死亡的恐惧，有人争辩说宗教的作用在于为“我们从何而来”、“生活的意义何在”等人生终极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答案。当然，千百万人都渴望得到答案——他们也因此转向宗教。但绝大数丹麦和瑞典人，并不做如斯之想。
在朱克曼采访的人群中，有许多人非常直白地宣称他们不相信生命存在终极意义。然而，又恰恰是这一群人安居乐业，悠闲自得，充分享受生活，根本不理会所谓人生价值和意义。这一规模达到数百万人的世俗男女的存在不仅拓宽了世俗生活的范畴，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另一种非宗教的生活方式。人类文明原本就是千姿百态，一个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地方性宗教，凭什么必须取代其他文明形态？
在宗教气息浓郁的国家如美国，贫富差距似乎并未由于上帝或《圣经》的谆谆教诲而减小，相反这一差距却不断拉大。而丹麦和瑞典两国，不仅将财富分散到令西方发达民主国家无法比拟的程度，而且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实实在在的福利更是高得惊人。如果一个人失业，他们不必担忧失去医保，也不必担忧住房被没收。无论多么穷困潦倒，他们总能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甚至包括免费的职业培训，直到他们重新上岗。这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与传统基督教仁爱、行善（施舍）的信条相比，无疑更为积极进取，也更行之有效。这也是朱克曼在本书结论部分的重大发现：丹麦和瑞典社会世俗化的背后，不乏宗教信仰力量的支撑。只不过，这种宗教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宗教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当然，照评论家的看法，以上关于丹麦和瑞典经济繁荣背后的原因探析尽管言之成理，但它也的确是朱克曼论述中最薄弱的一环。作为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朱克曼擅长问卷访谈和田野调查，然而他对于北欧国家的政权兴替、宗教变迁等历史文化背景缺乏理解，因此其立论大多基于当下的现状，但缺乏纵深的思考。事实上，丹麦和瑞典等当今“高福利”国家的施政方针，都可以溯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路德宗传统，没有这些传统的影响就没有今日的繁荣。例如路德的天职观可以视为就业权利理论的基础——《圣经》中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是路德宗教改革的出发点，而路德“信徒皆祭司”的主张更打破了人为设定的职业门槛和界限——换言之，正是新教路德宗职业道德观的影响，才造就出新型的中产阶级，而后者才是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或许只有透过世俗化的表象，方能洞穿其背后宗教文化的本质。像德沃金一样，朱克曼提出了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却需要每一位读者自己去寻找。
题图为《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2015）剧照。图片：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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