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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虽有边疆，但也有交流。在16-19世纪，文明的交流卓有成效且和平自愿，没有战争；不但帮助西方走出了中世纪，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造像，纵目、宽鼻、形态肃穆。这种艺术风格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青铜雕像相近，有可能是吸收了西亚文明因素后改造创新而成。（本文图片均摘自《文明的边疆》一书，出版社授权。）
中西文明的相互交往，不仅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且有力推动了历史进程，并形塑了现代世界的格局。2020年12月，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出版了《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书中从大范围、长时段、历史纵深的角度考察欧亚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将这段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宏大的篇章：从史前丝路到凿空之举，远古的东方与西方首次相遇；汉唐时期诸神入华，四大文明体系在西域边地汇流，开始形成多元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宋明之际，香药东来、瓷器西去，华夏物产经由海上丝路到达中亚，远迄欧洲；至晚明盛清，传教士东来，拉开了中国与欧洲从想象异邦走向东西之辩的文明互鉴的帷幕。至此，丝绸之路终将亚非欧三大洲，亦即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1月19日，张国刚做了题为“丝路文明动力机制的四个维度”的讲座，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曾在欧洲留学与执教多年，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学会副会长。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和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3）、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计划（2006），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14）。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隋唐史、中西文化关系史、西方汉学史。代表性学术成果有：《唐代藩镇研究》《治术：周秦汉唐经世之道》《中西文化关系通史》《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大唐气象：制度、家庭与社会》《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唐代家庭与社会》《资治通鉴启示录》等。获得《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优秀论文奖、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第10届中国好书奖、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等。
《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张国刚著
中信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到宋元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就超过了陆路」
今天，我主要讲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中西交往的历史脉络，二是中西文明交往的方式，还有大航海以来东西方的相遇。最后，再谈谈中西对话和历史回响。文明就像边疆一样，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疆界和领域，都有自己的内涵，就像国家的边疆一样。一种文明不可能统一其他所有文明，西方文明不能统一世界，中华文明也不应该统一世界，阿拉伯文明、非洲文明、中东、近东的文明都是这样。每个文明有自己的内涵，它们应该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文明的边疆呢？在文明的边疆，有人员的交流，有思想的交流，有经济的交流。当然也有冲突，我们不希望文明发生冲突，我们希望文明能够和谐共生。边疆需要安宁，各个疆界内的百姓安居乐业，文明共享。我觉得，用文明的边疆来表达中华文明和西域、西方文明的交流很贴切。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良渚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遗产，这等于是官宣了。当然，文明的探源也是过去一直讨论的问题。中华文明5000年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和周边、和域外文明互融互通、接触碰撞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描写的那块地方发生，也在良渚、凌家滩、红山和石家河等地多元发展。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考古发现，都显示出早期中华文明的互通互容。考古学家苏秉奇先生用满天星斗来讲中华文明早期的发生过程。满天星斗，神州大地成了汇集文明的海洋，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互融互通、接触碰撞的历史过程。中西交通的发轫，从历史记载上讲，是张骞通西域。《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都有关于张骞的记载。可是，我们如果追到源头，史书的记载很有限。东西方各个族群交往的鲜活记忆，从考古资料可以追溯得更为久远。石峁文化，三星堆考古，商周玉石之路，早期北方青铜考古遗迹都有很多。今天我看到报道，说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有确切科学考古记载的城址。它是公元前750年一直到公元前150年，春秋早期到战国，乃至汉朝的前期。这些考古遗址表明，在张骞之前，就有不知道多少东西方仁人志士，因为各种目的进行交往。考古学上，把它叫作玉石之路。《史记》曾经记载，战国时期赵国有三宝：代马、胡犬、昆山之玉。当时苏厉告诉赵王，如果秦人控扼了北方的话，你就弄不到这三样东西了。昆仑之玉是从草原来的。历史上讲，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去秦国，和氏璧出自楚国。楚国有没有可能跟西域相通？当然有可能。因为从东南之路到云贵再到印度，那边也能通到中亚，当然也可以跟新疆相通。当然，最便捷的不是楚国，应该是赵国。赵国这边从草原上和西方交往比西南丝绸之路方便多了。为什么称赵国的和氏璧为楚壁？我估计，这可能是为了掩盖玉石的来源。“飞天”出自佛教天神“天龙八部”之一，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之后，与道教“飞仙”艺术结合，并逐渐受到中原“秀骨清像”的画风影响。这些考古的遗存，包括文献记载的相关内容，勾勒出了张骞之前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的痕迹。尽管如此，张骞的意义依然非常重大。因为张骞提供的西域信息，是司马迁撰写《史记·大宛列传》的材料来源。官方使团由于张骞提供的线索，络绎不绝地开展了跟西方的交往，包括对西南方向的开拓。到了明清，就成为“茶马古道”了。因为张骞的家乡是汉中，汉中往南就是成都平原。汉中这块地方，虽然现在是陕西的，但秦岭南部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跟四川很接近。所以，巴蜀的东西，他很熟悉。他在大月氏看到了四川的纺织品、竹木制品，他就问，人家告诉他，我们南边有个国家叫印度，这些东西是从印度过来的。所以张骞知道，从四川那边能到印度，再到他所在的大月氏国。因为有匈奴阻隔，张骞九死一生，在西域待了13年，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帝末年，从广州、番禺那边派船到斯里兰卡，也都是张骞凿空（开通、开辟、开拓）的后续成果。由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组成的“一带一路”，从此正式开通。1500年以前的东西交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张骞凿通之前的草原丝绸之路，或者叫玉石之路；第二，是张骞之后，汉唐时期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为辅的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主体方向是西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体方向是南海；第三，到宋元明清时期，包括郑和之前和郑和之后，海上丝绸贸易就超过陆路。除了短暂的大蒙古国和元朝之外，西域的路途多数时间是阻隔状态。在整个明朝， 帖木儿帝国控制中亚，奥斯曼帝国控制西亚，陆上都走不通了，贸易往来相对衰弱，海上丝绸之路就超过了陆路。这种超越，有各方面的原因。比方说后来的贸易品主要是瓷器，很沉且容易破碎，走陆路不方便，海上运输更方便。当海上丝绸之路发达起来后，中西交往就跟原来不一样了——这不仅仅是一种由于贸易品的差别，更是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比如指南针，比如说动力技术对季风的把握，因为陆地和海洋夏季、冬季的温差不一样，所以它的风向就不一样。当初马可·波罗是从泉州等季风 ，然后走红海波斯湾那个方向回去。反过来，夏季的风又能够到东方去，在蒸汽机发明之前，动力技术的把握很重要。1500年以前，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中算上段；1500年以后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算下段。1500年之后，欧洲文明随着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远东地区也在其中。最初，欧洲向外移民主要是在美洲，后来还有澳洲。这些地方都比较落后。欧洲人在海外探险，船长管开船，舰长是海军指挥官，还有传教士和商人。军队保护商人拓展海外市场，保证商业活动得到军事的支持。到一个地方以后，传教士从宗教信仰层面进行传教。欧洲的扩张，不仅给世界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和宗教文化，还把中国文化也介绍和传播到了欧洲。因为欧洲人之前到达的美洲、非洲等地方都很落后，东南亚那时候也还没什么人，有一些部落被酋长领导，再就是中国的侨民。当时，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很发达，就欧洲人所到的地方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文明可以和欧洲分庭抗礼。中国文化被介绍到欧洲后，形成了欧洲的中国文化风。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中欧交往达到高潮。但自18世纪晚期就开始反转了，主要是因为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西欧以英国为领头羊，大踏步走出中世纪。欧洲开启工业化之后，中国辉煌的农业文明成为反衬西方工业文明绝代风华的一种对照物。马戛尔尼1793年访华，在欧洲引起的回响整体非常负面，这终结了中欧文化的浪漫蜜月。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单向蜂拥而至，一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发生改变。我刚才给大家勾勒了中西文明交往的过程。归纳一下，以1500年为界，1500年前，可以分成张骞之前的草原丝绸之路，张骞之后又分两个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汉唐时期，陆路上与西域的交往最发达，尽管海上有交流——比如说法显从海上去，从海上回来。唐德宗时期，还派过官方使团，从海上到大食——即阿拉伯世界进行政治外交活动。宋元明清，就是海路上更发达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公元3世纪“犍陀罗弥勒菩萨像”，佛像具有印欧人的外形特点。张骞通西域之后，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起源。
「中西文明交往的三种模式」
在中西文明交流方面，方式多种多样，有物质层面，有技术层面，还有思想文化层面。在物质层面，由原产于中国的大米、小米向外输出，也有张骞引进了西域的很多物品，比如说苜蓿、汗血马等。在科技层面，中国输出了“四大发明”。从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说，中国早期的青铜技术应该是由自己创造。但是，印欧人的东迁可能影响到商周的青铜技术提升。西汉时期，我国钢铁产品就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公元1世纪的罗马学者普林尼在他的著作《博物志》中谈到，在当时欧洲市场上“虽然钢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从中国来的钢相媲美的”。青铜技术在中国得到提升以后，跟西方青铜的用途不一样。西方用它做兵器，中国用它做礼器。大型祭祀的设施，都是青铜铸造的。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就更多了。比如佛教入华，《道德经》在唐朝被中国人自己翻译成梵文，王玄策带到了印度，但具体细节不清楚。中国的“四书”翻译到欧洲，印度的佛典翻译到中国，这些都有丰富的资料。这些交流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如政治外交，经济利益等。南宋政府对外贸大力支持，因为外贸能够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也就是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在科技传播方面，公元751年，在怛罗斯之战中，中国一些工匠，包括造纸工匠，在战争中成了俘虏，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大马士革。有一些阿拉伯工匠成了中国的俘虏，他们也带来一些西方的科技。元代郭守敬把阿拉伯的历法融化到自己历法工作当中；清朝汤若望用欧洲的天文学改造，让清朝的历法更精确。在宗教方面，东晋时代的法显，60多岁去印度， 70多岁回来，80多岁圆寂，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唐朝的玄奘也去西域取经。欧洲的传教士在中国，也是以生命来献给他的传教事业。我讲了这么多“西方”，张骞在中亚阿富汗，玄奘取经去的印度，郑和下西洋在红海波斯湾，甚至到了非洲的东海岸，近代的利玛窦他们来自欧洲……那么，这个“西”好像有点乱。高加索地区，在里海和黑海之间偏北。高加索人种就是白人，蒙古人种是黄种人。不过，今天讲的高加索人叫原始的印欧人，原始的印欧人进行民族大迁徙的模式有三种：一种是南亚模式，一种是南欧模式，一种西北欧模式。南亚模式就是印度。在公元前1500年，印欧人迁到印度建立了种姓制，带来了吠陀文明，把古印度的哈拉巴文化给取代了。所以，印度最早的文献是梨俱吠陀，他们就成为高等种姓。然后是南欧模式。希腊罗马建立了欧洲典型的奴隶制度，这些家族，家家户户长达千年的迁徙，在这里建立了奴隶制度，他们称为公民，有的战争俘虏就成为奴隶。第三个模式西欧北欧模式，就是德国、英国。印欧人跟当地人通婚，或者征服了当地人。有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人种跟印度上层人种是同人种，希特勒讲德国人是最纯种的雅利安人——这是他的一种误解。因为雅利安人是印欧人在亚洲的自称，总体叫印欧人。雅利安人包括典型的伊朗和印度人，他们都是白人。印欧人迁徙，到了春秋时代——就是在孔子的时代里基本完成的。截至公元前500年，古印欧人各部落的迁徙浪潮逐渐平息，从印度河流域直到不列颠岛，从南亚到西欧，在整个欧亚大陆西部的广袤地区，带着青铜和铁器，创造了安纳托利亚文明。吠陀文明到了印度，古波斯文明到了伊朗， 古希腊、古意大利就是希腊罗马文明，古日耳曼文明和凯尔特文明，分布在包括德国、英国、北欧、西欧在内的整个欧亚大陆西部地区。整个西欧大陆地区的文明的塑造，跟印欧人的迁徙密切相关。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西”。中国在哪儿？中国在一个几乎完全独立的区域，东南是大海，西南是高山，北边是沙漠，在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环境里构建自己。所以，中国跟这些印欧人有点“离群所居”。西方人讲，真正的东方在哪儿？不在苏伊士，不在高加索，而在天山——也就是说，其他几大古文明之间都是相通的，包括人种、语言、宗教等。只有中国不太一样，所以我开玩笑说，从欧亚的文明来说就是两种人——一种是中国人，一种不是中国人。中国最不一样的地方，不仅是拥有着世界第三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且在这么一个庞大的地域内，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还有我们中国的文字古今之间就没有多大的变化， 2000年前的《史记》，大家今天看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文明是这样？秦汉灭亡了，有隋唐接着；隋唐灭亡了，有明清接着。可是罗马帝国没有了，后面就不是这样子。所以，中国文明的传承性确实非常独特，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独一无二。18世纪，中国丝绸在英国蔚为风尚，英华园林风靡一时。
「中西文明之间都有选择性误读」
在中国文明跟西方文明的交流过程中，误读现象很难完全避免。把不同文明完全移植过来有没有可能？玄奘曾经想把印度佛教的唯识宗完全移过来，他圆寂以后，这一派就断了。所以，文明的对话中有个误读现象，或者郢书燕说——选择式的解读。选择式解读，就是我需要什么，我就会最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刚刚改革开放时，中国人到西方去，回来写个游记，谈自己在那儿的观感，大家也愿意看，因为那时候出国少。作者选择的都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东西，他认为这事写出来，中国人愿意了解，这是一种需求。当然，对方这方面可能确实跟我们不一样。比如马可·波罗到中国来，他最关心的问题跟他前面几个人不一样。在他之前的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都是传教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都没有到中国内地，都只到了蒙古。柏朗嘉宾是教士，他是教廷使团的成员，到蒙古主要是军事和政治外交的目的，他最关心的是，蒙古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哪儿来的？是什么制度？他们信仰什么？他们的军事力量怎么样？鲁布鲁克也是教士，1253年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他对他的信仰感兴趣。但马可·波罗是商人，他对物价感兴趣，对交通感兴趣，对商品感兴趣……当然他也吹牛，夸耀说忽必烈对他多么重用。也就是说，需求是影响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商品也是这样。早期是西方对中国的丝绸有需求，到明清时期，除了丝绸，主要还有茶叶、瓷器等。到清朝，中国的瓷器就不如西方了。清朝的外销瓷，就是一抹灿烂的晚霞。中国的瓷器和技术传到西方之后，西方接受消化，制造出比中国更高质量的瓷器来。指南针是中国发明的，但在沈括的时代，西方人就把指南针改造成航海罗盘；到清朝，中国又把它引进过来。选择性解读，或说是误读，分两种：一个是知识盲区的误读，一个是知识优势的误读。知识盲区的误读是说，异域文明中有些东西是我们的盲点，我们在理解时就存在盲区；要么就被过滤掉了，要么被另外一种自我诠释来解读。最典型的就是佛教儒化，佛教有的东西中国不理解，就会用庄子来解释，“惑者晓然”——不明白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在知识盲区的误读当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利玛窦传来世界地图，上面有亚洲、非洲、欧洲等，中国处于世界的一块地方。中国人一下受不了了，我们是泱泱大国，四面都是蛮夷……有人就来解读，说九州有两种，一种是中国内地分为九州，《尚书·禹贡》里面有记载；另一种就是战国时期，邹衍认为这个世界又分成几个州，然后他对世界有个想象……现在利玛窦传过来的东西，我们早就知道了。对于西方传来的知识，明清甚至晚清时期的中国人老是说我们早就有了，这是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有人认为，那时的人老说西方的知识老祖宗早就有，因此就淡漠了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我现在看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佛教入华以后，从韩愈、程朱陆王到王阳明，他们都从禅宗思想里面得到启发，然后重新解读中国的儒学，所以把汉儒的诠释变成宋儒的新解，更多是六经注我式的诠释。但是，他不会说是从佛教来的，而是说从尧舜禹汤和周公来的，构建自己的道统。他说我的心性是从孟子来的，是从庄子来的。但是，他对佛教文明的吸收一点都不不含糊，包括朱熹、韩愈跟佛教徒关系也很好。我认为，这也是文化自信，这样讲才能为自己积极吸收外来文明打上具有民族感的标签。我们过去什么事都是从老祖宗那儿找，最后混淆了两者的区别。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壮大了自己胆子，大胆吸收外来文明。知识优势的误读，指的是在误读过程当中，会更多地让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知识体系对他者进行理解。比如，犹太教传到欧洲变成基督教，佛教入华被儒学思想洗礼……总之，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过去所说的引进，郢书燕说式的误读是常见的方式，玄奘真正原汁原味的唯识学反倒不受待见。自我创新的禅宗和净土宗大行其道，因为它更适合中国人的要求。佛教进入中国后，又传入了韩国和日本，也为东亚国家各取所需。这种误读，其实就是接受主体对异族文明的一种自我诠释，对他者的一种自我理解。中国的古史传说，经过杜赫德等人的翻译，“四书”等儒家思想也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我曾经给我学生的博士论文起了个题目《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中国伏羲就是诺亚，激发了处在变革之中的欧洲人的思想观念。他们的种种解读，这是为了回答欧洲人关心的现实问题。汉语是不是聪明语言？中国人是不是诺亚的直系子孙？孔子道德哲学有何真谛？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这些知识能够解答欧洲人心中的疑团，能够浇灌他们心中的块垒。举个例子，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上帝跟蛇，他们的对话是互相沟通的，那个语言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语言。当上帝看着人们在巴比伦造一个很大的通天塔，上帝就施了法术，让人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分别讲不同的语言。欧洲人一直关心，巴别塔之前的语言是什么语言？是埃及的象形语言，还是希伯来语？还是中东某个地区，基督教最早传播那些地方的语言？最后有人说，中国的中文是这个语言，莱布尼茨还非常关心这个现象。我在欧洲的时候，曾经看过当时他们的一些研究资料，包括他们找了好多汉字方块字，诺亚夫妻俩、三个儿子跟三个儿媳妇，八个人带着各种动植物上船，到处都是洪水，不知道过来多少天，诺亚放出一个鸽子，看看它有没有落脚的地方。鸽子没有回来，说明水还没退。过些时候，他们又放出鸽子，这个鸽子嘴里含了一根橄榄枝回来，说明水退出了？树露出了水面——和平鸽、橄榄枝的典故就来自这里。那么，诺亚的船到哪儿去了呢？谁是诺亚的直系子孙呢？诺亚的三个儿子，一个是亚洲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欧洲的祖先。诺亚到中国去了，你看中国的“船”字，左边是个舟，右边的上面一个八，下面一个口。如果中国人不知道诺亚八个人坐船，怎么造车船呢？总之，在这些传播过程当中，有的不是误读，而是故意为之，他就是用自己的知识来解读异域事物，东西方都一样。总之，文明之间有差距和流动，接受方有需求才交流。西方在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广泛吸纳，八面来风，吸收各种文明的正能量，推动了近代化转型。中国只是它的一个触媒、一方营养。欧洲社会内部的变革需要外在的一些正能量。相反，晚明盛清的中国王朝，包括康乾盛世，在农业文明的历史轨迹上，尽管依然锦团花簇，依然繁荣昌盛，但将利玛窦带来的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当做盆景而没有使之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这是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产生这样的需求。汉唐时代，中国高僧大量翻译佛典，可以说是非常主动地吸收了外来文化。明清就相反了，欧洲更主动，中国是被动者，也是挥之即往。教廷的那些资料，赞赏人的书简，初始外交官的远东报告，贸易商的道听途说，都扮演着东西互鉴的角色。因为主动方往往获得定义交流话题的主动权。例如，明清时期，“God”这个词到底怎样翻译？用上帝，用天主，这个词会让中国人产生异样的感觉吗？会不会真正体会神的宗教意味？中国人有上帝这个概念吗？还有礼仪问题，中国祭祖、祭孔是多神崇拜吗？这都是欧洲社会广泛讨论议题，都跟欧洲社会有关系，中国人完全不知道。所以，强大的一方往往更自信。关于文明的交流，其实也不仅仅是个历史话题。2019年，美国国务院的高官、哈佛大学政治国际环境博士斯金纳在华盛顿发表报告，说美国跟中国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不同人种的冲突，这与我们过去跟苏联的冲突不一样。美苏冲突是西方同一人种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是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事。这样的论调，明显把中国视为异己。班农更直接地说中国是非盎格鲁·萨克逊，非犹太非基督教。这种思想，其实跟西方学者亨廷顿等人有关。亨廷顿早年就说，冷战结束后是文明的冲突，他的学生福山是哈佛大学博士、斯坦福高级研究员，写过《历史的终结》。他后来跟他老师的观点不一样了，他对中国的文明也有肯定，说中国秦汉时代就具备现代国家的某些特征。其实，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芬纳在《统治史》中，也讲过这个意思。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主张，中西文明应该互通互融，但也有斯金纳这种文明冲突的观点。总之，斯金纳背离了西方的主流价值和政治正确，他在2019年的七八月份莫名其妙就辞职了，但2020年蓬佩奥的一次发言，意识形态的色彩很浓。这些都是偏见。文明虽然有边疆，但是文明也有交流，应该和平共处。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不同文明的差异和交流。尤其是1500-1800间，中西文明的交流卓有成效，而且和平自愿，没有战争。文明的交流，不但帮助西方走出了中世纪，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之谓也。